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一生庞大的著述计划中，撰写一部规制宏大的《中国通史》是其最为在意之事。他在致女儿令娴的信中，谈到了未能完成《中国通史》的遗憾：“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欠下的一笔大账，我若不把它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了。也许是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无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梁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P598）梁氏这封家书的写作时间是1927年3月10日，事实上，早在1902年，梁氏就有了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P19）
从1901年前后到去世前，因种种原因，梁启超始终未能完成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的心愿。追溯一下这个过程，对于了解其人其学是颇有裨益的。
写国史以救广智书局
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通史》已完成二十多万字，“是岁，先生著《国史稿》成，二十余万言”（《梁谱长编》，P172）。就目前所看到的材料，梁氏此时完成的二十余万言，应该是中国通史清代部分，这在1909年4月5日门人何天柱致梁氏的信中有体现。当时，何天柱为《国史稿》付印之事致书梁启超：“《国史》先撰本朝，恐披罗太费力，柱谓不如从上古撰起，既成一册，即可出售，不必俟全书告成也。”（《梁谱长编》，P254）
1907年到1909年间，梁氏的多封通信中提到了《中国通史》。1907年，何天柱致信梁氏讨论《中国通史》中的插图问题：“吾师所著《国史》，柱欲不用图画（再版乃加入），从速印出，可得款以救目前，不知师意如何？”（《梁谱长编》，P197）何天柱信中提到的“得款以救目前”，系指梁氏力救广智书局之事。
广智书局成立于1902年，是由梁启超、冯镜如等人集资向海外的华侨、保皇会成员招股，以每股20元招5000股，集资银元10万元创办的。冯镜如为经理，梁启超在海外以文稿参股。广智书局成立以后，成为保皇会的宣传阵地，梁氏在其中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出版了《新民丛报》、《广艺舟双楫》、《饮冰室文集》、《戊戌政变记》等一系列书籍。但是从1903年起，因为种种波折和困难的缘故，营业颇为不振，所以几年来很为海外同志所不满，梁氏不得不四处筹资以渡难关，他甚至把筹资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通史》的出版上。1907年12月24日，梁启超致康有为信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广智之局，擎一辛勤备至，然以无款之故，不能扩充，厌厌无生气，真成一赘疣，实则若弟子之《中国史》编成，此局即可立救，其奈无寸暇何。沪上人来书，痛哭流涕，责弟子以此业，弟子亦欲从来春起，闭户数月以成之，但现在局面既开，百事无一不取决于弟子，何从此得闲暇，言念及此，负疚何似。……然弟子誓必成此作，欲必以来年成之，一以偿夙愿，一以为国民精神教育，一以偿广智债也（弟子负广智债二万余矣）。”（《梁谱长编》，P224）
梁氏之所以选择著《中国通史》以解广智书局之急，与梁氏在当时图书界的影响有关。对此，梁氏十分自信，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不想写书的原因时说：“现今中国内地情形，他种之书彼不能销，惟弟所自著之书，全国依然到处欢迎，特不能禁止翻版耳。弟近数年来，一则因内地国事多端，不能专心著书。二则因每出一书，必被人翻印，无异自绞心血，替他人赚钱，故愤极不欲著书。”（《梁谱长编》，P255）虽然明知著书出版，容易被别人渔利，但是为了解广智书局的困境，他还是选择编写出版《中国通史》，以其所得来解广智的困局。
为了尽快写出《中国通史》，梁氏计划闭门数月，集中精力毕其功于一役，可能是因为用力过勤，康有为有些担心梁氏劳累伤身，专门致信爱徒：“广智事，哗不可言，……故虽紧极而无可忍。至汝忙极亦当自爱惜，不必再编《中国史》矣。”（《梁谱长编》，P230-231）
1907年到1908年间，梁启超集中精力写作了《中国通史》中清朝部分，完成二十余万言，准备以《国史稿》为名出版，但不知何因，该书并未能出版，而梁氏著《中国通史》的计划似乎也暂停了。他把写作的重点放在了“射利之书（中学图文教科）”，“卖文以求自活”。（《梁谱长编》，P257）
集中写作，规模初具
梁启超再次写作《中国通史》应该是在1918年。这一年，在梁氏与亲友的通信中，谈得最多的是《中国通史》。
他的友人、商务印书馆的陈叔通在1918年3月13日《致梁任公书》中曾提到：“十日书悉。南海款已交去，菊翁另函达，想荷察入。《通史》但日以为程，似不可求速，制图自较作表更艰，敬意宜挽人为助。蚤寝诚难得，循是以往。所谓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于学问事业均极有关系。天苟不亡中国，吾辈未必竟一施展之日。”（《梁谱长编》，P447）据信可知，1918年3月之前梁氏已开始写作《中国通史》，为了保证写作进度，他课日为程，每日早睡早起。书稿中需要制图较多，似乎影响了他的写作进度。
4月19日，陈叔通特致信梁启超询问情况：“久未接书，静生来询，悉著作太猛，未免稍瘦，甚以为念。”（《梁谱长编》，P448）5月，梁启超复书陈叔通，介绍《中国通史》写作情况：“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余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略》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独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故愿与公一商印事。鄙意极厌洋装，惟有地图，有金石拓片，华装能否善此？若能之，甚望商务为特装一仿宋铅字印之（如西泠社所有但当加精）。为商务计，若欲复古籍，此固不可少也。”（《梁谱长编》，P448）由此信可知，梁氏当时已完成了先秦部分的写作，并已考虑交商务印书馆以仿宋铅字印刷出版。
5月，在与友人的信中，梁启超详细介绍了他在写作《中国通史》期间的生活情形，他兴奋地说：“吾比来有一事，当令公等大惊。吾每日晨六时前必起，十一时前必睡，似此已多旬矣。吾用决心强制，欲克制三十年来恶习，缘此致病数日。就两旬来形势论，似不败矣。每日著书能成二千言以上，三四月后当有以餍公心目也。”（《梁谱长编》，P448）此封信是写给哪位友人已不可考，从该信写作时间是5月判断，他所谓“有一事”就是指写作《中国通史》。
5月7日，梁启超在致蹇季常的信中介绍自己最近日常起居和著述时，再次说：“自公之行，吾邈然几与世绝，严戒阍者，毋为客通。客腊犹耽湎墨池，献岁以来，覃思述作，彼玩物之习，亦大减矣。半月前恒彻夜不睡，比出全力矫之，已能十一时就枕，未明而起，午前辄属稿千余言，如是者五日矣。”为了写作《中国通史》，梁氏一度放弃了热衷的社会活动，甚至生活起居也做了调整，足见其对《中国通史》的重视。
经过几个月集中写作，梁氏的《中国通史》初具规模，七八月间，梁启超致信陈叔通，就《中国通史》的出版发行问题进行商讨：“顷复思出杂志，专言学问，不涉政论，即以通史稿本分期付印，广求当时评骘（目的在此），其他读书笔记之类，数月来所积亦不少。……惟印刷发行问题，颇难解决，盖《通史》版权必欲自有，故不能与他方面生纠葛，而自行印发，又所不欲，故拟托商务代印发，而定一双方有利之公平条件，望一一代筹，为草一稍详之计划书见复，至盼。”（《梁谱长编》，P449）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梁氏与陈叔通的通信中，梁氏计划将《中国通史》交商务印书馆以仿宋体铅字印刷出版，而到七八月间，梁氏的计划已有所改变，他打算自办杂志，将《中国通史》中的内容分期登出，将版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商务印书馆只是代为印制和发行。陈叔通似乎同意了梁氏的意见。
因病中断，未能继续
令人惋惜的是，梁任公在八九月病间因著述过勤，患呕血甚久。他在致陈叔通、张菊生一书中自述其事云：“昨得叔兄与仲策书，今得菊兄书，知以贱恙劳焦念极矣。病初起本不轻，西医言是肋膜炎，且微带肺炎，盖蓄病已旬日，而不自知，每月仍长时间讲演，余晷则搦�著述，颇觉惫而不肯休息，盖发热殆经旬矣。后忽喀鲜血约半碗许，始仓皇求医，服东医药旬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老友唐天如自粤急难来相视，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贱躯素顽健，必可无虑，再数日当全平复矣。病中饮食如恒（胃始终健），读书亦不少，知念谨闻。”（《梁谱长编》，P450）
考虑到梁氏的身体状况，陈叔通9月16日致书梁启超，建议其暂停《中国通史》的写作：“两得仲策先生书，稍慰驰念，希陶约同诣津一视，志清濒行亦以为言，卒苦于馆务牵率，口腹累人，可恨可恨，今得十一日手简，尤以为慰。自仲策书至，即已传示各友好矣。敬求注意两事：‘（一）戒酒（二）少看书，（《通史》切宜停编半年或一年以后再继成之），未知可允否。’”（《梁谱长编》，P451）
梁启超自此次病愈后，著述工作即暂时停止，乃转而好读佛书。之后，梁启超开始为期一年多的欧游。《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曾对梁氏在1918年间的生活写作情况进行概述：“自去腊以来，先生治碑刻之学甚勤，故是岁所为金石跋、书跋、书籍跋最多。春夏间先生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八九月间以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搁笔。十月国内和平统一运动起，南北名流有和平促进会之组织。十二月酝酿一年之久欧游计划成功，二十八日先生偕蒋百里方震、刘子楷崇杰、张君劢嘉森、徐振飞新六、杨鼎甫维新等由沪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放洋，是为先生此后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起点。”（《梁谱长编》，P446）
欧游之后，梁氏致力于教育事业，治学和著述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编纂《中国通史》的计划虽未就此夭折，但因为他治学兴趣的广博、不幸地早逝，最终就有了1927年他在致女儿令娴信中未完成《中国通史》的遗憾，这不只是梁氏个人学术中的一个缺憾，对中国史学也未尝不是一个大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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