因为不好听。
前两天和家父通话，顺便提到了这首新歌，家父只有初中文化，这就是他对这首歌最简单的评价，对此我也深表认同，我觉得这应该也能代表我等广大俗人心底的真实声音。
对于我来说，音乐和其他任何一种大众文化消费产品一样，游戏，电影，动漫，它的首要任务是第一时间引起人感官的愉悦，做到了这点才是成功的，而批判性，则是严肃文学和哲学的事，但这两者本身也不是面对大众文化市场的。
大多数人都觉得这首歌的作词寓意丰富深刻，跟风争抢着对此提出各种分析见解，认为这是首很优秀的作品，这其实就混淆了事物的本质和属性。
从哲学角度举个例子，近代哲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物质之所以是物质，和心灵相区别，是因为它占据空间，也就是它有“广延”，这就是它的本质，而其他的颜色、气味、硬度、弹性、可燃性等等，就是它的附带属性，根本上定义了物质是物质的，是它的广延性，而没了这个，其他属性也就不存在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呢？任何一个有健全感官能力的人都知道，肯定是旋律，是声音，它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看的，更不是用来思的。 所以决定音乐作品是否优秀的第一要素肯定是调子的婉转动听，然后才是其他方面。
我是个外行，不懂谱曲编曲，无法用专业乐理知识评价这首歌的曲子，但我自认为是一个有健全感官能力的人，当这首歌的旋律通过空气振动我的耳膜，传导进大脑而引起脑电波反应的时候，我朴素的感官能力告诉我，这首歌并不好听，这就够了。就像说一个人究竟好不好，根本上肯定是从道德维度来评价，因为决定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是因为人具有道德，而辨别善恶的道德标尺，也内在于每个具有健全心灵的正常人心中，它也是朴素的，并不是什么少数人掌握的高深莫测的能力。
同样，音乐作品的旋律是否优美动听，引起人感官的愉悦，每个有听力的人的耳朵不会说谎。
大多数人认为，这首歌就算不好听，也是优秀作品，因为它词写的具有艺术性，姑且不论词写的究竟怎么样，我认为音乐作品的艺术性应该不是用词来衡量的，那些大多数词写的文采斐然、流传广远的音乐作品，前提一定是它的曲子动听，只有在此基础上大众才会去关注作者作词的过人之处。
举个例子，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就当代而言，亚洲音乐的高地肯定是日本，上世纪末很多风靡全国的港台歌曲，只要你注意一下，基本一半都是翻唱日本人的曲子，比如我很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谷村新司的两首作品《浪漫铁道》《星》，前者被张学友翻唱为在大陆非常有名的《遥远的她》，李克勤的《红日》《月半小夜曲》，刘若英《后来》，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范玮琪《最初的梦想》，陈慧娴《千千厥歌》，筷子兄弟《老男孩》，包括近几年一直很火的网络歌曲《起风了》等等，这些都是基本都是在中国最有名的歌曲，其他例子太多根本举不过来。
当然这些翻唱作品也十分优秀，不然也不会火了，需要思考的是，往往那些被翻唱的原作本来的词作也是可称道的，就拿《浪漫铁道》里的歌词,
出逢いはいつも悲しい 別れの時を思えば(每每想到别离，即使是相逢也总是伤感）
老人が呟いていた 人生は皆泡沫（年老之人喃喃自叹，人生皆是泡沫） 这些原作的词也都十分精巧，意味隽永，但却鲜有人把这些词作考究地翻译过来，自己谱曲唱出来，而都是把曲子拿过来，自己发挥作词。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优秀的作词仅仅是锦上添花，曲子才是音乐作品的灵魂和生命，是音乐能够广泛传唱、历久弥新的根本。
而音乐作品的绝大多数受众并没能力去分析作曲背后复杂的乐理知识，辨别曲子最朴素的方式就是在它进入耳朵的一瞬间能否触动心灵，引起愉悦和享受。音乐作品追求的从来就不应该是什么批判性，深刻性，这是严肃文学和哲学的任务。你要真想从文艺作品中获得一些对现实和历史的洞见，不如去看看王小波，莫言，阎连科，看看卢梭，托克维尔，奥威尔，哈耶克，看看邓晓芒都行，而不是指望听一首歌。
所以我说《罗刹海市》是失败的，因为它不好听，这一点就够了。
另外即便从词作来看，在一篇以志怪寓言风格为基调的歌词里突然插进个“维特根斯坦”，也难免让人感到十分突兀和尴尬，虽然我对维特根斯坦知道不多，但维氏哲学大概意图就是说明语言是有边界的，在语言边界之内的一切人类事物都能够被说明清楚，在这之外，人们务必保持沉默。这并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无非是用自己的体系再次对以往的形而上学和20世纪欧洲大陆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和对峙。所以要理解维氏，肯定是要从历史视野内哲学思潮的变动发展出发，进入他的哲学体系之中来理解，而不是像这首歌这样冷不丁地拿过来就用，难免有断章取义、附庸风雅之嫌，就像前几年那篇高考作文《生活在树上》对各种哲学语言的摘抄堆砌一样，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往往是一个理论整体，真的不适合这种像这样被当成鸡汤来碎片式引用。
但是，否定这首歌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个歌手本人，家父也算是刀郎的歌迷，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刀郎的专辑vcd光盘，我是听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情人》《冲动的惩罚》《披着羊皮的狼》《北方的天空下》长大的，小时尽管不关注这些歌的词，但依然会被这些歌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吸引，这已经能说明刀郎这个歌手作曲能力的优秀了，老少皆宜，雅俗共赏。
<hr/>下面是摘自社科院的尚杰研究员个人公众号的一段话，很精妙表达了我想表达却说不出的那层意思。
我形容这歌词是奇装异服，它掺杂着半文半白、《聊斋》故事、寓言夸大其辞、大俗与大雅近邻，网络生僻语又“生儿维特根斯坦”、跳跃性极强、不正经且极端正经，以套话“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结尾， 字面上却是从“驴”与“鸡”推导而出，但“驴”不是“驴”而叫马户，“鸡”不是鸡而叫又鸟，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在意思上毫无关联的分拆，完全是在戏谑，而不同于我多次提到的汉字的“会意”造字法，例如“泪”。
“马户”与“又鸟”之说，破坏了汉字之美，属于有创意的调侃。从字面上看，这几句歌词却由于没有表达任何意思而具有生理上的力量——换句话说，它只有莫须有的尖锐却并不温柔。每句歌词都有棱有角却无法一眼望穿。鸡、驴、猪、狗——歌词中这些主要动物，被赋予道德属性，而“腚”和“脏东西”等又过于直白，这使得歌词并不具有诗意，不仅与李叔同的《送别》无法媲美，甚至不如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送别》与《何日君再来》满怀深情，而《罗刹海市》更像是一个充满怨气的刻薄少年。这首歌的曲调有东北二人转的深深痕迹，节奏与旋律朗朗上口，身体必须舞动起来。我认为这首歌的流行主要在于它的歌词，而不在于它的音乐性本身。这歌词的积极意义，在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强大的、爱憎分明的讽刺力量，而听众并不需要真的知道歌手在讽刺或者爱憎分明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它反映了民情中盲目且剧烈的黑色冲动。但它与浪漫的激情无关，更不是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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