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珪何许人？大唐名将，击溃突厥，空城计智退吐蕃军，制霸西北

养痈遗患之张守珪

在中国历史上，大唐王朝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几个朝代能与之相美。追溯大唐王朝的基业，即起源于河东地区的蒲州与太原两地。其缔造者是李渊（566年~635年）。

李渊，字叔德，天和元年生于长安，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史称唐高祖。李渊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是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七世孙，其祖父李虎，随北周建立者宇文泰入主关中。西魏时，李虎为左仆射，封陇西郡公，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宇文泰、李弼等八人同受佐命成为著名的八柱国之一，位极尊贵，号称“八柱国家”，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
依风水家言，祖上功德，常可以荫庇后人。也许如此，到了李渊的父亲李昺时，虽然国号已改为北周，不过依循旧制，李昺仍官至御史大夫，授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在李渊七岁之时，父亲李去世，李渊承袭唐国公，或许这便是大唐王朝之名的最初印记。
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青年时期的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率真，宽仁容众，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母亲独孤氏，是河东人氏，与隋文帝独孤皇后是同胞姊妹，属于朝廷的宗室亲戚。他因此也算是裙带连襟，当然也就享受着皇亲国戚的优越地位，进出皇宫大院，就如同走亲戚串门般的便捷随意，在朝廷中十分受宠。

李渊的妻子窦氏，出身也非同一般，她是京兆平陵人。窦氏的父亲窦毅，在北周时期也是上柱国，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以说起来，窦氏就是武帝的外女了。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李渊与窦氏的结合，可谓是强强联合了。
窦氏不仅身世不凡，而且从小就非常聪明伶俐，深受武帝的喜爱，所以被留在宫中抚养。武帝当时的皇后是突厥女，其时突厥犯境，武帝不得已而与之成婚，婚后始终耿耿于怀。窦氏却劝说舅舅一定要隐忍，保持与突厥的婚姻关系，以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全力对付南陈和北齐。在杨坚取代北周时，窦氏就曾说道：“我只恨自己不是男子汉，无法为舅舅家扫除祸患。”吓得父亲赶紧捂住她的嘴巴，压低声音说道：“千万不要胡说！这可是灭门之罪！”
随着窦氏的成年及弃，窦毅越发认为自己的女儿将来不是等闲之辈，在选女婿时就别出心裁：他让家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他为婿。像这样的地位家族，想当女婿的比肩接踵，蜂拥而来。虽然前边不乏逞强好胜的，有几十个人争先恐后，却偏偏没有一个射中的。

轮到李渊时，他不慌不忙手起弓张，两箭都射中了孔雀的眼睛。窦毅十分高兴，当下就决定把女儿嫁给了李渊。当然李渊也绝非平庸之辈，优越的家庭地位，并没有消磨掉他建功立业的锐气与意志；皇宫大院的富丽堂皇，只是促进他更加奋发图强的一剂强心针而已，而且机遇也向来青睐有志向有抱负有准备的人。
若论起人才，在中国的历史上的每朝每代，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但若是论起能被历史检验而称之为人才的，恐怕就是凤毛麟角，门可罗雀了。李渊当然是历史人才，就在他渴望功名、希望出人头地的时候，命运之神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而且那些作为姻亲的“导演们”，也给他提供着充分发挥才能的历史舞台。由于母亲与独孤皇后的关系，李渊是隋炀帝名副其实的姨表兄弟，因此深得隋炀帝的重用。在隋炀帝即位不久后，他就相继出任了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的太守。
隋大业九年（613年），李渊更是时来运转，由文转武，被召为殿内少监，很快又升迁为卫尉少卿，可以说是重操起武将的祖业来。从此他更是如鱼得水，地位也随之不断地升迁。

社会动荡时期，对于人才的酿造与检验，不外乎是文治武功，而作为武将，只有赫赫战功才能够成为炫耀的资本。上苍也似乎格外垂青李渊，冥冥之中给他创造着施展英雄的用武之地。这一年，杨广发动了第二次征讨高丽的战争，李渊受命在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于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穷兵黩武，使生民不堪苦，怨声载道，社会急剧动荡起来。大贵族杨玄感瞅准机会，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遂另立山头，起兵反隋。
暴动一旦触发，就像干柴遇上烈火，迅速熊熊燃烧起来，仅山东、河南、河北、宁夏等地的农民，很快就拉起了20多支起义的队伍。
远处亲戚家乡，历来是封建帝王使用人才的储备库。天下危难之时，隋炀帝想到了他这个姨表兄弟。实事求是地讲，李渊早有反心，炀帝也早已注意，只是掩饰的好，且李姓贵族太多，李渊并不出众。
为扑灭反抗烈火，他四处奔波，转战南北，其将帅才能，在残酷的战争风浪中逐渐显现出来，并且是日渐光芒四射灿若星云。当然看待事物，应该一分为二，隋炀帝肯定压根儿不会想到，正是自己的一时冲动，给自己培植下了掘墓之人。并且是在李渊的铁马金戈里，和自己的一声肠断绣帘中，一步步滑向了灭亡的深渊，栽倒在姨表的天罗地网之中。

隋大业初年，农民起义如雨后春笋，到处风起云涌，一些隋军将领也趁机占城掠地，割据一方。于是乎天下沸腾，群雄争锋，农民军的狼烟此起彼伏，镇压的巨浪此消彼长，也就是在这镇压义军的过程中，李渊因军功一再升迁。
至大业十一年（614年）时，他奉诏来到河东，先是在蒲州任职，后又担任了太原道抚慰大使一职。三年后，他再次受命，升任太原留守，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机遇的青睐，让李渊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微笑里。
此时的太原城，是“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的军事重镇，不仅兵源充沛，而且粮饷丰厚，其军粮可供10年之用。因此李渊在兴奋之余，也就逐渐产生了发展自己势力，以图宏业大举的拳拳欲念。
李渊初到太原之时，正值一支“历山飞”的农民起义军，结营于太原之南，使上党、西河、京都的道路都被断绝。李渊可不怎么客气，下车伊始，开门见山，就顺手牵羊，成功地镇压了“历山飞”，用义军的鲜血染红头顶的乌纱帽，很快就巩固了在太原的统治地位。

真可谓是一夜一战成名，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绅们纷纷向他靠拢。李渊心有预谋，也就借机授命次子李世民，在晋阳周围倾财赈施，密招豪杰，广纳贤才。而命令其长子李建成，在蒲州（今山西运城）暗中交结英俊，发展势力。此时远在江都的杨广沉酒酒色，也可说是鞭长莫及。于是李氏父子在河东韬光养晦，借助历史的台阶铺垫，权限日大，羽翼渐丰，成为可以左右朝政的一方诸侯。
有些时候，历史真的很容易让人蒙蔽受骗，明明看上去是很正当的事情里面，实际上却暗藏着“君子”们玩弄权术的把戏。如果我们能够把历史看透，就会发现在这些貌似公允的现象后面，却原来是包裹在美丽外衣下面的阴谋与祸心。
李渊的权势日渐炙手可热，隋炀帝也似乎隐约感觉到了芒刺在背，然而他的后悔似乎来得晚了一点。后来的发展证明，隋炀帝种下的苦果，只能够由自己含恨咽下，因为此时的李渊，在晋阳经过养精蓄锐，起兵造反已是箭架弦上，势在必行而不可逆转了。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格言。再看看当时的形势，在反隋斗争的浪潮中，起义军逐渐形成了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这三支主要力量。
而更要命的是，此时隋朝内部的局面，也是尔虞我诈，分崩离析，隋炀帝杨广的统治岌岌可危，已是摇摇欲坠、风雨飘摇了。李渊静观其变，目睹着动荡不安的乱局，从中窥测到了浑水摸鱼、举兵起事的时机。
而恰逢此时，地处河东的马邑人刘武周，杀死太守王仁恭，自称是皇帝，国号定阳，在晋北一带插起了反隋的旗帜。李渊闻声起舞，连呼“天助我也”，遂借坡上驴，唤来次子李世民密谋，又秘密从蒲州召回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初，以讨伐刘武周为名，率军3万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设坛起誓，大张旗鼓地举起平叛的大旗，并为之建立起自己的军事机构，公开设置了大将军府。

李渊自任大将军，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军，并任命裴寂和刘文静为长史司马，太原令温太有参谋军事，一同率兵进攻晋北马邑。
有道是，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全凭父子兵，这是中国人形成的传统习惯。血气方刚的兄弟二人，在老谋深算父亲的指挥下，他们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与参战将士们同甘共苦，所过之地秋毫无犯，被百姓视为义师而高皆远送。加之隋炀帝残暴无道，民怨成沸，因此李家军刀剑指处，所向披靡，刘武周很快就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李渊并未因胜利而收兵，而是马不停蹄，沿着如今山西境内的同蒲之线，战霍州（今山西霍州），破平阳（今山西临汾），杀至河东（今山西运城）一带。由于河东官军顽强抵抗，久攻不下，李渊听从次子李世民“直接入关中”的建议，由汾阴（今山西万荣）一带渡过黄河，高歌猛进地踏上了进攻长安，夺取帝位的征程。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拥立隋代王杨侑为恭帝，改元义宁，遥尊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则为大丞相，加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所以后来李渊便以“武德”为在位时的年号。
也许是正应了那句古语：吉人自有天相。李渊正在为当皇帝朝思暮想，却苦于寻找不出正当借口而感到束手无策之时，隋朝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缢弑了隋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自己做起了大丞相。
随后宇文化及领兵十万北上，被李密打败后退踞魏县，毒弑杨浩，自己登基称帝，建立起所谓的郑国。这时，李渊眼看傀儡皇帝隋恭帝已没有了利用价值，于是原形毕露，迫不及待地将其一脚踢开，撕碎了脸上那块遮羞布。
大业十四年（武德元年，618年），李渊选了一个黄道吉日，龙伞罩顶，黄袍加身，风风光光地篡隋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在长安。从此，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一个新的王朝——唐。

时代也往往如一曲交响乐那样，有高潮，有低域，有旋转，有起伏。尽管李渊在夺取姨表隋炀帝的江山时气壮如虎，然而历史前行的步伐，确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尺度的。且不说他登基之初手忙脚乱，没有能够处理好继承人的问题，导致儿子间争权夺利，反目为仇，眼见皇太子李建成与各嫡子之间明争暗斗，他却优柔寡断，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最终促使了“玄武门之变”。
太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被杀，自己也被迫将帝位内禅给次子秦王，无奈地当了一个太上皇，直到贞观九年（635年）病逝，谥号为太武皇帝，庙号太祖，葬于献陵。
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改太祖尊号为神尧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二月，又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留给世界一曲残缺的音符。正统也罢，篡位也罢，反正从铁血里诞生的大唐王朝，在风雨中走过了一个多世纪。
在这一百多年的岁月里，它一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留下了辉煌，也留下了暗淡：经历了太宗“贞观之治”、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治宏贞观，政启开元”，然后摇摇晃晃地来到了玄宗李隆基的时代。

客观地评价唐玄宗，他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历史人物：他前期重用贤臣，励精图治，因此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使唐朝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但是在他的统治后期，由于过于沉湎酒色，荒淫无度，重用奸臣，以至于政治腐败，朝纲混乱，藩镇割据，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唐朝由此转衰，也给唐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演出“安史之乱”闹剧的主角，无疑是安禄山。他是唐代藩镇割据势力的最初建立者，也是发动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
安禄山（703年~757年），名阿荦山（一作轧荦山），即战斗的意思，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旧唐书》这样描述道：“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师，以卜卦为业。突厥呼战神为轧荦山，遂以名之。”
《新唐书》则记载道：“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人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居突厥中，祷子于轧荦山，虏所谓战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范阳节度使张仁愿遣搜庐帐，欲尽杀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

史料对历代帝王的记载，往往都是选择一种老套而固定的手法，即使是像安禄山这样遗臭万年的人，也要先给他的出生与身世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依照上面的记载，安禄山在娘胎里就是多灾多难，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因其生父寿短早逝，做女巫的母亲阿史德氏又守不住妇道，很快就改嫁给突厥将军安波至的哥哥安延偃。
当时康轧荦山刚刚十几岁，于是随继父而改姓安，起名禄山。时值开元初年，安延偃所在的部落因为变故，导致内部四分五裂，突厥将军安道买的儿子安孝节和安波注的儿子安思顺、安文贞等人，遂与康扎荦山结为异姓兄弟，
一道流落到岚州（今山西岚县），从此他们便注入了一缕河东之缘。
大千世界的变数，是任谁也难以预料清楚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机遇，都是上天恩赐的，恰恰有许多机会，是凭借自己创造出来的。诸如将人生作为一场赌博，就是历史上许多投机政客们的处世哲学。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窥视着时代风云，用近乎歇斯底里的冒险心态，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作为生死的赌注，投进社会运转的赌盘之中，然后选择时机去捞取政治资本。大奸若愚的安禄山将这种赌博游戏玩得淋漓尽致。他在30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汉胡混杂地区，是一个很不安分的商人。
但是30岁那年他步入军旅后却时来运转，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难道仅仅是一个机遇所能概括得了的？

安禄山的出道及以后的幸运发达，从另一个侧面讲，可以说是由河东人给他提供了这个机遇。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可能诸多人都不会想到，因为对安禄山养痈遗患者，应当首推河东人张守珪。提起张守珪来，也许人们并不是很熟悉，即使在他的家乡运城一带，也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与事迹的。
然而历史上，正是由于张守珪的居功自傲，放纵部下，才使得安禄山能够苟延残喘，捡得了一条小命，然后粉墨登场，招摇过市，成为祸害大唐江山的一匹豺狼。
张守珪（684年~740年），陕州河北（今山西平陆）人。隋唐时期，陕州治所在今夏县，平陆被称作河北县，大约是因为坐落黄河之北的缘故。
这里是一片山脉纵横的地方，自古有着“平陆不平沟三千”的描述，它紧邻黄河，与河南灵宝函谷关相望，曾诞生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圣人——傅说。也许是地域之故，张守珪生来身材魁伟，性情慷慨，崇尚节义，善于骑射，富有正义感，与汉末为关公牵马执刀的周仓同乡，可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时势造就英雄，这是没有多少人怀疑的格言。可以说张守珪是生逢其时，当时正是唐朝走向强盛峰巅的前夜，与周边地区的摩擦日渐加剧，尤其是吐蕃、突厥、契丹等部族，屡屡侵犯北庭、瓜州一带，边境形势极其复杂混乱。实践证明，乱世是社会的灾难，却也是人才发展的机遇。吐蕃部落的不断侵扰，正好使张守珪成长为旷世之才，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韩愈对人才有过一段很漂亮的评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在，而伯乐不常有···”可见人才能否突显，是和历史有很大关系的。可喜这段话说的就是在张守珪的家乡，那里有一条运盐古道，叫作虞坂坡，伯乐相马就发生于此。
千里马是在时势中凸显出来的。唐中宗末年，张守珪已是镇守边关的一员猛士，因其天资聪敏，骁勇善骑，颇受当地州府官吏的重视，被任命为瓜州平乐府（今甘肃省安西县）的别将。后来由于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勇当一面，得到北庭都护郭虔瓘的赏识，屡立战功而被收为部下，驻防北庭（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边塞。
从此在郭虔瓘的指挥下，他率领军队驰骋疆场，南征北战，充分显示了独立作战的组织与指挥才能。在后来长达半年的讨伐战争中，他每战必胜，每攻必克，让敌军望风而逃。

突厥族人生性善斗，常常是落荒而逃却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经过一段收编休整后，将其残部重新纠合起来，成立了后突厥汗国，又不断频频出兵，侵犯北庭的西边门户——轮台（今新疆米泉市），戍边军民纷纷告急。郭虔瓘闻报后，随即派出张守珪率兵前往救援，不料却与突厥大队人马不期相遇，敌众我寡，形势非常危急。
但是张守珪毫无惧色，急中生智，未等敌方弄明白怎么回事，他就一马当先冲上前去，显示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他的带领下，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就地与突厥军展开搏杀，直杀得刀光剑影，暗无天日。在这次战斗中，他们共斩敌首级千余，生擒敌将颉斤，后突厥军大败逃去。张守珪穷追猛打，乘胜追击，直至轮台城下，方才鸣金收兵。
边境战场的不断扩展，再一次给张守珪搭建了建功立业的舞台。开元二年（714年），后突厥默啜可汗贼心不死，遣其子移涅及大将同俄特勤，率数万精骑前来围逼北庭都护府。
面对不可一世的强敌，郭虔瓘一面组织军队固守，伺机反击敌人；一面派张守珪到朝廷去求援。张守珪受命后，单枪匹马潜出敌围，日夜兼程奔赴长安上书玄宗，陈说北庭战区危急形势，并请求玄宗允许他率援军自蒲昌（今新疆鄯善县）、轮台两地同时出击，对后突厥形成夹击之势，得到了玄宗的准奏。

就在张守珪调集军队准备进攻时，郭虔瓘已经设计斩杀了同俄特勤，因此后突厥军闻风丧胆，惶惶然作鸟兽散了。
其时的玄宗还不昏聩，尽管张守珪军马未到时，突厥军队已经战败投降，但是由于张守珪在这次战斗中，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战后依然因功被加封为游击将军。不久后，张守珪因英勇善战，战功出众，被迁转幽州（今北京蓟县西南）任良社府果毅。
幽州地处唐地北边，是防御契丹、奚的重要军事重镇，张守珪到任后，积极出谋划策，尽职尽责，深受时任刺史卢齐卿的器重，很快升至左金吾员外将军，为建康军使，成为边疆有名的铁军将领。《旧唐书》是这样描述的：“守珪仪形瑰壮，善骑，必节度幽、凉，为国之良将，方以子孙相托，岂得以僚属常礼相期耶！”其栋梁之材的气度，亦日渐显现出来。

韩愈“伯乐相马”的典故，对于张守珪而言，可以说是量体裁衣，使得他是英雄常有用武之地。其时唐朝与吐蕃关系交恶，在边界一线战事不断，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吐蕃赞普率军亲征，绕道河西地区（今甘肃河西走廊）的西部，兵扰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长乐（今甘肃安西）一带，企图切断唐王朝与西域的贸易交通。
这年闰九月，吐蕃军又与突骑苏禄围攻安西城（今新疆库车），唐军由于寡不敌众，最终全军覆没，导致河陇震动，人心惶惶不安。为了扭转战局，抵御吐蕃肆无忌惮的入侵，玄宗几经斟酌，决定选调得力战将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兼墨离军使，以镇守河陇（即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含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线战略要地。
有备无患，时不我待，这是战时统帅必备的素质。这一次临危受命，使得张守珪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因此来不及多想，随即带着少数亲兵前往赴任。瓜州地处边陲地带，长期处于敌我双方交战之下，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废凋零。

时值吐蕃军队刚撤离不久，张守珪一路疾驰而来，到处是沙漠戈壁。狂风过后，只见野蒿摇曳，沙石呜咽，一派战后残败的景象。走进瓜州城里，更是劫后余生，满目凄凉，瓜州城残破不堪地坐落在落日余晖里。不仅如此，吐蕃军还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战斗就将在这样的环境里展开。张守珪不由得伫立城头，意识到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所以他废寝忘食，不敢有一丁点儿的懈怠。
张守珪到任后，顾不得整修府邸，立即察看地形，筹集粮草，夜以继日地组织军民们修筑城池。果不其然，刚刚进入农历十月，城池周围的护城河还没有修整好，却见辽阔的原野上万马奔腾，尘土飞扬，喊杀声不绝于耳，顷刻间吐蕃军就兵临城下。
城中军民饱经战争创伤，心灵阴影还不曾消散，如今临阵换帅，又是仓促应战，军民们难免相顾失色，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张守珪。
却见张守珪镇定自若，毫无惧色，他在心底里思谋着：“此时彼众我寡，又在疮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之，须以权道而制之也。”于是，他先命令军民们继续固守城池，精锐部队整装待命，然后让将士们分列两行，自己则在城楼上摆酒设宴，请来乐伎们嬉戏歌舞，完全是一副歌舞升平、休闲自乐的样子。

冬日的午后，阳光清冽而刺目，等到蜂拥而至的吐蕃军把瓜州城团团围住后，却见城楼上琴弦悠扬，鼓乐和畅，猎猎战旗下，主帅张守珪手捋短须，斜阳下露出不屑一顾的笑颜。
敌将虽为吐蕃人，却也知道三国时期诸葛亮的空城计，一时间摸不着头脑，迟疑了半晌，不敢贸然攻城。眼见日已西斜，城里城外一切如故，只好郁郁而退。
张守珪早有准备，当即手擂战鼓，命令军士将关门洞开，骑兵们呼啸着出城追击。城周围顿时飞沙走石，狼烟四起，直杀得吐蕃兵屁滚尿流，抱头鼠窜。
此次作战，张守珪在危急时刻胆略过人，毅然以古老兵法“空城计”迷惑吐蕃军，并在他们撤退时，又果断地组织兵力进行追击，使吐蕃军无法判断出唐军的实力，可谓智勇兼备，取得了西北一线空前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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