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巴赫的德国国家文学档案馆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卡夫卡对文学存档行为的态度不同于歌德等文学档案倡导者，也不同于同时代的、参与手稿保存这股潮流的其他作家？怎么解释卡夫卡对待档案的不同态度？ 徐爽：歌德具有强烈的文学存档意识，比如他在晚年整理了自己大量的手稿，为的是出版自己的作品全集最终版（Ausgabe letzter Hand）。在1823年的随笔《诗人与作家的档案馆》（Archiv des Dichters und Schriftstellers）中歌德总结了自己的档案工作：“不仅印刷的和未印刷的、被收集的和散落的文字都聚在一起，秩序井然，而且日记、收到的和寄出的信件都按照由一般和特殊的类别、字母和各种各样的编号组成的索引，收录在档案。”这里的“档案”指歌德所写文字的物质整体。这样，“档案”一词首次脱离了其传统意义——地方性管理和保存档案的机构，引申到了文学收藏的意涵，而歌德将他全部所写文字的物质整体描述为“档案”，表明了手稿作为有机整体加以保存的必要性，这个有机整体预设了一种作为文字生成起源的、主体性的作者身份，而档案整理在歌德那里就意味着将这种主体性的作者身份历史化和经典化。尽管作家想象自己的作品与后世的读者之间的对话是一个传统的普遍的现象，但歌德拥有一种十分现代的存档意识，“档案”在歌德那里不仅是对作品整体性的想象，更是一项实际的操作，即实际地对其一切所写文字进行排序和整理，以确保为未来的文学研究工作提供材料。歌德在与友人弗里德里希·冯·穆勒（Friedrich von Müller）的对谈中说道：“[我的]遗产是如此复杂，如此多样，如此重要。不仅对我的后代，而且对整个魏玛的知识分子圈，实际上对整个德国都是如此。”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形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作者身份的历史化三者共同汇聚在歌德档案整理的实践里。
连接歌德与卡夫卡时代的文学档案实践的是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对文学档案建制化的推动，他在1889年的一次文学大会上发表演说——该演说之后以“文学档案”（Archive für Literatur）为题发表，呼吁建立以作家手稿的保存和科学的使用为目标的国家文学档案馆。狄尔泰建立国家文学档案馆的努力折射出的正是1900年左右的历史意识与民族意识，这种历史意识致力于从知识储存和传统研究中挖掘一种共同体遗产，以支撑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文学档案在此履行着一种整合的功能，即将一个民族的文学书写的全部容纳于自身，以便通过存档的文学遗产回溯性地建构起源，从而在几代人之间表征一个有着连续历史性的文化共同体。
在狄尔泰的推动下，“席勒档案馆和博物馆”(Schiller- Archiv und-Museum)于1903年在席勒的故乡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成立，并于1955年正式更名为“德国国家文学档案馆”(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Marbach)，至此，德国文学档案的建制化初步完成。最终在1900年前后，文学存档成为一场众多文人学者参与的文化运动：赫尔曼·黑塞属于第一批生前就将手稿送到文学档案馆的作家。早在1902年，他就把早期诗歌的手稿赠予了位于马尔巴赫的“席勒档案馆和博物馆”，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把其他手稿送到了那里，并从1949年至1962年陆续将总共2万封书信交付瑞士伯尔尼州立图书馆（die Schweizerische Landesbibliothek）保管。相比之下，尽管罗伯特·穆齐尔曾亲自参与档案系统的工作——穆齐尔曾在维也纳战争档案馆（das Wiener Kriegsarchiv）任职，但他起初对当时的文学档案建制表示怀疑，最终却无法拒绝这种现代的文档管理方式，亲手整理和出版了自己的手稿。
也就是说，在卡夫卡1920年左右开始考虑自己手稿的处置之前，文学遗产的档案保存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实践。总体而言，卡夫卡对同时代的文学存档建制化是十分了解的：出于卡夫卡在布拉格“劳动事故保险局”的工作经验，他对当时的文件存档与管理技术十分熟悉，卡夫卡也曾出于对歌德生平的兴趣参观了位于魏玛的“歌德–席勒档案馆”，并且阅读了狄尔泰《体验与诗》中对歌德的阐释部分。1914年2月11日的日记中：“《歌德》狄尔泰，粗略地读了一遍，狂野的印象，带走了，人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点燃，在烈火中毁灭”。这里的《歌德》指的是狄尔泰《体验与诗》中的一章，即“歌德和文学创作的想象”(GoETHe und die dichterische Phantasie)。在此，狄尔泰将歌德的作品仅仅视为其主体精神的见证，这种阐释思路是狄尔泰的阐释学在文学上的一种延伸。不难看出，卡夫卡对这种阐释思路的抗拒，甚至为此宁愿“自己点燃”，让文字“在烈火中毁灭”。这个焚毁文字的图像一直延伸至1921年焚毁手稿的“遗嘱”文本中。
卡夫卡与歌德、狄尔泰不同的档案态度根本上来自于他们对作者身份的不同理解。卡夫卡十分钦佩歌德天才般的创造力，曾在日记中表达“歌德：我的创作欲望无穷无尽”。在卡夫卡看来，歌德是天才作家的缩影，他的强大的主体性作者身份具有伟大的“诗与真”意义上的真实性，使文学最终还原为一个强大的、作为文本起源的作者主体，而卡夫卡则反复拆解自己的作者身份，并抵制从作家生命经验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卡夫卡反复拆解自己的作者身份，并抵制从作家生命经验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目前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卡夫卡的个人经历同他的作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您怎样看待这样的矛盾？ 徐爽：歌德强大的作者主体既令卡夫卡羡慕，也被他所拒绝，他无法像歌德那样在经济的计算和对秩序的规划中写作，编排好作品的框架再一步步地叙述情节，而是总在删删减减、重新编排写好的文字，也几乎不会整理他的手稿。卡夫卡在以一种类似日记的临时性写作来反复测试、校验自己的文学写作，日记在卡夫卡那里不同于歌德、托马斯·曼的记录生命经验，而是一种文学写作的试验场，在此他试图通过一种自我反思的写作拆解同质性的作者主体，使其问题化甚至碎片化，形成了诗学空间的复杂矩阵，叙述的声音被隐匿其中，为的是反观自身，即将“叙述本身话语化”。
但这与“卡夫卡的个人经历同他的作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不矛盾，这一点上任卫东和Joseph Vogl两位老师有过极为深刻的研究。以《判决》为例，卡夫卡在1913年的日记中说：“这个故事就像是合乎规律地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秽浑浊的孩子，只有我能用手伸向这个躯体。”《判决》无疑与卡夫卡的生命经验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找到诸多证据。在初识女友菲丽丝·鲍尔之后的一个月，卡夫卡写下了这部第一次令他满意的作品，这是一部献给菲丽丝的作品。随后在同一篇日记中，卡夫卡亲自阐释起文本中的文字游戏：主人公名字Georg的字母数量和卡夫卡的名字Franz一样多，主人公姓氏Bendemann中的Bende与Kafka都有一个元音e或者a，它们所在的位置和重复规律也是一致的……作为读者，遇到作家亲自解读作品，尤其是《判决》这样费解的作品，会觉得十分欣喜，但我们马上会怀疑卡夫卡解读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仿佛卡夫卡预先知道自己的文本会遭遇诸如从生平经历、精神分析等角度的解读，于是先于读者而自我解读，用自我拆解的方式抵抗歌德、狄尔泰式的对作者主体精神的回溯。可以说，卡夫卡站在了古希腊传统“认识你自己”的对立面，认为“善就是不去认识自己”，并在日记中写下了“对积极的自我观察的憎恶”。也是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称“我写作时时而有的这种虚假的感觉”。 澎湃新闻：“虚假的感觉”指什么？卡夫卡焚烧手稿的意愿是不是一种对抗“虚假的感觉”的抗争策略？ 徐爽：卡夫卡在1911年的日记中写道：“我写作时时而有的这种虚假的感觉可以在这幅图景里阐述，一个人在两个地洞前面等待着一个幽灵的出现……对一个幽灵的持久的注视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而且也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在虚假的幽灵筋疲力尽之后，真正的幽灵终于来临。”“幽灵”是一种写作中的“虚假的感觉”，这种“虚假”与歌德对“诗与真”的诉求形成对比，而卡夫卡正是通过日记的碎片化，才能与之持久地对抗、纠缠。因此，卡夫卡焚毁手稿的意愿，并非如米兰·昆德拉等文人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对暴露隐私的恐惧、对作者身份边界的维护。他的拒绝反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与歌德的“诗与真”的强大作者主体不同的现代事实：“虚假的感觉”是因为符号系统的拟制，需要用反复拆解的作者主体、喋喋不休的书信、始终没有完结的作品，以及不被保存的手稿来对抗现代性展开的“幽灵”，未完结就意味着向未来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