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青年作家汇聚上海，探索新时代江南文化视域下的写作

江南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符号，在当代语境下，江南地区与长三角区域大体吻合，历史传统、文化纽带造就了传统的诗意江南，新时代的江南文化的视域下青年作家如何传承历史记忆，记录现实生活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
“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具有江南平原的气息，那就是包容、接纳、隐忍以及广阔。”青年作家汤成难这样回应江南文化视域下地域文化对其写作的滋养。6月22日、23日，2024“长三角青年作家创作大会”在上海举行，围绕当下长三角青年写作特点和特色，探讨新时代江南文化视域下的青年写作，共同推进长三角文学发展繁荣。

会议现场
创新、融合、碰撞，深化长三角文学交流合作
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应运而生。三省一市作协组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深化交流合作、相互交流借鉴。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成立的六周年之际，这样一场交流大会有着独特的意义。“不仅促进长三角青年作家、评论家之间的交流互动，也有助于提升长三角青年作家、评论家的认识水平和创作水平，共同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长三角文学精品创作。”上海作协党组书记马文运在开幕式致辞中谈道。
安徽省文联主席陈先发表示，长三角文学联盟成立六年以来在文学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采风创作、平台共建方面措施，越做越扎实，效果越来越显著。“安徽作为三省一市当中文学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从文学联盟发展获益更多。”对于长三角青年作家创作大会聚焦文化视域下的江南概念，他期待挖掘出更多可供持续发掘的写作资源，“期望这次年轻作家中有更多的人脱颖而出，有更多的精品力作，以我们长三角文学联盟之名产生影响力。也期待长三角文学联盟在未来发展中更好的承担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会，化为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文学实践，共同创造区域的生机勃勃的文学发展新局面。”
“在国家着力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新的历史机遇面前，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必将再开新局、再谱新篇，此次长三角青年作家创作大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对今后的青年文学人才培养、对长三角文学发展的一体化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书记邱华勉励青年作家，保持文学的初心，坚定创作的信念，开阔文学视野，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从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在人民的伟大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

视觉中国资料图
在地方性和现代性之间，青年作家的地方性记忆书写
“对文学来说长三角是当代中国的一片热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这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生活在长三角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要书写发生在长三角地区的新的故事，比起完全个人的书写，这个更加迫切”。此外，“地方性的强化成为作家标识作品独特性的重要方式，比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是一个现代性很强、主题性很强的小说，但却十分强调对城市地理的独特书写。林白的《北流》用非常偏僻的方言词汇构成自己的小说，方言、俚语的大量应用成为趋势特征。另一方面在人物故事书写上更强调纪实性，小说的虚构性一定程度上被纪实色彩替代。”这种趋势下，阎晶明进一步提出作家如何处理个人与时代、地方性和现代性关系的时代性思考。
上海作协副主席杨扬以自己亲身经历阐明作家写作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关系，表示“优秀的作家总是离不开地方、地域，但作家的地方经验有超越性，作家不完全是靠经验写作，作家的写作总是跟哲学、历史、抽象型的思考有关系，没有哲学的文学创作行之不远。”
地方性并不是简单的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写作，地方性的关键在于寻找差异性。“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成长在属于他的一时一地。”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屏瑾从现代化的视角反思，“在今天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对一个靠现代知识生活的人来说空间差异性越来越小，意味着成长的经验差异性也在缩小。”在她看来，青年作者仅仅依赖成长经验写作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地方性是历史的一部分，在一种区别性的意义上建构整体性，在个人与城市、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中才表现出它的生产性和价值。它是一个出发点，对每个人也许构成一个过程，但是它决不是终点。”
在人口的流动和文化的包容之中，长三角文学生发出更多的活力和可能性。“我们这个时代，人口流动性很强，地域文化彼此融合。”青年作家、《收获》杂志编辑余静如在23日的作品分组研讨会上表示，“上海对我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地域，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它的限制是表面的，精神是自由的。”从小就喜欢阅读和写作，在王安忆老师的课上，余静如第一次发现自己有写作的天赋，然后从一个文学爱好者逐渐发展出自己的写作观，她觉得，是上海对青年创作者的开放和包容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说起江南，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平原地貌，在我很小的时候，从村庄的任何一面向远处看是可以看到地平线的，所以似乎很小就体会到了辽阔无垠。”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青年作家汤成难强烈感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因为在地域性之外，一个更大范围的全球性的思考和技术革命近在咫尺。”他逐渐意识到，在变化之中，好的文学是无法被定义的，它需要坚守，也需要出新。“作为生活在文化意义上的江南作家，既要努力呈现出地域文化的滋养，也要勇敢地直面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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