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基本来自李祖德先生所写《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因为该文内容过长，且涉及时间地域较多，故笔者删减掉其中不太重要部分，重新整理如下。另外关于此文的主要观点，笔者自认才疏学浅，所以无法反驳，只能对其观点表示完全认可，至于细节部分可能存在的错误，因为不影响全文主要观点，所以笔者也就不做说明了。
<hr/>内容说明：
本文对《史记·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中刘邦设“晋巫”、“秦巫”、“梁巫”、“荆巫”这段史料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与诠释。追溯了刘邦祖先在春秋战国时期流动迁徙的轨迹，论证刘邦祖先何时入晋、入秦、入梁、入丰的历程，并对刘邦历代祖先的活动与事迹作了考察。
《史记·封禅书》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下诏曰：
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 在这里，刘邦设立梁巫、晋巫、秦巫、荆巫，读来令人费解。晋是春秋时期的古国。梁是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迁都大梁 ( 今河南开封) 的梁国。秦是刘邦所推翻的敌国。荆是楚国的别称。
这些国家与刘邦究竟是什么关系，值得让他在长安设祝官与女巫去祭祀？翻遍《史记》全书，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史料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说明。到了东汉，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郊祀志》中，对上述这段史料稍有改动 ( 后有详述) ，但基本上原文照抄，也未作任何说明。不过，班固在《汉书·高帝纪》的”赞"中，对刘邦的祖先作了一番议论，其文如下：
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 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 至此，由于班固的这番议论，我们才知道刘邦设秦巫、晋巫、梁巫、荆巫，不是在祭祀这四个国家，而是在祭祀这四个国家中的祖先。后人文颖对刘邦祭祀祖先作了注释：“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祀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也。”这就大致勾勒出刘邦祖先从晋到秦、从秦到梁、从梁到荆的历史轨迹。
刘邦以国别祭祀祖先，十分奇特。对刘邦祖先何时入晋、何时入秦、何时入魏、何时迁到沛县丰邑，过去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述。对刘邦历代祖先的活动与事迹，也大多阙如，本文通过考订与资料补充，对过去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hr/>内容前言：
在《汉书·高帝纪》“赞”中，关于刘邦祖先世系，由蔡墨、范宣子、刘向与班固本人的叙述所组成。蔡墨，晋大夫，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又称蔡史墨、史墨，生平不详。范宣子，晋卿，名士匄，是士会 ( 范武子) 之孙。
班固在《汉书》中所引“范宣子曰”这段话，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文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估计班固所引，抄自《左传》。
刘向在西汉成帝时为光禄大夫，奉诏“校经传诸子诗赋”，著有《别录》。从这段叙述来看，蔡墨所言指出了刘邦之刘姓出于刘累，其后有范氏，引出了范宣子的话。但范宣子只能知道留在秦国“其处者为刘氏”，以后之事就无法知道。而刘向就接着“刘氏自秦获于魏”，后迁大梁，又迁到丰。班固则指明迁到丰地的刘邦祖先是丰公，是刘邦的祖父，并指出刘邦设秦、晋、梁、荆之巫祭祀其祖先。
通过四人的文字纪录，环环相扣，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刘邦先祖世系。但是，这一世系所述还是比较笼统，具体情况还有必要作进一步考察。在此，我们根据刘邦先祖的排列次序，作一些补充与研究。
<hr/>第一部分：陶唐氏
蔡墨说刘邦先祖为“陶唐氏”。范宣子也说：“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接着班固也说：“汉帝本系出自唐帝”。这一说法，在西汉众多大臣的言论中，也可得到印证。如昭帝元凤时期眭弘上书称“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也称“帝尧之苗裔”， “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等等。这就是说刘邦最早的先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陶唐氏”。
《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在丰西泽拔剑斩蛇，有一老妪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补注引应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刘邦起义时为沛公，“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这一传说，不论是谁制造，都反映刘邦先祖是唐尧之后裔。
<hr/>第二部分：御龙氏刘累
蔡墨说：“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范宣子也曰：“在夏为御龙氏。”御龙氏刘累，是刘邦的刘姓始祖。
蔡墨所说的刘累，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魏献子问于蔡墨”中的一段话，蔡墨曰：
“古者畜龙有豢龙氏，有御龙氏。”豢龙氏“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 《史记·晋世家》、《史记·夏本纪》也都有御龙氏刘累的记载，但都与《左传》大同小异，可能司马迁抄自《左传》。只有《史记·晋世家》“正义”引《春秋》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裔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指出刘累是尧之苗裔，与其他记载稍有不同。
关于刘累御龙的传说，记载较多，流传较广。北宋王安石曾赋诗曰：“神物登天扰可骑，如何孔甲但能羁。当使若更无刘累，龙意茫然岂得知。”至今，刘邦的故里江苏丰县金刘寨刘姓人士，仍都流传着刘累出生时手掌上有“刘累”二字的手纹和驯龙的故事，并把刘累作为刘姓的始祖。
<hr/>第三部分：豕韦氏
范宣子称其先祖“在商为豕韦氏”。
豕韦，古国名。《汉书·韦贤传》记述韦贤先祖韦孟作谏诗曰：“肃肃我祖，国自豕韦”，可见在西汉时，仍流传着豕韦国的称谓。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史记·夏本纪》也云：“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受豕韦之后。”这里的“更”与“受”，就是更替、替受的意思。也就是说，以刘累替代彭姓之豕韦。
《竹书纪年》帝孔甲元年“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豕韦氏，原为彭姓，是祝融八姓之一，受封于豕韦。孔甲废彭姓豕韦氏，以刘累取代彭姓而受封于豕韦。《竹书纪年》帝昊元年记有“使豕韦氏复国”，当是指此。
故《汉书·古今人表》有“豕韦”与“刘姓豕韦”之分。“补注”引钱大昕曰： “彭姓豕韦为商灭。刘累之后世复承其国。” 《左传》杜预注曰：“以更豕韦氏之后，更，代也。以刘累代彭姓之豕韦。累寻迁鲁县，豕韦复国，至商而灭。累之后世复承其国为豕韦氏。”
所谓“至商而灭”，即《竹书纪年》所记武丁五十年“征豕韦克之”，刘姓豕韦被迫迁国于唐。
<hr/>第四部分：唐杜氏
范宣子称：“在周为唐杜氏。”
《汉书·郊祀志》师古注曰：“唐杜二国名也。殷末豕韦迁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
《史记·晋世家》“正义”引《括地志》：“夏后召孟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
这就是说，原本住在豕韦之地( 今河南滑县以东) 的刘邦先人，到殷末时迁居于唐（今山西太原晋阳）。周成王时灭唐，迁移到杜（今陕西杜县）。
到周宣王时，《史记·周本纪》有关于杜伯刺杀周宣王的记载，“正义”引《周春秋》云：“宣王杀杜伯而无辜。后三年，宣王会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此外，《国语·周语上》、《墨子·明鬼下》也都有周宣王冤杀杜伯，三年后杜伯鬼魂射死周宣王的记载。周宣王四十六年去世，即公元前782年。死前三年杀杜伯，杜伯应死于公元前784年。杜伯死后，其子隰叔奔晋，刘邦的先祖开始了在晋国的活动。
<hr/>第五部分：“晋巫”祭祀中的刘邦祖先
杜伯被周宣王冤杀之后，其子隰叔避难至晋，任士师。《周礼·秋官》：“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即职掌刑狱司法之官，故以官职“士"为氏。隰叔之子士蔿，字子舆，为晋国大夫，在晋国公室诸子争夺君位的斗争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晋文侯三十五年（前746）去世，其子昭侯伯即位。晋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师到曲沃，号称桓叔。从此，晋国的公室与曲沃的桓叔一系展开了争夺君位的斗争。晋国经过晋昭侯、晋孝侯、晋鄂侯、晋哀侯、晋小子侯、晋侯缗之际的多次君位争夺，到晋侯缗二十八年（前679）曲沃武公攻伐晋侯缗，从此曲沃桓叔一系成为晋国公室。
曲沃武公取得君位以后，称晋武公，二年后去世。他的儿子诡诸继位，是为晋献公。《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公八年（前669），“士蔿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九年，晋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晋，弗克。十年，晋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乱。’” 从“尽杀诸公子”、“始都绛”、劝阻伐虢这三件事来看，士蔿在晋国有着很高的权威。
在晋献公时期，士蔿还参与了太子废立的斗争。原来晋献公有儿子八个，其中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都有德才。晋献公十二年 ( 前665) ，受宠的骊姬生下奚齐，献公有意要废掉原来的太子申生，立奚齐为太子。
晋献公十六年 ( 前661) ，“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太子不从”。士蔿认为，晋献公分给太子申生曲沃城池，是给予国卿的职位，已经到了臣子的顶点，如何还能立为国君呢！所以他劝申生出逃。可是申生没有听从士蔿的话，最后被迫自杀。申生死后，骊姬又诬陷公子重耳、夷吾。重耳、夷吾非常惊恐。重耳回到蒲城，夷吾回到屈城，据守各自的城邑。
《史记·晋世家》记载：“初，献公使士蔿为二公子筑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谢曰：‘边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归保其城。”这就是说，士蔿曾为重耳、夷吾筑蒲、屈二城，并慨叹晋国“一国三公”而无所适从的无奈。
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最后重耳取得了晋国的君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去世后，其子襄公欢继位。晋襄公七年 ( 前621) 去世。当时太子夷皋年纪小。晋人因为国家多难，希望立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人为国君。晋大夫赵盾主张立晋襄公的庶弟雍为国君。
《史记·秦本纪》云：“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于是赵盾派士会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士会，即士蔿之孙，士縠之子，名会，排行季，食邑于随（今山西介休东南），因而《史记》称士会，又称随会。士会到秦国，秦国派兵护送公子雍归晋，兵至令孤。太子母缪嬴听说赵盾派士会迎立公子雍，便“日夜抱太子以号泣于朝”。
“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缪嬴，且畏诛，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发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赵盾为将，往击秦，败之令孤。”由于赵盾又改立太子夷皋为晋灵公，并出兵击败护送公子雍归晋的秦军，在秦军中的士会不得不“亡奔秦”。以上是《史记·晋世家》有关士会去秦的记载。《秦本纪》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晋赵盾欲立之，使随会来迎雍。秦以兵送至令孤。晋立襄公子而反击秦师。秦师败，随会来奔。”从此刘邦的祖先离开了晋国，开始在秦国活动。
周宣王冤杀杜伯，其子隰叔避难奔晋，时在公元前785年。隰叔入晋后，到晋襄公卒，赵盾派士会入秦迎公子雍，时在公元前620年。刘邦的先祖在晋国的时间共计165年，经历了隰叔、其子士蔿、士蔿之子士縠、士蔿之孙士会，共计四代。
<hr/>第六部分：“在秦作刘”与在晋范氏的分野
班固在《汉书》中称刘邦的先祖“在秦作刘”，又称士会“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也就是说，士会以后又从秦国返晋，而留在秦国的士会子孙后裔，称作刘姓。
关于士会如何从秦返晋，《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灵公七年（前614），“晋六卿患随会之在秦，常为晋乱，乃详令魏寿余反晋降秦。秦使随会之魏，因执会以归晋”。这个记载比较笼统，而《左传》文公十三年则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于是晋六卿聚会商议此事。
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主张“请复贾季”，郤成子认为“贾季乱，不如随会”。最后决定“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为了制造假相，晋国抓捕魏寿余妻子，魏寿余夜逃，即“执其帑于晋，使夜逸”。魏寿余以魏邑及其臣民“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魏寿余在朝中见到士会，“履士会之足于朝”，暗中蹑其足以示意，士会心领神会。“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魏寿余说：“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也就是说，晋人在秦而能与魏吏有关官吏相言语的人，陪魏寿余渡黄河先去联系。
秦伯思来想去，除士会之外，难有他人，于是“使士会”。秦大夫绕朝识破晋人之计，阻止士会东渡，而秦伯不听。临行前，绕朝与士会说：“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结果士会东渡，“魏人噪而还。”秦伯实践诺言，“秦人归其帑”。而留在秦国的士会后裔，“其处者为刘氏”。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所出帛书《春秋事语》，也有魏寿余至秦策反随会归晋一事。
从晋灵公元年士会入秦，到晋灵公七年士会返晋，历时七年。士会返晋后，留在秦国的士会后裔，失去了依靠，因此师古注曰: “其别族留在秦者，既无官邑，而乃复刘累之姓也。”《汉书·高帝纪》称高帝“姓刘氏”，师古注曰:“本出刘累，而范氏在秦者又为刘，因以为姓。”从此，留在秦国的士会子孙后裔，代代相传，都以“刘”为姓，也是刘邦“刘”姓的先祖渊源。
士会返晋以后，其后裔分成两大世系：一是士会返晋后仍以职官、封地为标志的“氏”系列，一是留在秦国以“姓”为标志的刘姓系列。
范氏与韩氏、赵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共掌晋国军政大权。士会死后，其子士燮又称“范文子”，曾任中军佐，死于晋厉公七年（前574）。士燮死后，其子士匄，即前面《汉书·高帝纪》“赞”中所称的“范宣子”，又称“范匄”。其后有“范献子”，又称范鞅、士鞅。士鞅生吉射，为“范昭子”，也称士吉射。范氏参与晋国的权力之争，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晋败范、中行氏，二子奔齐”，这“二子”即为中行寅、范吉射。范吉射“奔齐”，从此结束了范氏在晋国的活动，以官职或封邑为标志的范氏世系，至此寿终正寝。
留在秦国以“姓”为标志的刘邦祖先，具体情况史无记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弃官则族无所庇。”士会返晋后，留在秦国的士会后裔失去了士会的依靠，既无官职，也无封邑，而士会的由秦返晋，更加剧了他们在秦国的困难处境。他们更姓换名，在秦国生活，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史书缺载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刘邦先祖在秦国的时间，根据士会从秦返晋以后，经历了士燮、士匄、士鞅、士吉射四代的更替，在秦的士会后裔，大致也同样经历了四代的传承。从士会公元前620年入秦，到士吉射公元前490年“奔齐”，结束了在晋国的生涯，刘邦祖先在秦也生活了整整130年。此后韩、赵、魏三家分晋。班固引“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也就是刘邦的祖先离开了秦国，从此移居魏国。此在何时，史无明载，有必要作一分析。
《汉书·高帝纪》引文颖曰：“六国时，秦伐魏，刘氏随军，为魏所获，故得复居魏也。”从魏秦两国交战的历次战役来看，魏军败多胜少，并不断受秦军胁迫，割地求和，从安邑（今山西运城）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现从魏迁都大梁之前，摘录《史记·魏世家》中记载魏秦历次战役，按时间排列如下：
1、魏文侯十六年（前431），“伐秦，筑临晋、元里”。
2、魏文侯十七年（前430），“西攻秦，至郑而还，筑洛阴、合阳”。
3、魏文侯三十二年（前415），“败秦于注”。
4、魏文侯三十六年（前411），“秦侵我阴晋”。
5、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9），“伐秦，败我武下，得其将识”。
6、魏惠王五年（前366），“为秦所败”。《史记·六国年表》秦表：“败韩、魏洛阴”。
7、魏惠王九年（前362），“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这次战役，秦军不但俘获了公孙痤，而且还俘虏了魏国“太子”。《史记·六国年表》魏表曰：“与秦战少梁，虏我太子”，秦表也曰：“与魏战少梁，虏其太子”。少梁（今陕西韩城南）一战，魏军大败。
8、魏惠王十七年（前354），“与秦战元里， 秦取我少梁”。这一战役，秦军大胜，并取得了战略要地少梁。
9、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40），“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 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魏军大败，秦国势力东至黄河，原本失去的河西之地全部收复。
10、《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7），也就是魏惠王三十四年，“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这里的“晋”即指“魏”。又据《史记·六国年表》：“与晋战岸门。”“岸门”即“雁门”。岸门在今河南许昌市北。 从以上魏秦十次战役来看，魏惠王期间的五次战役，都是魏败秦胜，不但魏国的大将公孙痤、公子卬、魏错、魏太子被秦军俘获，而且还失去了河西土地，因此刘邦先祖随秦军“魏所获”的可能性极小，基本上可以排除。
魏文侯期间的五次战役，魏秦交战各有胜负。魏败秦胜有二次：一次是秦侵占阴晋（今陕西华阴），一次是魏军兵败武城（今陕西华县）。剩下三次战役，都是魏胜秦败，刘邦祖先有极大的可能被魏军所获。
从魏胜秦败的三次战役来看，其中魏文侯十六年与十七年的二次战役尤为重要。当时魏国任用李悝实行变法，国力日益强大。魏将吴起经过二年时间，陆续占领了秦国的临晋（今山西临猗县）、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洛阴（今陕西大荔县西南）、合阳（今陕西合阳县东南），“西攻秦，至郑（今陕西华县）而还”。《史记·吴起列传》：“魏文侯以（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 魏军占领了秦国的河西地区。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回忆这些战役时说：“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军的惨败，令秦孝公感到奇耻大辱，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在魏秦十次战役中，唯有这次魏军大败秦军，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刘邦的祖先在此时被魏军所获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从士会公元前620年入秦，到公元前430年其后人被魏所获，从此离开了秦国，进入魏国，刘邦先祖在秦国历时190年。
<hr/>第七部分：“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
这是班固引西汉刘向的一句话，也就是刘邦设“梁巫”祭祀祖先的根据。
这里所谓的“秦灭魏”，《汉书·高帝纪》“补注”引师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弃安邑，东迁大梁，更号曰梁，非始皇灭六国之时。”师古的说法是对的。魏国最早的国都是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后来由于“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大梁即今河南开封。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国又称“梁”，王又称“梁惠王”，改元为“后元”，并铸有“大梁布币”。“秦灭魏”，实际上魏并未被灭，只是迁都大梁，国又称为“梁”而已，因而史书有的仍称“魏”，仍称“魏惠王”，有的则改称“梁”，称“梁惠王”（如《孟子·梁惠王》篇）。
刘邦祭祖称“梁巫”，显然与魏惠王迁都大梁有关。如前所述，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前与秦国五次战役，都是秦胜魏败。以后一直受秦军威胁，不断损兵折将、割地求和。在大梁的刘邦祖先，多次受到秦军的攻击，最后不得不离开大梁，迁徙到当时的沛县丰邑中阳里定居。刘邦先祖何时迁到丰邑，还应作一考订。
根据史书记载，秦军对大梁的多次威胁，主要有以下三次：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283年。《史记·魏世家》载：魏昭王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四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这次战役，秦军只是“兵到大梁”，又由于燕、赵援军来救，秦军最后离去。秦军在这次战役中无功而返。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275年。《史记·魏世家》载：魏安釐王“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这里说“军大梁下”，实际上并没有攻下大梁，而是指兵临“大梁城下”的意思。《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这次战役，韩国派大将暴鸢救魏，被秦军所败，“斩首四万”。魏、韩损失巨大。但秦军仍未攻占大梁，魏割地求和，秦军离去。
第三次是公元前225年。《史记·魏世家》载：“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二年，王贲攻魏，灌大梁，魏亡。” 以上三次战役，在大梁的刘邦祖先受秦军迫协，不得不迁居丰邑。那么刘邦祖先是在哪一次战役中迁出大梁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公元前225年这一次战役。有些史家认为秦军攻下大梁，虏获魏王假，魏灭亡之时刘邦先祖离开大梁迁居到丰邑的。《史记·魏世家》引“考证”曰：“按高祖纪，魏人周市曰：丰故梁徙也。”“集解”引文颖曰：“梁惠王假为秦所灭，转东徙于丰。故曰丰，梁徙。据此则魏灭，余众徙于丰也”。
这就是说，刘邦祖先是在大梁被秦攻占之时才徙于丰的。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据《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亲历这次战役的“墟中人”，说法当然是可靠的。
大梁被秦军灌水围困三月，最后“城坏”，魏王假“请降”被秦军所虏，如果刘邦祖先在大梁城内，根本不可能突围徙居丰邑。更重要的是，如果刘邦祖先在这次战役之后徙居丰邑，那么刘邦在丰邑出生，应在这次战役之后（即公元前225年之后）。
关于刘邦的出生，据《汉书·卢绾传》载，刘邦与卢绾“同里”、“同日生”，在丰邑出生已是定论，但刘邦生于何时，则有二种说法。《汉书·高帝纪》“帝崩于长乐宫”、“补注”引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即刘邦生于公元前247年。另“补注”引沈钦韩曰：“史记注引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三。”又引杭世骏曰：“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当是六十二。”乙巳年即是秦昭王五十一年，即公元前256年。刘邦的生日，不论是公元前247年，或是公元前256年，都在公元前225年秦攻占大梁之前，也就是说秦灭魏时，刘邦早已在丰邑出生，并时年已 31岁或22岁。因此，说秦攻占大梁，刘邦祖先才从大梁徙居丰邑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刘邦祖先在秦灭魏之前已迁居丰邑，那么只有在秦军第一次与第二次进攻大梁时，刘邦祖先才迁到丰邑的。从这两次战役来看，第一次秦军至大梁，燕国与赵国发兵救魏，秦军撤退。这次战役对大梁的威胁远不如第二次。第二次战役，魏、韩联军与秦激战，秦军“斩首四万”，取得大胜。《史记·魏世家》魏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在这次战役的二年中，连拔四城，迫使魏国献地求和。这与第一次战役秦军撤退，未取得魏国献地，是不一样的。在强大的秦军威逼下，刘邦的祖先不得不离开大梁。因此我们认为刘邦祖先在这次战役后迁居丰邑的可能性最大，时在公元前275年，离刘邦在丰邑出生时有19年或28年之久。
刘邦祖先从公元前430年被魏所获，到公元前275年迁居丰邑，历时155年。刘邦为了祭祀在梁的祖先，设立了“梁巫”。
刘邦祖先从大梁迁到沛县丰邑，当时沛县丰邑属于楚国的领土。《汉书·地理志》说宋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宋地，“楚得其沛”。地跨两国，刘邦祖先从大梁迁到丰邑，是否有这个可能？
我们认为，魏楚两国除了相互战争之外，两国之间的人口往来与经济贸易是非常频繁的。这可从魏楚两国发行的货币得到证明。魏惠王迁都大梁后，曾发行一种大梁的布币，其铭文分为四种：“梁正尚金当寽”（上等的整梁金一枚相当于一寽》、“梁半尚二金当寽”（上等的半梁金二枚相当于一寽）、“梁充釿金当寽”（梁充当大釿一金相当于一寽）、“梁充釿五当十二寽”（梁充当五大釿相当于十二寽）。“釿”是魏国的货币计量单位。“寽”又可释为“爰”，是楚国的货币计量单位。这种“梁布”的铸行，说明魏国人拿着“梁布”可以到楚国去使用。同时，楚国也发行一种地方性的布币，即“旆钱当釿”。“旆”是大旗、大钱的意思。“旆钱当釿”即是楚国的大钱相当于魏国的一釿。此外楚国还铸造了一种“四布当釿”的货币，即四个重量的楚国“布”相当于魏国的一釿。
以上魏楚货币，在同一枚铸币中具有两种货币单位的名称，并标明两者之间的比价，说明是魏楚两国为了进行双方贸易上的需要而特地铸造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魏楚两国之间人口往来与物资交流的频繁，尤其是魏国迁都大梁后铸行的“梁布”，充分反映了梁、楚人民之间往来的现实。因此，刘邦祖先从大梁徙到楚国的沛县丰邑，也是很自然的。
这里有个问题。刘邦祖先从秦入魏，为什么祭祀祖先时称“梁巫”而不称“魏巫”？很显然，这与魏惠王迁都大梁，国又称为“梁”有关。
魏惠王迁都大梁的时间众说纷纭。杨宽先生根据“魏世家”、“集解”和“孟子”、“正义”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主张迁大梁时间是在 “梁惠王九年”。但这条史料是“集解”和“正义”转引《竹书纪年》的，极不可靠。
《竹书纪年》中根本没有“梁惠成王九年”字样，是后人杜撰。魏惠王迁都大梁时才改称《梁惠王》，若在九年，前八年“梁惠王”之称从何而来。语句文理不通。查阅《竹书纪年》，其中记有：“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这里说的是“徙邦于大梁”，不是“迁都于大梁”，所引史料与原文不符。
周显王四年是公元前365年，也就是魏惠王六年，即位刚刚不久。从前面我们排列的魏秦历次战役来看，当时秦国并未对魏国具有巨大的威胁，迫使魏从安邑迁都大梁。当时魏国仍占领秦国的河西地区。到魏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东地至河”魏国国都安邑才面临秦国的威胁。《史记·魏世家》、《史记·商君列传》都记载魏惠王三十一年因“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说明安邑当时仍是魏国的国都。大梁在此之前早已是魏国的城邑，此所谓“徙治大梁”，是对大梁城的进一步治筑，以备徙移。史实证明，魏惠王三十一年尚且正在治筑大梁城，在此之前“迁都大梁”的种种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竹书纪年》称：“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魏惠王为什么要“改元”，很显然与迁都大梁有关。“称一年”，显然不是将魏惠王三十六年改成魏惠王一年，而是将魏惠王三十六年改成梁惠王一年。如果在此之前早已迁都大梁，那么此时的“改元，称一年”，作何解释？“梁惠王”之称从何而来？只有魏惠王迁都大梁，魏国才可称为“梁”，才有魏惠王改称“梁惠王”，才有魏惠王三十六年改为后元“一年”，才有梁惠王“梁布”的新铸。因此，《竹书纪年》所说的魏惠王“改元，称一年”，并不是孤立的一件事，而是与迁都大梁、称“梁惠王”以及发行“梁布”等一系列举措密不可分的。
《史记·魏世家》称魏惠王三十六年“是岁惠王卒”，这显然是错误的。司马迁误将魏惠王“改元”说成魏惠王去世。《竹书纪年》称“慎靓王二年，魏惠成王薨”周慎靓王二年是公元前319年，也就是魏惠王改元后梁惠王十七年。不过司马迁称魏惠王三十六年去世，从侧面说明这一年“改元”迁都大梁。所谓“惠王卒”，实际上魏惠王并未“卒”，只是迁都大梁，“魏惠王”改称为“梁惠王”而已。这与前面刘向所说的“秦灭魏，迁大梁”一样，实际上当时魏未灭，这里的魏惠王也没有死。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魏惠王三十六年迁都大梁，时在公元前335年。
我们弄清楚魏惠王迁都大梁的时间，也就可以算出刘邦祖先从公元前430年入魏，到公元前335年随魏惠王迁都大梁，历时95年；再从公元前 335年到公元前275年刘邦祖先从大梁迁到丰邑，历时95年。
按照这一说法，刘邦祖先在魏时间长，在梁时间短，两者相差35年。那么刘邦祭祖时为什么不设“魏巫”而称“梁巫”呢？
这有二种可能。一是由于“梁”接替了“魏”的称谓，若称“魏巫”，不能反映刘邦祖先在梁的活动空间，而称“梁巫”却能包含刘邦祖先在魏的活动空间，更何况刘邦祖先是从大梁迁到丰邑的，大梁是梁国的国都，故称“梁巫”而不称“魏巫”。另一种可能是刘邦祖先入魏以后，早就定居大梁。
以上这一算法，刘邦祖先在魏时间长，在梁时间短，这是根据刘邦祖先随同魏惠王一起迁都大梁为前提的。如《汉书·高帝纪》“补注”引文颖曰：“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但从时间上来看，刘邦祖先长时间不住在大梁，却称“梁巫”，有些说不通。因此我们也不排除刘邦祖先早在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前已定居大梁的可能性。
<hr/>第八部分：“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的“荆巫”
关于刘邦出生地，“汉书·高帝纪”载：“沛丰邑中阳里人也”，本属楚地，本应称“楚巫”。这里为什么称“荆巫”？史家多注“荆”即是“楚”。如淳曰：“荆亦楚也。”另一种说法是避讳秦庄襄王子楚，改楚为荆。
如《史记·秦本纪》秦王二十三年，“秦使将击荆”，“索隐”注曰：“荆王负刍，楚称荆者以避庄襄王讳，故易之也。”“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秦避讳子楚，称楚为荆，已有史书记载。刘邦代秦是否仍沿袭这一说法？《汉书·高帝纪》高帝五年“荆王臣信等十人”云云，“贾逵曰：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据此，刘邦封“荆王”，仍沿袭“遂行于世”的这一说法。不过这一说法很难说得通。
刘邦称“荆巫”而不称“楚巫”是否为了避讳子楚呢？其实不然。秦汉之际，称“楚”的大有人在，如陈胜称“张楚”，项羽也称“西楚霸王”，以后韩信为 “楚王”，刘邦封其弟刘交为“楚王”。如果说秦称楚为荆，是避讳秦庄襄王子楚，那么刘邦根本没有必要为秦作此避讳。其实在刘邦看来，当时的沛县丰邑就属于荆。《汉书》“补注”引晋灼曰：“《诗》曰，‘奋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称荆也。”又引《左传》云：“荆尸而举，亦已久矣。”《史记·周本纪》曰：“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可见“荆”之称早已有之。
高帝六年（前201），刘邦设“荆巫”的同一年，分封刘贾为“荆王”。“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可见刘邦分封对“荆”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而刘邦的出生地沛县丰邑，正属于“荆”。《汉书·地理志》会稽郡称：“始皇二十五年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汉书·刘濞传》：“荆王刘贾为 （英）布所杀，无后。上患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刘濞所领的“三郡五十三城”就是刘贾的“荆国”。刘邦“乃立濞于沛，为吴王”，可见刘邦出生地“沛丰邑中阳里”属于自古以来的“荆”。当时“荆”虽归属于楚地，但楚不仅仅只有“荆”一个地方，因而刘邦祭祀祖先称“荆巫”而不称“楚巫”是有一定道理的。
刘邦的祖先在公元前275年从大梁迁到丰邑中阳里居住了下来，据班固所言，“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这是刘邦祖先自从士会入秦以来，第一次出现刘邦祖先的名字——“丰公”。所谓“丰公”就是以“丰邑”而命名的。“丰公盖太上皇父”，也就是刘邦的祖父。仅祖孙三代居住在丰邑，难怪班固有“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之叹。
关于刘邦祖先迁入沛丰的家族情况，没有十分具体的记载。不过，高帝十二年（前195），刘邦追击英布途中，路过沛县时，《史记·高祖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
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後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驩，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 以上的这段记载，有两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一是沛县的父兄为什么要替丰邑的父兄求情，当时的沛县与丰邑究竟是什么关系；二是“沛父兄”与刘邦家族是同一家族，还是两个家族。
《史记·高祖本纪》称刘邦为“沛丰邑中阳里人”。颜师古注曰：“沛者本秦泗水郡所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耳。”“邑系于县”。因此，比较完整的表述应该是：“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人。”中阳里从属于丰邑，丰邑从属于沛县，沛县从属于秦泗水郡。上下隶属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既然丰邑从属于沛县，那么刘邦“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丰邑也应该包括其中，而沛父兄“固请”刘邦把丰邑“比沛”，就多此一举，从情理上说不通。因而有一些学者对“沛丰邑中阳里人”作出各种解释，例如有人认为这里的“沛”是指沛郡，“丰邑”是指丰县。但在秦时根本没有“沛郡”，只有沛县，属于秦时的“泗水郡”。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用汉代纪事来记载这句话的。其实这一说法早已有人提出过，如王先谦引刘攽的话说：“予谓沛丰，郡县名。史官用汉事记录耳。”而汉时确有“沛郡”的存在。不过，这里的“沛”，无论是秦时的“沛县”还是汉时的“沛郡”，都不能解释“沛父兄”要求刘邦对丰也要“复其民”的问题。如果沛是指“沛郡”的话，丰邑是沛郡属下的一个县，“复其民”当然也在 “复”的范围之内；更进一步说，沛郡下属不仅仅是一个丰县，属于沛郡下的其他各个县也都应在“复”之内。这从情理上更说不通。此外，凡是主张“丰邑”是县的说法，是以“沛郡”为前提的，既然“沛”是郡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丰邑是县的说法就不能自圆其说，“沛丰邑中阳里人”变成“沛县丰县中阳里人”，二县并列，“中阳里”不知属谁？从属关系混乱，不符合逻辑。
那么如何来解释刘邦对沛“复其民”而不“复”丰呢？我们查阅《汉书·地理志》记载：“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王先谦“补注”曰：“高帝四年更名。”《史记》集解引孟康曰：“后沛为郡，丰为县。”可见刘邦改秦泗川郡为沛郡的同时，设“丰为县”。如王先谦所言：“高祖乃沛县之丰邑人，即位后始置丰县与沛县，并言丰沛也。”因此在沛郡下属中有沛县与丰县。关于这时的沛县，“补注”引《通鉴》胡注：“沛郡治相县，而沛自为县，汉时人谓沛县为小沛。”可见汉高祖四年更名秦泗水郡为沛郡，而原来的沛县仍在，为了有别于“沛郡”，汉时人称沛县为“小沛”。
与此同时，丰邑本隶属于沛县，到这时刘邦把故里“丰邑”提升为县，与沛县（又称“小沛”）并列。《汉书·地理志》在沛郡下设有丰、沛二县，即是明证。刘邦回沛县，时在高祖十二年，此时丰县与沛县已没有隶属关系，因此“沛父兄”替丰县的家族求情，固请刘邦“比沛”，事在情理之中。
在此也必须指出，现今的沛县与丰县同属于徐州市管辖，仍是二个并列的县属机构，互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但长期以来，我们在刘邦的出生地中，许多著作、教科书、辞典以及各种报刊，仍写着“今江苏沛县”。这是个误解。因为现今的沛县，根本没有刘邦的出生地“丰邑”。而秦时的 “丰邑”在现今的丰县。在汉高祖四年（前203）沛、丰两县已是各自独立的机构，一直沿革至今。所以刘邦的出生地应是“今江苏丰县”才是正确的。
弄清楚沛县与丰邑之间的关系，对于进一步了解刘邦祖先的家族情况，有很大帮助。这就是沛县的“沛父兄”与丰邑的刘邦祖先是一个家族分居两地，还是两个家族分居两地？
长期以来，关于刘邦的故里之争，沛县与丰县的许多同志以及一些学者，都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其实刘邦对此已说得很清楚。他称沛县是“故乡”，称丰邑是“吾所生长”的故里。故乡与故里是有区别的。故国、故乡、故里是三个空间范围不同的概念。“丰邑中阳里”是不能与其他二个概念混同的。
因此，从刘邦看来，“沛父兄”是“故乡”的父兄，丰邑是“吾所生长”的故里的父兄，泾渭分明，已说得很清楚。沛县的“父兄”、“诸母”与丰邑是不一样的。沛县“父兄”为丰邑求情，显然是二个不同地域、二个不同的家族。班固称“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而“丰公”又是太上皇的父亲，是刘邦的祖父，太上皇生伯、仲、季、交四子。祖孙三代，这是在秦时丰邑的刘邦直系家属。那么除了刘邦在丰邑的家族之外，在沛县肯定还有一支家族存在，否则刘邦称“沛父兄”、“诸母”就无从解释。
《史记·荆燕世家》称：“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何属。”司马迁称刘贾“不知何属”，显然不属于刘邦的一支家族。《史记·荆燕世家》又曰：“燕王刘泽者，诸刘远属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也说营陵侯刘泽“与高祖疏属刘氏”。同样，刘泽也不属于刘邦的一支家族。以上所说的“不知何属”、“远属”、“疏属”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并没有指出与刘邦究竟是什么关系。
不过，班固在《汉书》中作了比较具体的说明。《汉书·荆燕吴传》称：“荆王刘贾，高祖从父兄也。”《汉书·诸侯王表》称荆王刘贾为“高祖从父弟”。师古注曰：“父之兄弟之子，为从父兄弟也，言本同祖，从父而别。”也就是同祖不同父，称为“从父”。可见，刘邦的父亲“太公”还有兄弟存在。而刘贾正是其中太公兄弟之子。《汉书·荆燕吴传》称刘泽为刘邦的“从祖昆弟”，也就是说，刘泽是由刘邦祖父的兄弟所生的刘邦堂弟。刘邦的祖父是“丰公”，“丰公”还有兄弟。
可见从大梁迁到沛、丰的不仅仅是刘邦祖父“丰公”的一支家族，还有丰公的兄弟家族也同时迁入沛’丰之地。“丰公”的兄弟是谁？《史记》、《汉书》都无记载。但我们从历代刘氏宗族谱牒来看，与“丰公”同时迁入丰沛的还有另一支家族称“沛公”。“丰公”入丰邑称“丰公”，“沛公”入沛县为“沛公”。
据刘根深同志在《“刘氏族谱”对刘邦事迹的记述》一文中介绍，就有“丰公”与“沛公”兄弟俩的记载。这部“刘氏族谱”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刘氏族谱中最早的一部。其最早的前言为南朝梁普通元年（520），其后有唐太和三年、宋熙宁三年、元至正元年、明万历年间等二十余人作了序言。据序言所云，初修成册以前，就有专门掌管谱牒的官吏，雏形谱源远流长，时间应在西汉末或东汉初之际。
此外，如刘大元《中洲刘氏七修族谱》等许多刘氏谱牒，也都有“丰公”与“沛公”兄弟俩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大梁迁入沛丰地区的是兄弟二人：一人入丰邑，称“丰公”，也就是刘邦的祖父；一人入沛，称“沛公”，也就是刘邦的“从祖父”。刘邦所称的“沛父兄”，显然是指“沛公”的一支家族，而刘泽即是刘邦“从祖”“沛公”的孙子。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沛父兄”为什么“固请”刘邦将丰“比沛”的原因所在。
“丰公”究竟是刘邦的祖父，还是曾祖父，有不同说法。但我们认为，班固所说的“丰公”为刘邦的祖父是比较正确的。这可从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中得到证明。刘邦兄弟四人，长兄伯早死，其子刘信封为羹颉侯。仲即刘喜，封为代王。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弟刘交，封为楚元王。刘贾是刘邦的“从父弟”（一说为“从父兄”），封为荆王。另一个刘泽，是刘邦的“从祖昆弟”，初封为营陵侯，以后为燕敬王。刘邦的父亲“太公”封为“太上皇”。太公的父亲丰公此时肯定已死，故未封。
从上述封号来看，只提到了刘邦祖父（或从祖）一辈就戛然而止，说明“丰公”是刘邦的祖父；在迁丰的刘邦祖先中，刘邦如果还有曾祖父，或“丰公”是刘邦的曾祖父，那么其子孙后裔在刘邦的分封中不会没有反映。可见，班固所说的“丰公”是刘邦的祖父是可信的。
另外，我们从“丰公”迁丰邑的时间来看，班固说“其日浅”也是正确的。刘邦祖父“丰公”在公元前275年从大梁迁到丰邑，经历了祖孙三代。刘邦出生时间，一说是公元前247年，距“丰公”在公元前275年入丰相差28年；另一说是公元前256年，距“丰公”入丰时仅差19年。从“丰公”入丰，到刘邦诞生， 期间最多相差不到30年，如果“丰公”是刘邦的曾祖父，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中，要经历曾祖父、祖父、太公、刘邦这样四代，在时间上计算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班固所说的“丰公”是刘邦的祖父比较可靠，“曾祖父”说很难圆通。
刘邦的父亲“太公”生于何时，史无记载，但从时间上推算，太公应生于“丰公”入丰之后。《汉书·高帝纪》汉高帝十年 ( 前197）：“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距“丰公”入丰相差78年。如果太公生于“丰公”入丰之前，那么太公享年要在80岁以上，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性较小；反之，太公生在“丰公”入丰之后，也就是生在丰邑中阳里，长在丰邑中阳里。
刘邦生丰邑中阳里，已成定论。他出生时，据《汉书·卢绾传》记载：卢绾“与高祖同里，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羊酒”。太公与卢绾父亲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中阳里众人以羊酒前来祝贺的情景，从侧面说明了太公是中阳里土生土长的一个反映。
《史记·高祖本纪》又载：高帝十年（前197）“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赦栎阳囚，更名郦邑曰新丰”。“正义”引《括地志》曰：“太上皇时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乐，今皆无此，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
晋葛洪《西京杂记》也说：“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竟识其家。”刘邦为了取悦太公，在新丰按照丰邑的旧貌又重新建造一个丰邑，称为新丰，以别旧时的丰邑，并“徙诸故人实之”。又“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活灵活现了太公在丰邑的生活状况。太公思念故里丰邑的这种情绪，与刘邦的“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是完全一样的。
刘邦的生年，史存二说，后人各执一词，未能一致。《汉书·高祖纪》引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即刘邦生于公元前247年。《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即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太公在高帝十年（前147）去世，二年后，即高祖十二年刘邦去世。
如果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享年62岁，那么离“丰公”公元前275年入丰相差19年，也就是说“丰公”入丰19年后太公生刘邦。而刘邦排行“季”，那么“伯”、“仲”更在此之前。按照秦法，年十七岁始“傅”。在这短短的一二年中，太公要连生三子，这在情理上很难说通。因此，从年龄上来推算，臣瓒所说的刘邦生于公元前247年，享年五十三岁，与“丰公”入丰相距28年，比较合理。
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是刘邦与项羽曾“约为兄弟”。《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刘邦起义时，也在秦二世元年（前209），若按臣瓒“帝年四十二即位”推算，刘邦时年三十九岁，与项羽相差15岁，“约为兄弟”，尚已勉强；如按皇甫谧的说法，当时刘邦已是48岁，与项羽相差24岁，形同父子，根本不可能“约为兄弟”。
以上我们分析了“丰公”、“太公”刘邦在丰邑的三代传承关系，充分说明班固所说的“其迁日浅”的历程。既然“其迁日浅”，那么“坟墓在丰鲜焉”也在情理之中。所谓坟墓“鲜”，并不是没有，而是鲜少。
从丰邑坟墓来看，刘邦的父亲太公死后葬于栎阳。刘邦死后葬于长安。刘邦的母亲“曰媪”，据《史记》“正义”引《陈留风俗传》云，“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汉仪》注云：“高帝母起兵时死小黄城，后于小黄立陵庙。”小黄属陈留郡。《汉书·地理志》记小黄，“补注”曰：“高帝起兵，母死葬此。”因此，刘邦的母亲“刘媪”因战乱死时葬于小黄，坟墓也未葬在丰邑。
另一位是刘邦的后母，《汉书·高帝纪》十年“五月，太上皇后崩”，未言及葬于何处。过了二个月，“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估计刘邦后母与太上皇葬在一起。从以上的丧葬情况来看，只有“丰公”死后葬于丰邑。“丰公”死于何时，史无记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魏地的风俗习惯，其中有“百岁之后，归于其居”。颜师古注曰：“居谓坟墓，言死当归于坟墓。”刘邦的祖先，长期在魏国居住，当然也有这个风俗习惯。“丰公”从大梁迁到丰邑，死后“归于其居”，坟墓也就在丰邑，所以班固说“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
以上是我们对刘邦设“荆巫”的考察。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刘邦所设“荆巫”，对于丰邑来说当然是在祭祀的范围之内，而其中是否也包括在沛县的另一支刘姓家族？
我们认为，“荆巫”从“荆”的范围来看很大，与晋、秦、梁设巫一样，似乎包括在这四国的所有刘姓祖先。不过我们从上述对晋巫、秦巫、梁巫与荆巫的考察来看，指的是刘邦祖先的直系家族，并不包括在晋、秦、梁、荆的其他刘姓家族。例如刘邦的祖先士会在秦国七年，留在秦国的士会后裔复姓为刘，代代相传。
这样就从“晋巫”祭祀转到了“秦巫”祭祀，也就是从士会的祖先祭祀转到了留在秦国的刘邦祖先的祭祀。士会以后回到了晋国，在晋国的士会后裔成为晋国的六卿之一，成为赫赫有名的范氏家族，最后在晋国的权力斗争中失败，逃到了齐国。这一支家族，虽然也是士会之后裔，但已不属于“秦巫”的祭祀范围之内，因为“秦巫”祭祀的是留在秦国的刘姓家族。
与此同理，刘邦的祖先“丰公”与在沛县的“父兄”，虽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家族。班固在谈到刘邦所设的“荆巫”时，“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只提“丰公”而不涉及其他刘姓家族。“荆巫”很明显是专为祭祀“丰公”这一家族而言的。
<hr/>内容总结：
以上我们从八个方面对刘邦的祖先世系作了一些考察，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重大事件对刘邦祖先在晋、秦、梁、荆作了时间上的划分，对刘邦祖先的活动在史料上进行了一些补充与说明。
从刘邦设“晋巫”祭祀在晋的祖先开始，也就是在公元前785年杜伯被杀，其子隰叔入晋，到汉高帝六年（前201）刘邦设“晋巫”、“秦巫”、“梁巫”、“荆巫”祭祀其祖先为止，共历时584年（其中在晋165年，在秦190年，在魏155年，在荆到刘邦祭祖历时74年）。根据上述考察，我们在此作《刘邦祖先世系图》、《刘邦祖先大事记》两个附件，以供参考：
附件2 刘邦祖先大事记：
（1）刘邦祖先源始于远古的陶唐氏。
（2）在夏为御龙氏刘累，是刘邦的刘姓始祖。
（3）在商为豕韦氏。豕韦原是彭姓古国，刘累有功，取代彭姓，受封于豕韦。
（4）在周为唐杜氏。殷末，刘邦祖先迁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到杜国。
（5）公元前785年，刘邦祖先杜伯被周宣王所杀。
（6）同年，杜伯之子隰叔避难至晋，为晋国大夫。
（7）隰叔之子士蔿，为晋国大夫，参与晋国公室诸子争夺君位的斗争。
（8）士蔿之孙士会，排行“季”，食邑于随，又称季会、随会。公元前620年，赵盾派士会到秦国迎公子雍回晋即位，后晋国另立新君，士会“亡奔秦”。刘邦祖先在晋时间共165年，经历了隰叔、士蔿、士蔿之子士縠、士会四代。刘邦设“晋巫”祭祀在晋的祖先。
（9）公元前614年，士会返晋。留在秦国的士会后裔，以始祖刘累为姓，在秦国代代相传。到公元前430年，刘邦祖先被魏军所获，结束了在秦国的生涯，在秦国历时190年，刘邦设“秦巫”祭祀在秦国的祖先。
（10）刘邦祖先进入魏国，居住在魏国的大梁。公元前275年，大梁受秦军进攻，魏军大败，刘邦祖父“丰公”受秦军迫胁，不得不迁到当时属楚的沛县丰邑中阳里。刘邦祖先从公元前430年入魏，到公元前275年离开，在魏历时155年。为了祭祀在魏国的祖先，刘邦设立“梁巫”。
（11）刘邦祖父“丰公”，从公元前275年开始在丰邑中阳里居住，经历了丰公、太公、刘邦三代。由于“其迁日浅”，因此“坟墓在丰鲜焉”。刘邦为了祭祀在丰的祖先，设立了“荆巫”。
（12）从公元前785年隰叔入晋，到汉高帝六年（前201）刘邦设“晋巫”、“秦巫”、“梁巫”、“荆巫”祭祀其祖先为止，共历时584年（其中在晋 165年，在秦190年，在魏155年，在荆到汉高帝六年刘邦祭祖历时74年。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