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君侧，诛国忠！安禄山起兵叛乱，占天时地利人和，大唐风雨飘摇

乱世枭雄之安禄山

但凡任何朝代的衰败与没落，腐败肯定是压垮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们，却常常将此类丧家辱国的勾当，归罪于所谓的红颜祸水，奸臣当道，或者是叛贼谋反，刁民暴动云云，实在是一种推卸责任，有失公允的做法。以我辈之观点，诸如此类的理由，充其量都只能算作朝代灭亡的导火索而已，也可以说是统治阶级逃避承担，嫁祸于人的谎言，史学家无能为力辨明真相，用以迷惑后世的借口罢了。
应该说，安史之乱形成的祸根源远流长，其原罪可追溯到唐太宗时期。太宗当年在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他们内徙至河北北部幽州一带，使河北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程度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他们的习尚多与汉人不同，之间互相歧视，因此与唐室中原关系疏离。
而唐王室为了便于统治，又常倚重那些能通多种胡语的人，来了解外族的民俗风情，后来的安禄山正是利用这个特点，拉拢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自己反唐的亲信，在他的收买拉拢下，当地人们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可见民族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是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与爆发，安禄山只是一个代表人物而已。综合而论，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使社会形成了一碰即爆的炸药桶之势。
而在经济方面，开元时期虽然达到空前的繁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
由于均田制遭到破坏，那些农民因失去土地而重新沦落成流民。加之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玄宗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官僚阶层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仅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多达700余人，而杨贵妃姐妹三人，每年的脂粉钱就达上百万。他们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也造成了人们的不堪重负。
统治阶级的腐朽，使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则构成了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

玄宗统治的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后上台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徇私误国之人，他公然索贿，妒贤嫉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以“清君侧，诛国忠”为讨伐口号的。此外，西北派首领哥舒翰与东北派首领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虽为胡将却互不信服，这样内外交叉盘根错节的矛盾关系，使得唐王朝内部朝野之间、文官武将之间极不和谐。
虽然在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与群臣的文治武功，造就了清正廉明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况，玄宗也为之被世人称之为“唐明皇”。但是盛世之后，玄宗逐渐满足于现状，没有了先前励精图治之德，没有了改革时的节俭之风，到了天宝元年（742年）时，或许是登基前两次亲情仇杀，称帝后30年来的宫廷变故，使他的心灵渴望得到一种诗意的栖息。
而所得业绩与光环的熏陶，又使他满足现状，忘乎所以，丰裕的国库财富也促使他挥霍无度。总之他厌恶了朝政，整日里渐肆奢欲，纵情声色，怠于政事，沉溺于与宠妃“春宵苦短日高起”的享乐之中，成了一位真正的“风流天子”。

生活上的堕落，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腐败，自正直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被相继被罢黜后，奸佞便嬖的李林甫担任了中书令，他口蜜腹剑，独秉大权，从此朝中“容身自保，无复直言”之风盛行，致使朝野政治更加黑暗。也是从这个时代起，唐初期形成的均田制和府兵制遭到破坏，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招募而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们形成一种特殊的门户弟子隶属关系。也就是这个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势力，杜绝边将入相之路，建议玄宗起用胡人作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放任他们拥兵自重。
身为胡人的安禄山，正是因此身兼三大兵镇的节度使，使其叛唐的实力及野心急剧膨胀，与中央政权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天宝末年爆发了安史之乱。
细论安禄山之所以敢于犯上作乱，除了前面所列举的诸多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还凭借着据有河东之险。河东，因位于黄河之东而名也，据河之险，凭山之势，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曾有谋略家云：“得河东者得天下也。”此语并非虚妄之言。

纵观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多强势朝代的首都京华，无论汉唐长安、隋宋开封，还是明清北京，哪个不是凭借河东之险？毫不隐晦地说，我既不是地理学家，也并非风水学者，但如果按照史学家的观点，说是黄河水哺育了伟大的华夏文明，那么是否在这里可以补充一句，是太行山铸就了坚强的华夏脊梁。
或许正是如上所述，来看看我们国家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自尧舜禹以来所建立的都城，哪一座不是围绕在河东的周围？其间有何奥妙，大家皆可仁者智者之云。不过在中国数千年封建史中，无数统治者、叛逆者、起义者、阴谋者···凡欲得天下者，目光无不凯觎着河东这块地域。难怪汉武帝提到河东时，无不感慨道：“河东，吾之股肱也。”
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极端落后的时代，地域形势构成了统治阶级攻守的最大变数。河东之势，是天造地设的表里山河，自古为中国“第一军事要地”。
四千多年前，夏部落首领禹因治水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大禹死后，其子启即位，即历史上所谓的“大禹传子”，宣告了部落联盟“禅让制”的结束，以及封建世袭制的开始。从此在周而复始的王朝裂变与重组中，河东地位举足轻重。

当中央集权强盛之时，凭借河东地理优势，外可拒辱，内可治乱；当中央皇权削弱或崩溃之时，谁拥有河东，谁便可纵横四方，称雄天下。正因为如此，清代著名军事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鞭辟入里地感叹道：“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一语中的，彰显河东雄踞四方，帝王霸主之气足矣。
我们历数痛失天下的封建王朝，无不是昏君为始作俑者，而昏君的最大效应，就是不失时机地给叛逆者提供滋生的土壤。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家的私欲，是沟壑难填，而且总是不断地膨胀。
安禄山就像一条喂不熟的癞皮狗一样，虽然得到玄宗的特别恩宠，使得他权倾朝野，地位显赫。然而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他不是知恩图报，精诚报君，反而贪心不足，得陇望蜀，进而变本加厉地觊觎起皇权来了。
回望那一段历史，正是在安禄山的内心深处，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在这种动机驱使下，他决定占据大唐江山的战略重地河东，所以在担任平卢、范阳的节度使后，就又绞尽脑汁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因为他知道，一旦拥有了河东这片疆土，自己就占据了唐王朝的半壁江山，夺取天下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一语，出自于《荀子·大略》。是说嘴上语言说得漂亮，而行动上则为非作歹，这种人是国家的妖孽。安禄山大行韬晦之计，表面上装得愚蒙不敏，其内心则狡黠异常。他命令心腹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师，专以窥测朝廷内情为业，一有风吹草动则飞马报讯，或有应上加急的笺表，刘骆谷也代为上通，所以范阳虽距京师有数千里之遥，安禄山对朝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而且他每年除献俘以外，所献杂畜、奇禽、异兽等珍玩之物，也是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常使“郡县疲于递运”，以此换取玄宗的恩宠。
其时天下承平岁久，玄宗嬖幸艳妃，骄情荒政，李林甫独专大权，纲纪大乱。安禄山表面上对玄宗忠心耿耿，暗中却开始作谋反准备，史料称其“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就是在做了河东节度使以后的描述。
安禄山自有了叛唐谋位的想法后，便按部就班开始运作起来。他在甜言蜜语曲意逢迎玄宗之余，以防御敌寇为名在范阳城北筑了一座雄武城，暗自里扩充兵士，积聚粮食。为了兼并西北方面的雄兵劲旅，他借用兵力不足之名，奏请玄宗选调陇右、朔方、河西节度使王忠嗣部下兵马，企图乘机留下其精兵猛将，削弱与其抗衡的西北劲旅的实力。

也许是王忠嗣识破了安禄山的醉翁之意，故“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并上奏玄宗，安禄山有谋反之意，使得安禄山的阴谋未能得逞。然而这些都没有引起玄宗的足够重视天宝十年（751年）二月，玄宗下旨在长安亲仁坊为安禄山建造新宅，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厨厩之物也都用金银装饰。其建成后富丽堂皇，“虽宫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足以看出其奢华程度是何等的非凡。
安禄山应诏进入新宅时，玄宗特意停止了击毬游戏，敕命诸宰相前来庆贺乔迁之喜。此时的安禄山已是身兼数职，既担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又兼任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左羽林大将军，封东平郡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安禄山不失时机地请求担任河东节度使。
为了讨得“禄儿”喜欢，玄宗是满口答应，特意把河东节度使韩休珉调入朝中，改任左羽林将军，空缺由安禄山接任，并将其母亲及祖母赐封为国夫人。与此同时，安禄山的11个儿子也全部由玄宗赐名，长子庆宗为卫尉少卿，加授秘书监，尚荣义郡主；次子庆绪为鸿胪少卿，兼广阳郡太守，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玄宗给安禄山一家人加官晋爵，更使得安禄山踌躇满志，骄恣妄为，心里面的欲火熊熊燃烧起来，并烧结出了舍我其谁、势在必得的凌云壮志。随着岁月的流逝，安禄山平步青云，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升任官职的体制下，他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飞黄腾达的神话，一人身兼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
据史上记载，安禄山从40岁到49岁，不足十年的时间，就由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之誉达到顶峰，随之也形成了唐朝廷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他所控制的三镇兵力约19万，占当时边兵的40％，已经超过中央禁卫军（12万）。后来，他又兼并了阿布思的数万精兵，其兵力称雄天下，在军事上完全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若论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大概莫过于在一片歌舞升平中，亲手为自己掘下葬身的墓穴来。其时，一颗毒瘤在自己的培植下已逐步形成，玄宗却依旧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对于唐朝所面临的危机，他不仅丝毫没有察觉，反而接连不断地向外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而政治上的腐败与黑暗，又影响着将领们贪功求官的无穷欲望，他们为了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晋爵，放纵部下肆意挑起战争，使得边境长期以来形成的安定局面被彻底打破，尤其损害了唐王朝与吐蕃历年的和睦友好关系。
更为可悲的是，正是在玄宗的呵护下，安禄山羽翼逐渐丰满起来，控制了今天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辽宁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赏罚皆由己出，权势炙手可热，成为拥兵自重、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于是那颗蠢蠢欲动的政治野心，在舒适的温床里逐渐复苏，并且膨胀起来，由此开始加快了叛乱反唐的步伐。
天宝十年（751年）秋天，安禄山从长安得赏回来，为了检阅部队的作战素养，适应以后的叛乱需要，他遂以契丹为假想敌，调集三镇士兵6万余人，用奚族骑兵充当前锋，进行实战演习。大军行至土卢真河（在今内蒙古赤峰东）时，他对部下说道：“道路虽远，我疾趋贼，乘其不备，破之固矣。”下令昼夜急行军300里。

不料来到契丹牙帐时，适逢大雨倾盆，弓弛矢脱皆不可用，兵士也因为长途跋涉，显得疲惫不堪。安禄山刚愎自用，拒绝大将何思德暂为休息的建议，促令继续急速进兵，结果被契丹兵打得落花流水，奚族骑兵也趁机哗变，与契丹兵合力夹击唐军，使他的“安家军”损失殆尽。交战中安禄山中了流矢，只领数十人走山路而逃，慌乱中又连人带马跌进坑里。安庆绪与孙孝哲眼明手快，好不容易才把他拖了出来，遂连夜落荒逃奔回了平卢。
安禄山是个有仇必报的人，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次年三月，安禄山经过一段整修后，决计调动番、汉步骑20万进攻契丹，欲雪去年秋天之耻，并且奏请朝廷派发援兵，目的还是故伎重演，欲借李献忠助战之机，兼并其帐下的精锐部队。玄宗闻报后，即诏派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前来助战。李献忠本是突厥人，原名阿布思，降唐后被朝廷赐名李献忠。
李献忠当然也不是好啃的果子，部下有同罗精兵数万，人人能征惯战，过去曾与安禄山有很深的矛盾。他在接到朝廷出兵的诏命后，一眼就识破了安禄山的祸心，但是他既不能违旨拒不发兵，又怕安禄山趁机暗算自己，所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干脆鞋底上抹油，半途中率部 叛逃漠北。

眼见鸡飞蛋打，狡猾的安禄山也就按兵不动，重新等待时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李献忠逃跑途中，与回纥兵不期相遇。他以为这些回纥兵是奉朝廷之命，前来进行征讨自己的，所以不问青红皂白，就与之展开了激战。混战中李献忠被杀，部众四散逃命，安禄山不费吹灰之力，坐收渔人之利，用重金诱降了李献忠的骑兵，“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
与此同时，他还派遣辖区内的胡商，到全国各地从事贸易活动，每年坐收百万之利，以之换取刀、枪、剑、戟等各种军需物品，以供叛乱之用。这一系列阴谋活动，都是在安禄山的掌控下，暗地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且也都非常顺利。
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安禄山派副将何千年入朝，启奏玄宗道：“今范阳、平卢、河东三镇，把守险要关隘的32位将领皆为汉人。因为汉将多数优柔寡断，不如胡将骁勇顽强，万一遇到形势变故，难保关隘不陷落敌手。恳请陛下敕诏，改由番将代守。”

这本是安禄山投石问路的阴谋，缺乏警惕性的玄宗却浑然不觉，闻奏即批复道：“禄儿很有预见，朕即传旨··”遂准备通知中书门下，即日起草诏旨，填写告示。
“陛下，此事切切不可！”新任左相韦见素接到诏书后，婉转地提醒道。玄宗不知其理，只得宣旨明日再议。原来韦见素是杨国忠引荐为相的，闻得何千年入京启奏，要用番将代守三镇险隘，一急之下竟然拦驾直谏，下朝来急忙找杨国忠商讨对策。
杨国忠着实大吃一惊，随即研究对策，次日二人一同上殿去见玄宗。韦见素躬身举笏，面色凝重列举实例，陈述安禄山谋反迹象已初露端倪，最后恳切地说道：“安禄山久怀异志，今又派何千年如此启奏圣上，分明意欲反叛！请陛下明察！”
“卿等又在猜疑禄山了，真真可恶！”玄宗阴沉着脸，没等他们再说下去，将袍袖一甩入内避见。杨、韦二人面面相觑，都只觉得无计可施。韦见素沉吟不语好久，忽然拍着额头说道：“那次安禄山回范阳时，高总管奉命送行，回来后曾对圣上说，安禄山因未当上宰相而闷闷不乐。以下臣愚见，与其让安禄山在外执掌兵权，不若召他进京回朝，给他一个宰相的名号。我们再派贾循去镇守范阳，派吕知海去镇守平卢，派杨光麴去镇守河东。如此即使安禄山再狡猾，朝廷也不足为虑了！”

杨国忠听后笑逐颜开，两人又去觐见玄宗，添油加醋地提出了这个新的对策。这一次，玄宗虽然听从了两人的建议，加封安禄山带左仆射平章事衔，却将起草的制书留而未发，暗中遣中使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去范阳观察安禄山动静，窥探他是否愿意入朝为相。辅璆琳带着玄宗赐赠的极品香柑，赶到范阳去见安禄山。
安禄山事先已接到长安密报，早料知玄宗的用意，便以厚礼贿赂辅璆琳。辅璆琳回京复旨时，不仅不据实以报安禄山的不良之举，反而把安禄山描述得是如何赤心为国，三镇防务又怎样精密牢固，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
玄宗听后心花怒放，当即烧掉制书草稿，并对杨、韦二人大为不满，怒斥道：“安禄山身为胡将，为人诚朴，朕推心置腹待他，岂肯藏有异心？尔等心胸狭隘，疑神疑鬼，能成何等大事！今后安禄山之事，由朕独自决断。”二人只好唯诺而退。
经过这一次变故，玄宗对安禄山虽然依旧深信不疑，但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这年四月，玄宗命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意在探明三镇的虚实。

裴士淹至范阳后，在驿馆里等待了20多天，才在武士的挟持下，接受了安禄山的召见，而且根本就不讲君王臣子的礼节。裴士淹因惧怕安禄山的淫威，回来后竟然吞吞吐吐“不敢言”。而安禄山为了麻痹玄宗，却相继上奏报捷，说是自己数次打败奚、契丹部落，俘获士卒3000余人。
这让玄宗闻奏后，心如谷叶一样的平展，从此与贵妃、诸王、乐工、棋手等纵情玩乐，或看戏赏花，或吹奏弈棋，或呼卢喝雉，或抱猫玩鸟，只觉得天下太平，整日里无忧无虑。这样一来，安禄山得寸进尺，趁热打铁，把三镇军队里的将领校官，都清一色换成了胡人亲信。安禄山背地里招兵买马，极力扩军备战，其不臣之迹自然是有所显露。
而且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麻雀飞过去，也会有影子留下的。安禄山欲借钟馗打鬼，其结果是欲盖弥彰，诸多有识的将相们，也都看出了安禄山谋反的蛛丝马迹。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就先后向玄宗密告安禄山有谋反之嫌。
然而玄宗却根本不相信，在他看来，自己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有加，量他怎么也不会背叛自己。可是旁观者清，皇太子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行为，亲自上奏称其匿迹欲反。玄宗终于有所醒悟，虽然心里面仍不愿意相信，却也不免心生旁虑：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十几万精兵，如果真有不测之心，祸乱起来确实非同小可。

在这一方面，杨国忠也可谓是咬定青山，执着不改，虽然碰了不少次钉子，却依旧没有放弃对安禄山的指控，屡次奏告玄宗说安禄山确实有“反状”。但玄宗自从华清池以后，对杨国忠的奏告愈加不以为然，反而使安、杨两人之间矛盾日益加深。杨国忠之所以死死地揪住安禄山不放，恐怕更多的还是欲借玄宗之手，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当然，精明的杨国忠也绝不会坐以待毙，他决定采取更加露骨的做法，以此来激怒安禄山，使他的本质彻底暴露出来，于是就采用各种手段搜集安禄山的罪证。他先派门客赛昂与何盈潜伏卧底，严密监视安禄山在京城的私宅门第，并假托圣旨，让京兆尹派人包围了安禄山的住宅，搜求其反叛实证，将安禄山的门客李起、安岱、李方来等人缉拿归案，送御史台秘密处死。
杨国忠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正在沾沾自喜，准备向玄宗邀功求赏之时，却没想到百密而有一疏，忘记了安禄山儿子安庆宗，此时正在京师里与荣义郡主定亲。

安庆宗不露声色，将此事迅速秘报父亲。安禄山闻知勃然大怒，随即让严庄上表申辩，并且列举了杨国忠20多条罪状。此时玄宗对安禄山的叛迹也略有察觉，却惧怕安禄山狗急跳墙，依然是怀抱侥幸心理，做出了一次危险的让步，只把责任全部推到京兆尹身上，将他贬为零陵太守了事。但是杨国忠也是见好就收，没有穷追猛打，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从根本上去制止或防范安禄山谋反叛乱行为，也为以后的自取灭亡，埋下了消除不掉的隐患。
加之杨国忠担任宰相后，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终于使安禄山自以为得占天时地利人和，遂发动了借伐杨国忠之名，行夺取皇位之实的叛乱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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