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牧虚戎 ，一名普通一本的2017届土木工程专业大学生。
近期在一工地实习。
九月一日，工地上发生了一起农名工冲突，引来了两个警察和一辆警车。
并不算什么骇人听闻的大事：总承包公司在当地共有两期工程，第一期在去年完工，然而由于一些莫名其妙、错综复杂的原因，第一期工程中某一个班组的工资拖了一年还没有结清。正值开学季，家里孩子眼巴巴地等着学费。于是这个班组便来到总承包公司的第二期工程来“闹事”，闹得最凶的是一个个子不高且很瘦削的中年妇女。他们断了施工现场的电。而这影响了正在施工的班组的工作，于是这个班组的头目便和来闹事的班组打了起来。好在小打小闹，最终没有造成受伤事件。
人们大多将罪过归结到闹事的农名工头上，说他们胡闹，说他们分不清是非，说他们没有素质。
可是那位在现场扑腾，拉着配电箱哭喊“你们打死我”的瘦小女人，在家里，在孩子面前，一定是一位慈祥善良的母亲吧。此刻她闹得越凶，她的母爱便越深。
想想，别人的孩子已经准备开开心心地上学了，可是自己家却拿不出孩子的启程费用，对于一位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不愿孩子受一点委屈的母亲，此刻揣着怎样一颗焦灼不安的心。
民警说：你们不要闹，有事就不能好好说吗？
我们都好好说了一年了。
民警说：你们怎么不找老板说去？
我们找他，他不在，我们打电话，他不接。
民警说：那你们应该找第三方调解啊，这样闹能解决事吗？
我们去找谁？我们不闹谁会帮我们解决？
民警说：你们这是聚众闹事，影响正常的施工顺序，你们知道吗？
我们没有办法啊！
人们往往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体会不到那种极度缺钱的窘境，他们体会不到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他们体会不到那种万般无奈铤而走险时心中的悲凉。他们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农工绝对不爱胡闹。他们的要求向来很低，吃饱喝足，生存而已。他们安分守己，沉默隐忍，只要不被逼迫到生存底线，他们不会起身反抗，有所越轨。
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谈到：身外之物，随着贫穷的深入，可以等于性命本身。跨过这条命与物的等价线，搏命换钱就是等价交换，甚至是有利可图的交换。
所以他们隐忍了一年多，而开学这件事将他们逼到了底线之下。而采取这种“闹事”的极端方式，是他们以现在的身份和处境，可以采取的最有效率，最有可能得到回应的最好方式。所以他们不是胡闹，而是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经过利益分析之后的最好选择。
而至于农名工分不清是非，可能也并不是这样。在这场冲突中，我看到施工班组的头目动手打了闹事最凶的女人。到最后警察来的时候，这个头目躲开了。在民警的调解中，女人的目光一直在人群里搜索，她一直絮絮叨叨：“那个穿白上衣的男人动手打了我。”她没有颠倒黑白，她知道谁动手打人，谁只是在旁拉架。
他们有着很原始很简单又很真实的价值判断，他们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胡闹，其实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默默忍受周围施加给他们的不公和磨难。我们希望他们分清是非，其实是希望分清我们自己心目当中存在偏见的是非。
而至于最为我们所看不惯的农名工没有素质，我们所列出的包括不讲卫生，说话大声，随地吐痰云云，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和素质无关。
先举一个工地上看到的例子。
每栋高层商品房只有一部施工电梯，承揽着人和货物上楼下楼的重任，忙碌不息。然而这么多天，我始终觉得一切井然有序：电梯停下，人们会自觉地让推车和大件物品先进先出，先进去的人总是会将货物靠边摆放以节约空间，后进的人总是会自觉地拉好护栏门和电梯门。中途停下，靠门边的人会主动将门打开让门外的人进来，进来后的人也会主动将电梯门和隔护门关住锁好。
他们依然还是那群衣服脏烂，操着方言，说话大声，随地吐痰的农名工。可是此刻他们的秩序程度绝不差于平日排队插队，疯挤公交，抢上电梯的衣着整洁的人群。
所以如果说他们没有素质，是不负责任地乱扣高帽。很多东西，无关素质，仅仅只是不同的生活环境所滋生的不同生活习惯。就像我们可能不习惯欧美人吃饭用刀叉，不习惯日韩人进门要拖鞋。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会听到：工资那么低，还不如工地上的农名工。说这话的人一定不会忍受一大瓶水，一份盒饭就可以在骄阳似火，钢管林立，钉石错乱，尘土飞扬的工地里埋头苦干一整天。
农名工绝对是当今对我们国家和社会贡献最多而得到回报最少，同时忍受偏见最多的群体。
《简·爱》里的夏洛蒂·勃朗特说：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离开你一样。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可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
同样，农民工脏乱，没有文化，但他们也有起码的感情和尊严。如果这个社会赐予他们同样的教育和资源，他们也一定不会如现在一般。虽然社会没有这样做，但我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
所以，即便我们无法做到尊重农名工，起码我们应该摒弃偏见，试着去理解他们，然后平等地对待他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