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学为视角观察书籍

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书籍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探讨书籍产生的历史原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阐述书籍的各种功能，并用历史事实说明书籍对于社会发展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一、书籍产生的历史条件
1.书籍产生的历史原因
书籍的产生，经历了从物质到精神，又从精神到物质的演变过程。地球在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生命，生命在几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最后产生了一种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的高级动物。约在三百万年前这种高级动物懂得了制造工具，标志其生产活动开始，也就是说，人类历史进入了旧石器时代，即原始社会。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类不断改进笨重低效的生产工具，在约一万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又过了四五千年，到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在生产劳动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以至于需要把它们记录下来，这时候便产生了最初的象形文字。这时地球上出现四大文明古国，人类进入阶级社会。
以上的简单回顾说明，在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精神文明。究竟什么是精神文明呢？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就产生了独立于自然界存在的“意识”。意识是人脑对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反映，是人类在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获得的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以及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意识可以作用于物质，并可以再产生新的物质文明。由于意识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就产生了将意识加以记录、保存、复制、传播、交易、发展的需求。这就是书籍产生的历史原因。
2.书籍产生的物质条件——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决定了书籍的外在形式
将意识加以记录、保存、复制、传播、交易和发展，这些既是书籍产生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是书籍的属性。没有这些属性，书籍就不可能完成将意识保存和流传于世的使命。光有文字还不能满足记录的需求，同时还必须有能够记录文字的物质载体。充当记录文字的物质载体的材料最好具备轻、软、薄、廉、多等特点，人类在自然界中最早发现的具备所有这些特点的物质就是埃及的纸草。纸草可以一片片粘接成很长很长的、能卷起来的长条，即可书写又可长期保存，因而用纸草卷书写保存下来的东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初的书。两千多年前，纸草无疑是最好的书写材料，也是埃及人最重要的出口物资，当时主要通过腓尼基商人运往地中海地区[1](p.51)。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纸草渐渐地不能满足书写的需求了，因为相对于越来越多的需求，纸草的产量太少，而欧洲古代生产的羊皮纸又太贵，只有我国东汉时期生产的“蔡侯纸”比纸草更加具备轻、软、薄、廉、多的特点，堪当书写物质载体的重任。纸的发明是书籍产生的物质条件之一。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使中国人很早就获得了一种方便、廉价而且产量充足的书写材料，因而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手抄书，但数量仍然极少，流通范围也极窄。
仅有记录文字的属性还不是书籍，能将文字大量复制才能做成书籍。同样是由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是书籍产生的又一重要条件。印刷术的发明与我国古代的印章篆刻和碑石拓印有关。中国人在纪元前已使用印章，3世纪又掌握了从刻有文字的碑石上用纸拓印文字的技术。在这两项技术的启发下，大约在隋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其方法是把文字和图画反刻在质地坚硬的木板上，然后刷上墨、铺上纸拓印而成。雕版印刷大大提高了复制的效率，但每印一部书都需要雕版，费时费力。公元11世纪，北宋平民毕异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其原理与现代的铅字排印方法相同。制作活字的原料从土、木发展到金属（锡、铅、铜），字模可以反复使用，反复拼版印刷，后来还发明了转轮排字架，以提高排字效率。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4世纪东传朝鲜、日本，15世纪传入欧洲。德国人谷腾堡（Gutenberg，公元1397～1468年）对印刷术加以改进，利用欧洲传统的螺旋压印法并使用油墨，使印出的字迹比中国传统的水印更清晰；最重要的是，他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印刷机，使书籍印刷从手工操作过渡到机器生产[1](p.263)。从此，人类掌握了大批复制文字符号的技术，为近代书籍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前提。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应用电子排版激光照排技术设备，80年代中期我国也在书刊印刷中采用了此项技术。从此，我国在印刷技术方面告别了“铅与火”的旧时代，跨入了“光与电”的新时代，在印刷速度和质量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2](p.100)。
3.书籍产生的精神条件——书籍的内容是人类意识的产物
意识虽然是人类精神对外部环境的反映，但也有其特殊的存在形式，这就是符号系统。符号的作用是满足人类相互交际的需求，其具体形式为记号、标识、语言、文字、数学符号、计算机语言、图像、音符、信号、手势、旗语、动作、表情等等。符号可以大致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分别表现为声音、形象、颜色，但是都能被人的发音、听觉、视觉和动作器官发出或感知，都是人类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并能够表达交际双方都能理解的意义。书籍所记录的主要是语言、文字、图像、音符、数学符号、计算机语言等静态符号，这些符号的变化决定着书籍内容的变化。
在符号系统中，以文字为代表的书写符号的出现和使用是书籍产生的最重要的精神条件。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祖先过着群居生活，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必然产生相互交际和交流思想的需要。恩格斯曾精辟地分析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3](p.511)人类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先是产生了语言，以后为了满足将经验和思想记录下来并留传给后世的需求，在四五千年前又产生了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人类交际的重要辅助工具。它是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用视觉所能感知的形式来标记语言的。文字的出现克服了语言作为有声符号系统所受到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使一出即逝的语言可以“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不仅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可以互相交流思想，协调行动；还能把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大量地、系统地保留下来，使后人能够在前人经验和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断前进。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必备条件，文字的创制使人类进化的进程出现了质的飞跃，也为书籍的产生准备了精神条件。

二、书籍产生的社会条件
1.运用书籍传播符号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发明了书籍，其首要的目的是运用书籍记录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认识与积累的经验，并且把这些传播给他们的伙伴和后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出现了专门从事书籍传播的人和场所。在中国，最早在商朝就有人用竹片、木板写书了。这种用于写字的竹片称为“简”、“策”或“简策”，木板则称为“牍”、“方”或“版牍”。由于一片“简”和“牍”能写的字数有限，写本书需要很多片，为便于阅读，古人将它们用带子按次序编连起来，卷起来并用剩余的带子捆扎成束，这就是一册书。“简”通常用来书写法律，“牍”通常用来写书信或短文。然而竹片木板毕竟太笨重了，只有皇家和官府在颁布法令或传递重要信息时才会使用，因此这种传播行为是很受局限的。
我国最早发明了养蚕缫丝和织造丝绸，由于简、牍过于笨重，因此就有人尝试用丝织品进行书写。这种材料质地轻薄柔软又平展光滑，便于书写和携带，被称为“帛书”。帛书的出现，使我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以传播文化知识为业的人群，即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他们形成了独立于皇家和官府之外的学派，纷纷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使当时的社会学术空气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批人物里最杰出的是孔子，他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还是我国最早的编辑家。孔子广泛收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文献史料，整理编辑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著作，作为给学生们讲授的课本，首开系统传播文化知识之先河。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各诸侯国和各个地区流传的零乱散落的书籍整理成系统的经典著作，对后世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并且为形成和统一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运用书籍传播文化的行为引起下列社会后果：首先，出现了专门从事传播文化知识的人，如学者、教师、科学家、传教士等，其共同点是著书立说；其次，传播内容向深度、广度发展，从对感觉或经验的描述向进行理性思维发展，逐渐形成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再次，向固定的对象传播，即学生、教徒、公民、大众等各种特定人群；最后，形成了固定的传播场所，如学校、教堂、公共场所和网络系统。
2.利用书籍进行盈利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发明了书籍，除了记录语言、传承文化的首要目的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或曰派生的目的，就是利用书籍盈利。随着书籍数量的增加，书籍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书籍的社会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了一批靠书籍吃饭的人，即书商，同时也就出现了与书籍有关的交易行为。我国最早的书店大约开设在西汉时期的长安，那时已有一月两次的文物市场，卖书的场所则称为“书肆”，出售简策、帛书之类[4](p.50)。东汉蔡伦发明纸以后，出现了以抄书为生的人。西晋左思的《三都赋》有“洛阳纸贵”的说法，就是指由于传抄者众多，造成纸价腾贵，说明抄书人抄书是为了做书籍买卖。更有甚者，有些人雇用一些人手专门抄书，并在自家开设的书肆里出卖。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使刻书业空前发达，形成了官府刻书、书坊刻书和私人刻书等各种颇具规模的刻书中心。北宋毕异创造了活字印刷术以后，印书的速度更加提高，书籍的大规模流通和交易有了可能。从隋代到清末，科举制度延续一千多年，考试命题皆出自《四书》、《五经》，造就了以读书为本的封建士大夫阶层，随之也出现了更多以做书、卖书为生的人群。由于封建社会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生产力水平不高，城市化程度低，市民阶层数量很有限；同时，尽管发明了纸和印刷术，使印书速度提高了许多，但是书籍的生产方式始终是手工操作；因此人类复制符号和传播知识的能力只有数量的变化而没有质量的突破，靠书籍交易为生的人数也极其有限，他们所开的书肆、刻坊一般规模很小，通常只有几人或几十人。
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机，使书籍印制从手工操作过渡到机器生产。1470年在巴黎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印刷厂。随着近代机械印刷设备的出现，世界印刷中心从东方转移到西方，书籍的大规模生产和流传不仅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推动产生了近代欧洲文明，而且催生了一批新产业，如造纸、印刷成为新兴的工业生产部门，出现了出版社、报社、期刊社等近代文化产业。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一些新职业，如编辑、记者、出版商等。这些产业或职业又涉及一些新的专业领域，如著作权、知识产权、版权贸易等。目前我国已有500多家出版社，年出书种类逾15万种，总印数达到63亿册。如果加上销售书籍的各类书店，从业人员应在30万人左右，已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群体。现在全世界各国靠书籍交易赢利谋生的人数大概有上百万至几百万。

三、书籍的历史作用
1.正面作用
以历史学为视角，纵观书籍从产生至今上千年的发展过程，它究竟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变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书籍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思想、普及知识、积累文化。书籍所传播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思想意识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正是由于人是有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人类才能对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大脑中作出反映，并能想出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办法。这种改造客观存在的能力促使人类从远古的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知识经济社会。就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言，采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正确认识周围的客观事物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自然观。运用这种观点解释宇宙万物未必全都合适，但是运用“阴阳五行”认识人的身体并用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道理解释人体脏器间的关系却很有意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古代医药学的系统理论，并于公元前3世纪成书为《黄帝内经》。此后，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本理论的中国医药学不断丰富发展，直到现在，中医师在临床辨症施治中，仍然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诊断病情的基本理论依据。形成于几千年前的“阴阳五行学说”就是靠书籍的记载和传承保留至今的，并且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医药卫生的发展。
欧洲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曾有过灿烂的文明，后来进入了漫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在基督教笼罩下的中世纪欧洲，人们的精神生活极端贫乏，教会统治一切，垄断了知识文化，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昂贵的羊皮纸只用来抄写《圣经》，然后由教士们任意解释。人们只能相信教会所宣扬的东西，稍有怀疑便会遭受教会残酷的迫害。15世纪中叶谷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加快了对文化知识的传播。16世纪中期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该书首次提出“日心说”，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序幕。紧接着，科学家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通过自己的亲身观察，相继在17世纪出版著作，从各方面论证“日心说”的科学性。这些著作的出版和传播使人们认识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使教会编造的“地心说”不攻自破，澄清了宗教迷信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为近代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今中外有关书籍传播新思想，打破旧观念，从而使人类摆脱愚昧无知和宗教迷信的束缚，在不断求真、创新中促进社会发展的例子数不胜数；书籍在普及知识、积累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没，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点。我国古代无论是官办学校，还是私人办学都得靠书籍传授知识。汉朝官办的太学能容纳上万人，东汉太学最盛时学生人数达3万。至清末，中央和地方各类官办学校已达千余所。我国私人办学应首推孔子，他的学生据说有3千人以上。宋朝的私学——书院享有盛名，两宋时期私家书院有百余所。欧洲在12世纪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如牛津大学（1167年）、剑桥大学（1209年）等，在这些大学里人类世代积累的知识被分成学科，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科学发展的历史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前人的思想成果通过书籍被记录、传播、沉淀、积累，留给后人；后人在吸收、整理、批判、发扬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推出新的成果；科学文化就是这样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正如牛顿所言：“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1](p.365)书籍就是让我们能够站在巨人肩上的梯子。
2.负面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书籍也不例外。书籍既能传播先进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发展；也能传播愚昧落后的谬论，阻碍社会前进。在这方面，古今中外也不乏其例。中国古代历朝皇帝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这违背自然规律，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却有人投其所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秦始皇起，行炼丹之术的巫医、方士就一直延续不绝，此举不仅劳民伤财，还葬送人命。唐朝皇帝死于服丹药者就有六人，连号称明君的唐太宗也未能幸免，他死于天竺婆罗门（印度教僧人）贡奉的长生药[1](p.189)。
欧洲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人民思想的禁锢将近千年，教会实行极端的愚民政策，除了教义之外，人们在精神上一无所有，整个社会只有极少数教会上层人物懂拉丁文，其余的人都是文盲。在教会的控制下，只有神学得到发展，荒诞无稽的“上帝造物”和“地心说”长期被奉为真理。人们只知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人天生有罪，今生只能赎罪，来世上天堂。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只能消极地对待人生，不要说科学文化得不到发展，就连语言也不完善，有些民族甚至没有文字。整个欧洲，当时几乎只有《圣经》和《教义问答》之类宗教书籍存在和流传，对愚弄和束缚人们的精神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进步，衡量生产力先进与否的指标包括如下方面，例如生产规模的大小，生产数量的多少，生产速度的快慢，生产成本的贵贱，生产效率的高低等。这些指标的实现和改进要靠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人类的生产活动，还取决于人类的思维能力。只有将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才能产生科学的世界观。仅靠经验的、描述性的认识还不能产生严谨的科学，只有将它们上升成为理论体系才是严谨的科学。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书籍的记录、传播和积累，人类的思想、认识和文明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这就是书籍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仓理新）
参考文献
[1]仓孝和.自然科学史简编[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2]李啟等.信息时代的传播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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