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川时雄《燈畫师徐白齋のこと》
1932年10月,东方文化总委员会总务委员濑川浅之进归国,桥川时雄署理总务委员,次年3月兼任研究部主任。他的工作就以《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编纂为中心,而成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直接负责人。邵瑞彭1933年12月间在给龙榆生的信中提及:“扶桑之约,日人桥川时雄主之,聘弟作道教提要,西京大学已通过,而聘约未来,因桥川尚在辽左之故。此人遐翁亦甚习,俟其回平由弟推毂外,遐翁可促之。”(张寿平辑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中册,359页)据桥川年谱,同年9月21日桥川尚在北平(系据周作人同日日记),此则可补年谱之缺。
1933年11月,桥川向外务省提交了关于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书,并在“研究事业进展关系杂件”一节中提出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编纂事业的进展与基本方针(《提要編纂と中国人学者たち》,载《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338页)。1935年8月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印行了《東方文化事業総委員会並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の概況》,执笔者为桥川时雄(《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522页),随后容庚在其主编的《燕京学报》第十九期(1936年6月)“二十四年十二月至二十五年五月国内学术界消息”栏,刊出了中文节译《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及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之概况》(文末括注“太初节译”,此文是当时正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读书的周一良所译)。该文披露了为日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项目写提要的中国学者名单,因而在平津报纸上掀起了讨伐的风波,当时报上把这些人称为“东厂学派”或“东厂派”。而北大、清华、北师大、平馆等学者都纷纷发表声明与之撇清关系。邓之诚1936年9月2日记:“容庚前在《燕京学报》发表学术消息,遍及东方文化会诸作提要者,吴承仕见逐于东北大学,杨树达亦受清华责难,张国淦因欲与容庚并命,皆闻所未闻。”又9月3日记:“《燕京学报》十九期,六月所出板者,学术消息内载东方文化委员会报告,于作提要之人罗列无遗。闻与其事者,皆大起纠纷。容庚为此损人而不利己之事,未知其意何居?”(《邓之诚日记》第一册,394-396页)
“满铁”北支事务局编的杂志《北支画刊》在Vol. I No.5(Aug. 1938)、Vol. I No.6(Sep. 1938)及Vol. I No.8(Nov. 1938)分三期连载有桥川时雄《中原文化》一文,这是他介绍中国四千年文化历史的长文,其中提及东亚文化协议会第一次评议员会议1938年8月30日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会,9月2日闭会。8月29日两国代表在协定审议工作结束之后合影留念,中国方面推为会长的是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汤尔和,日本代表团团长为伯爵酒井忠正,前司法大臣小山松吉是团员之一。董康于1937年12月起担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委员会委员长,他于1938年3月23日致函东方文化协会(即东亚文化协议会最初的名字),感谢被选为评议员(国图古籍部藏有《董康书劄底稿》二册,稿本,朱丝栏,红格抄本,版心下有:“北平文古斋”字样,索书号:106340。已收入俞冰主编《名家书札墨迹》第二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54页),可是正式发表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中方评议员名单里并没有董康的名字,而都是教育文化界人士。董康又于同年5月6日致函东方文化协会,答复该会征求问题的来信,提出五点意见:一、影印四库全书,二、续修四库提要的整理,三、图书寮、内阁文库等秘笈的影印,四、明实录校印,五、培养木板刻工(《东亚文化协会 评议员董康提案意见书》,《晨报》1938年11月25日第五版;《董康氏提出意见书》,载日本书志学会编《書誌学》第十二卷第一号[昭和十四年一月]“汇报”栏,33页)。而对照《董康书劄底稿》,原稿最初是四条意见:(一)“四库全书宜印行也”,(一)“明实录宜印行也”,(一)“纂修词藏也”,“援道藏佛藏之例,纂修词藏,合唐宋元明清五朝词人专集汇刻,集其大成”,(一)“增辑词人考鉴也”,“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氏尝病张宗骕《词林纪事》搜辑简略,增订凡例,延集名流,纂修《词人考鉴》一书,嗣以事变中止,仅完成有宋一代稿本,而元明两朝当须增订。似此伟大著作,不付剞劂,散失堪虞。嘉业堂主人自经乱后,无力及此。……希即购其已成稿本,踵事修订,以补其未完之绪,庶使学词者资为圭臬,而为词壇发一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