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统治（Terreur）与法国大革命似乎密不可分，因此2000—2010年这几十年间，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恐怖统治的起源（盎格鲁—萨克逊的史家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如Lindon，2013；Tackett，2015）、思想基础（Edelstein，2015）、影响（Gueniffey，2000；Schönpflug，2002；Biard，2007；Biard & Leuwers，2014）以及关于恐怖统治的历史书写（Martin，2010），甚至出现了将“恐怖统治”等同“恐怖主义”的倾向（Wahnich，2003）。所以，可以说，如今在学界出版一部《不自由、毋宁死》（McPhee，2016），需要勇气。这里需要指出，在革命时期，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指的不是弑杀自由的反对派，而是投身于自由，必要时为自由献身，而非眼睁睁地看着自由被敌人摧毁。
对革命中的法国而言，“恐怖”（terreur）不是一个新词。1791年，潘恩在《人的权利》中认为好政府不应当用“恐怖引导人”，而应该“用理性来说服人”。1792年，罗伯斯庇尔在他主编的《宪法捍卫者报》上将恐怖等同于专制暴政，并援引《论法的精神》为其观点辩护。实际上，当罗伯斯庇尔在他著名的一场讲演（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5日））中试图调和“恐怖”与“美德”关系时，他所倚重的便是孟德斯鸠的思想：
长期以来，法国人民的代表们在对立派别的运动中彷徨无助，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性格和政府[......]是时候明确革命的目标和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和平地享受自由和平等；永恒正义的统治，它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石头上，而是刻在所有人的心中[......]我们想要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切卑鄙和残忍的激情都被法律束缚，一切善良和慷慨的激情都被法律唤醒[......]如果说和平时期人民政权的主要动力是美德，那么革命时期人民政权的主要动力就是美德和恐怖：没有美德，恐怖就会带来灾难；没有恐怖，美德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恐怖不过是迅速、严厉、灵活的正义；因此，它是美德的产物；它与其说是一项特殊的原则，不如说是民主这一普遍原则的结果，适用于祖国最迫切的需要。
正如埃尔韦·勒维尔斯（Leuwers，2014）所揭示，罗伯斯庇尔意在证明“革命政府既以美德为基础，因为它本质上是共和制；又以恐怖为基础，因为它必然是专制主义。这是一种自由的专制，与孟德斯鸠定义的专制完全不同。”
意大利史家维特（Vetter，2004）分析了革命时期的语词，证明“恐怖统治”（Terreur）在罗伯斯庇尔的发言和文章中只出现过四次，集中在1794年夏天，而且指的不是革命镇压措施，而是旨在捣毁革命，玷污其名声的“恐怖与诽谤体系”（système de terreur et de calomnie）。实际上，把1793—1794年的镇压措施与“恐怖统治”联系起来，是罗伯斯庇尔倒台后，热月党人所为。19世纪，基内（Edgar Quinet）在19世纪40年代法兰西公学院的讲课中，将罗伯斯庇尔与恐怖统治、极权等概念联系起来。是故，本文的目的意在解除热月党及19世纪史家强加于历史之上的迷雾，以便更好地理解恐怖统治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我们从一开始就关注“恐怖制度”的发明，另一方面，我们试图理解在特定时刻，政治辩论是如何走向无情对抗和肉体消灭的。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描述一个例外政府或国家及其镇压机制，进而研究不应再称为“恐怖统治”（Terreur）、而应称为“恐怖”（terreur）的结果。
1794年夏，“恐怖体系”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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