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县（现定州）M43号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玉叠胜纹饰解析》

定县（现定州）M43号

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

出土玉叠胜纹饰解析

虎魄造办处
虎魄造办处——致力于学习研究探索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琥珀制品
一、解析定县M43号东汉墓出土玉叠胜上的纹饰

1969年11月，河北定县北陵头村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一件玉叠胜摆件。考古工作者从相关考古出土文物推断墓主可能是中山穆王刘畅。

这件玉质叠胜形摆件通高16.9厘米，长15.6厘米，宽6.5厘米。整体为上下相叠的两件胜，并在左右两件胜与胜之间的连接杆上雕刻了以西王母东王公为主的祥瑞纹饰。这些纹饰左右对称，包含了代表四神中的朱雀和玄武，还有汉代西王母题材中常见的羽人、九尾狐、三足乌和畏兽。两侧的支架为上下相连的叠胜，表面上下分别透雕加线刻青龙、白虎，代表了东西方位。

目前，网络上有关此件文物的名称及上面的纹饰解读介绍都比较混乱。

在刊登于1973年《文物》杂志第11期的考古简报中，看到了与前面网络上相似的介绍。上雕东王公、妇女、凤、鸟、麒麟、鸭、兽，下雕西王母、妇人、龟、蛇、熊。

定州博物馆展厅内专门有张图，对这件文物上面的纹饰解读算是比较到位的，个人觉得有错误的地方仅有两处。

其一，是将上层西王母旁边的九尾狐误认为是玉兔。

其二，是将下层东王公旁边的“畏兽”（有角有翼跪兽）误认为是熊

接下来，我将一一为大家解析这个东汉玉叠胜及上面的纹饰。
首先，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完整的器物。在其中间以西王母和东王公为主的两件连接杆的右侧部分均有残缺。在M43号墓的考古简报中，有关这件文物介绍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中间两层玉片两侧的榫部断残，四片玉片散乱在地上。”可见，出土的时候已经有断残，从1973年刊登在《文物》杂志的彩图上可见，与现在展示的是一样的。当时有没有进行修复，目前暂时不清楚。

现在先对上面连接杆上面的纹饰进行解析。上面的纹饰以西王母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纹饰从上至下分别是朱雀、九尾狐、羽人、三足乌。这与定州博物馆展厅里所介绍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右侧玉兔与九尾狐的区别。

前面我介绍了，这是一件不完整的文物。原本上面的纹饰是以西王母为中心，左右对称雕刻了四组纹饰，从上至下分别是朱雀、九尾狐、羽人和三足乌。但在其右侧有将近五分一的缺失部分（上图中划划线的部分）。这样就造成了对右侧图案缺失部分的解读有误。
这张图更为清晰，右上角从划红线处可见明显的断口痕迹

去掉中间的西王母，以红线为中心线，并将右侧残缺的部分进行补充（上图中右侧蓝线部分）。这样左右对称的图案就一目了然了。

在定州博物馆展厅里图片介绍中所解读的玉兔，其实就是残缺了身体的九尾狐。就算残缺的只剩下头部及胸部，其造型也与玉兔不符。

九尾狐是汉代西王母题材中主要元素之一，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中，常见九尾狐、羽人、玉兔、蟾蜍等，除此之外，还有头上戴胜的标志性饰物。

在西王母下方左右两侧则是汉代西王母题材中常见的羽人形象。而在羽人前面有一对鸟，与汉代常见的一种微雕饰物及画像石中的比翼鸟造型非常相似。但在其身体下面明显雕刻了三只足的造型，这是典型的三足乌造型。《山海经·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三青鸟在汉代被讹传变成三足乌，并开始出现在西王母身边。

在汉代画像石中，通常三足乌、玉兔、九尾狐、蟾蜍都是单独出现（如上图中），成对的非常罕见。同时，考虑到这件玉叠胜采用的是左右对称图案，上面已经有一对九尾狐了，所以这里同时出现了两只三足乌就顺理成章了。

戴胜，是西王母最主要的标识物。在汉代画像石、壁画或青铜镜等文物上面，西王母最常见的造型就是头戴胜形饰物。在定县M43号墓的考古简报中是这样描写的：“头部两侧有日月相照”。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年写这份考古简报的工作人员对于胜这种器物的认知不足。也难怪最后将这件文物取名为“玉座屏”。同时，在《国宝档案》 20120330 东汉中山王刘畅墓玉座屏中，主持人那更是一本正经的瞎说——玉质屏风。所以说，一但考古简报出错，那就会导致后面一连串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是致命的。

同时，可能受外来文化影响，东汉时期的西王母肩膀上开始出现类似羽翼的元素。这种造型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四川地区均有出现，从河北定县M43号墓出土的这件玉叠胜上来看，河北地区亦有出现。

再看西王母头上的发髻。原来我以为上面的这个是东王公，下面的那个是西王母。因为在汉代画像石中，东王公通常头戴山形冠，而西王母通常素发戴胜。因此一开始我和考古简报介绍中的一样，认为上面的是东王公形象。

后来，我发现很多西王母形象有戴冠或者高发髻的造型。同时再结合其身边九尾狐、三足乌的元素，综合分析认为其就是西王母。

下面以东王公为中心，其左右分别是对称的羽人、畏兽（有角或无角有翼跪兽）及玄武形象。

同样，在其左侧有多处明显的断口痕迹，此处残缺的正是与左边相对的畏兽形象。

将左边的畏兽形象拿到右边作个对比，一目了然，羽人身后残缺的正是畏兽。
这种有角（亦有无角）有翼跪兽造型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其实，这个造型在M43号墓中不仅见于这件玉叠胜上面，还出现在一组微雕饰物中。其造型与上图中右侧这件琥珀（出土于徐州土山一号东汉早期墓葬）是一样的。只是非常的小，不被人发现（下图中黑色这件，侧跪坐背对我们）。

畏兽与西王母的组合，在四川地区的东汉青铜摇钱树上亦有发现。上面以西王母为中心，左右均对称出现羽人、畏兽等形象。蹲跪姿势，肩膀上有类似羽翼的纹饰清晰可见。

再看左右两边的叠胜结构。定县M43号墓的考古简报中这样描述：“两侧支架均为连璧形……”。将叠胜称之为“连璧形”，依然还是对胜的认知不足。从上面这张清晰的图片上可见，在上下两件单体结构的胜重叠位置刻划了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代表了上下两个胜是单独的个体，将两个或多个胜重叠在一起便被称之为叠胜。

类似的还有黄金材质的品字形叠胜。从相关的出土文物来看，叠胜从东汉早期到东晋都有使用，前后流传了400年左右。

而类似的胜形玉构件虽然不多见，但并非孤例。在朝鲜汉代乐浪郡东墓葬中就出土的相似的玉构件，京都守屋茅藏氏藏。从仅存的这些单体胜形玉结构来看，除了没有上下重叠以外，其结构原理是一样的。在乐浪郡东汉墓出土的这件上面还刻划有汉代常见的柿蒂纹，而外而梯形结构上下两处纹饰又不一样，从仅存的这件文物，很难去猜测当时是件什么样的胜形摆件，中间连接杆上面是不是亦雕刻有精美的神仙祥瑞纹饰。

从文物上面的造型来分析，上下分别应该是青龙和白虎，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四神之一，并与中间连接杆上面西王母身边的朱雀，东王公下面的玄武组成了汉代常见的四神纹饰。

同时，在定县M43号墓出土的一片金饰上面，亦有四神形象，上面是朱雀，下面是玄武，左右是青龙和白虎。上海博物馆里的玉胜四灵纹将青龙和白虎立体圆雕在胜的两侧。而M43号墓出土的叠胜上，采用透雕的工艺将青龙和白虎雕刻在胜的中心位置。虽然各有不同，但其所表达的意义是相同的。
二、解析胜与西王母的历史背景

“胜形饰”是西王母形象的主要特征，代表着西王母的信仰崇拜。《后汉书·志·舆服下》：“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蔮结。……”《释名·释首饰》：“华胜：华，象草木之华也；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则胜也，蔽发前为饰也。”从文献记载来看，“胜”是一种头饰。其形式是以簪连接发髻和胜，簪身横贯发髻，露出于两端，再以华胜各一饰于左右两端，此即所谓一件完整的“胜杖”。而“胜杖”的造型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这一点从出土的文物中可佐证。而这种“戴胜”的形象，目前最早见于西汉中期偏晚的壁画中，从西汉晚期的壁画或相关文物上开始普遍出现。

从海昏侯刘贺墓衣镜上的西王母形象来看，此时的西王母头上并未见“戴胜”。同时，在整个海昏侯墓园内均内发现“胜形饰”及“胜形纹饰”。

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年代与刘贺相近，在其壁画中的西王母形象头上有“戴胜”（上图左）。偃师高龙乡辛村新莽壁画墓中的西王母形象亦有“戴胜”（上图右）。陕西定边郝滩乡新莽至东汉墓亦有“戴胜”的形象（下图左）。这些西王母的形象虽然都有“戴胜”，但其所戴之“胜”造型都不一样，并与后来所见的西王母所戴之“胜”相去甚远。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枚新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的青铜镜，此镜上的西王母有“戴胜”造型（下图右）。是目前有纪年可考年代最早，且西王母“戴胜”形象与“胜形饰”造型最相似的文物。
西汉中晚期，随着当时流行的谶纬神仙思想广泛传播，在热衷长生不死的历史背景下，西王母因可以提供长生的“不死药”而最终成为一位受到普遍祭祀与崇拜的神灵。正是因为西王母掌管着长生不死药。西汉末年（汉哀帝时期），曾经以民间西王母崇拜为背景，演生出一次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反映当时的西王母崇拜与当时社会上下盛行的长生追求有关。
《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汉哀帝时代以西王母崇拜为意识基础，以“祠‘西王母’”为鼓动口号，以“传行‘西王母’筹”为组织形式而发生的表现为千万民众“会聚”、“惊动”、“奔走”的大规模骚乱，从关东直至京师，从正月直至秋季，政府实际上已经失控，演生出一次席卷26郡国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其狂热程度之惊人，说明了当时民间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响，已经足以策动变乱，掀起社会政治波澜。其实这背后是乎可能隐藏着另外一种政治阴谋？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位高权重，王莽为篡夺汉位，不断鼓吹她为西王母的化身。
《汉书》记载了西王母能够保佑帝室，继承汉功。“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阴精女主圣明之祥，配元（汉元帝）生成（汉成帝），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绍我后嗣，以继我汉功。”到了王莽时代，已经把对西王母的信奉，发展成为国家统一的信奉，并把这一信奉纳入政治的范畴。《汉书·元后传》就记载王莽下诏，“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为)母，昭然著明”。通过诏书的形式，把对西王母的信奉合理化。这一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其实就是帝王利用百姓对西王母崇拜，来为自己的统治笼络人心。
“胜”是西王母形象的主要特征，代表着西王母的信仰崇拜，寄托了当时人们对于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向往。其意义与佛像对于佛教，十字架对于基督教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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