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4年5月30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宗树人教授(David A. Palmer)的讲座“为什么人类需要宏大叙事……以及其他叙事(Why Humanity Needs a Grand Narrative...And Other Narratives Too)。该讲座系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西方史学史系列讲座”第25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主持,整理人为吕兆男。著名的宗教人类学家宗树人教授在这场讲座中结合他多年的人类学研究经验,引导我们思考宏大叙事对于人类为什么重要以及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之下如何重建宏大叙事。
讲座伊始,宗教授以启蒙运动为例回顾了传统宏大叙事逐步解体的过程。他指出自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理性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工业化进程就被看作是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西方学者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如何启蒙进行研究。那些遵循启蒙思想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就成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那些“落后”和“不开化”的群体则划归给人类学家。但是随着“一战”的爆发,启蒙运动所标榜的文明与理性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西方人开始反思是否越文明越理性的国家反而给人类带来灾难。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外部带来了同样的冲击,助推了启蒙运动这一宏大叙事的瓦解。在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更进一步提出“宏大叙事的终结”(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这一命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叙事。宗教授紧接着指出,时至今日,后现代思想已经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在其日益成长为学界主流的过程中,这种凡事必从后现代出发的霸权式(hegemonic)特质俨然已经成为了新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