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伦敦南岸的皇家节日音乐厅内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日之惨状。英国艺术委员会标榜“让我们创造”的政策,承诺到2030年,“英国将成为一个珍视我们每个人创造力的国家”。南岸中心现在每周只开放四天。英格兰东部地区已经不再有交响音乐会,伦敦的歌剧演出比任何欧洲首府都更少。
艺术气候的改变不仅仅发生在英国。文化在政治上已经贬值。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 Santis)上个月取消了所有由州政府提供的艺术补贴。唐纳德·特朗普承诺如果当选,将废除全美艺术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一位著名指挥家因缺乏资金而辞去了他在旧金山的职务。有一位美国资深音乐评论家写出了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厄运感,来自于暴风雨前令人不安的平静”。
法国为今夏的奥运会花了太多钱,将成为下一个削减艺术开支的国家。德国已经变得软弱无力。慕尼黑需要一个能让大提琴听到双簧管(反之亦然)的音乐厅,但却被告知得等到2036年后。科隆从2012年起就没了歌剧院。拜罗伊特在今年夏天将裁掉三分之一的合唱团成员,这样他们才有钱支付余下人的工资。欧洲重新抬头的右翼势力对文化遗产毫无兴趣。至于左翼,气候变化活动者和哈马斯煽动者正在驱赶赞助商。
学术界正在萎缩。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关闭了音乐系。五分之二的英国学校没有学生参加音乐考试。学生的课时减少了。许多学生(我亲眼目睹)的作业都是通过自动程序来完成。艺术正在失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及灵感和创造力。
那么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不容易补救。如此严重的破坏木已成舟,要想挽回局面,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届新政府和一堆政策文件。我们首先需要提醒人们,艺术能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带来改变。只要看看音乐家们前往医院和养老院表演时,那里的人们眼中闪烁的光芒就知道了。在歌剧团的带领下,在线合唱已经在促进新冠疫情之后的康复。监狱中的歌剧让有罪之人接触到情感的真谛。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将聋哑儿童带到舞台上,让他们“听到”交响乐的振动,就像贝多芬当时创作这些音乐时那样。
音乐要表达自我,不是通过高喊多样性和平等的口号,而是通过深入到每一位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历程。这是约翰·丹尼森教给我的,也是我们在当前这场修正主义风暴中可能失去的。艺术之重要性无法用点击率、大数据或让人们在交响音乐会过程中举起手机拍摄来衡量,而是要让人们能够实时、广泛、平易近人地接触到艺术——就是这么简单。另一种选择则骇人听闻,不堪设想。
如果我们任由乌合之众诋毁西方文明的巅峰作品,将其“非殖民化”,尽管那些名作提升了我们的境界,并将我们团结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会沦落至《1984》书中描绘的暴民心态,打倒任何拒绝对那些正确口号鹦鹉学舌的人。这种噩梦般的场景已经令人感觉迫近——近在咫尺,离下一个希特勒不过是握手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