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已经很久没有在知乎上写文章了，主要是因为临近毕业，大多数的时间都花费在了毕业论文的相关事项上。我的毕业论文设计的方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平等，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读的东西、学的东西越多，也就越感到痛心和无力的一个方向。
其实在准备毕业论文的这段时间休息也不是很好，好不容易今天在应该睡觉的点困了，刷会儿B站，却没想到刷到了“铁头”打击违规补课的这个视频，结合下方的评论区，让我本该已经停止思考的脑子又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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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头惩恶扬善”是一个B站的up主（可能在其他平台也有号，但是我主要只刷B站），我对这个人的最初的认识，还是在前一阵子国内掀起的打假鬼称的热潮那段时间，铁头去到现今声名狼藉的海口打假。说实话，看见这些商贩为自己谋利的歪门邪道得到惩戒，并且在互联网上，这样的打假风波愈演愈烈，作为老百姓，心里是极为开心的。由于“铁头”生产内容的特殊性，他的评论区下面大多数人会叫好，少数人会喊他注意安全，还有一些人会给他提供一些值得去打假的信息。然而，当“铁头”将他的枪口对准杭州新东方在假期的数学补习班的时候，这种和谐而支持的评论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质疑，觉得“铁头”这么打假是断送了那些普通人家孩子取得好成绩上个好大学，走上辉煌人生道路的机会。诚然，对中国人来说，一直存在的学历光环会让人们觉得好成绩——好大学——好研究生——好工作这一条道路似乎是金科玉律，毕竟在读大学的时候，跟身边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谈论到学习的时候，即便生活的区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会认可这一条道路的正当性，并且对于一所不错的学校里的学生而言，他们人生的前十八年都是在沿着这样道路在进行规划。那么——如果普通家庭的学生为了追随这一条道路而自愿选择去补课，提高自己的成绩，似乎也无可厚非。在这里，有这么几点问题：
a.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普通”家庭，一个能去大班补课的孩子他出生的家庭在我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b. 国家为什么要在前几年推动双减政策？
c.上了好大学就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了吗？如果没有，那么这样的信念究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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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该如何去定义“普通”二字？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2022年，全国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31370元，如果我们换算成月薪的话，一个月也就2600块钱左右的工资，假设这里有一家两口，一个月5200元的收入，他们需要负担日常的交通通勤，需要承担柴米油盐酱醋的日常开销，还有可能会需要还房贷，最后剩下来在手里的钱还能有多少？假设一门课，一周补一节，需要100块钱，一个月就是4节，按照高考考六门的情况来看，那么一个月，一个孩子在补课上需要的钱就起码是2400元。不知道身处在我国“中位”的两位父母能否很轻易地就决定将自己的开销中拿出接近一半的数字给到孩子去补课。而中位数为2600元左右的月可支配收入，则意味着我国至少还有一半的人够不到这个水平。
根据北师大收入研究报告的数据来看，在2019年（疫情前），我国有7.9亿人的月收入低于1500元。
所以我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家庭能够承担起这样的开销。实际上，或许对于大多数参加高考的同学来说，只补过少许几门课，或者没有补过课的比例，比起全补的比例要高很多。如果我们再现实一些，什么样的家庭才是普通家庭？难道那些身处农村，都没有资源和途径接触到补课，或者即便接触到补课，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去支持孩子参加补课的家庭，他们算什么？再结合一下我国的人均收入情况来看，是否我们在互联网上对“普通”的定义，有时候过于“中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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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什么要推动双减政策？
首先，双减的实施，从本意上来说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一种措施。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补课确实能够给孩子的学习成绩带来正效应，而家庭背景越好的人能够借助这一项课外资源获取的成绩上的提升自然会比起那些只能承担少许几门课程，或者一门都难以承担的家庭给到孩子的帮助更大。
诚然，作为学生群体而言，的确补课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影响，有时候，想要去对补课说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然而，问题不在补课能不能帮助到学生去提高自己的成绩，而是对于一些孩子来说，补课，甚至是不那么像补课的家庭一对一课程，是理所应当的，是在他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事情，而对于家庭条件稍微差一些的个体而言，则很可能是天方夜谭。
所以，补课，可以说是社会资源分配上马太效应的一种具体体现，它使得那些家庭条件本就好的学生可以占据更多的学术资源，取得更好的成绩，最终去往更好的大学。
也正因此，伴随着高等教育从1998年政策改革后开始扩招，到现今2023年，寒门想出贵子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了。虽然大学生越来越多，但是伴随而来的学历贬值，学历膨胀，以及大学内部越来越分明的层级（什么top2,top5,top10,中9，强211等等），实际上曾经那种大学生和非大学生之间的阶级差异，现今已经变成了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甚至是二本大学之间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精英大学的农村学子比例中得到体现，清华大学的农村学子占比从1970年的50%变到了2017年的17%，而北大从上世纪90年代的30%在10年代跌倒了10%左右（Sier, 2021）。
而除开学习上的阶级分化越来越大以外，我国的阶级矛盾在社会上也逐渐尖锐了起来，而疫情可以说只是其中的一个加速器。一个简单的例子，房，2010年到现今涨了多少，当初又是哪些人能有那个钱和精力去买房？
类似的，赢者通吃的事情还有很多。
所以你看，党的十九大报告不是就指出了我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划重点：不平衡、不充分。
而双减政策如果真的得以落地，把大家拉回同一起跑线，利好哪些人，损害哪些人？利好那些压根补不了课的家庭，而损害那些能补课的家庭的利益——但是如此一来，是不是那样的强者恒强的故事看上去就存在了动摇的可能性？也正是如此，我认为双减政策如果能落到实处的话，实际上对促进社会的公平性还是很有帮助的。当然，这种拉回同一起跑线上的行为也仅限于中产和真正的普通家庭，对那些有钱人来说，可能影响并不大，他们走的赛道可能压根就不是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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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好大学就等于有了好工作吗？
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阿尔都塞说的那样，一个社会现有的秩序，如果没有马不停蹄的再生产现有的社会结构他很快就会走向毁灭。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的，寒门的精英学子如果去到了大学就走上康庄大道了吗？
其实未必，大学，尤其是越精英的大学，里面的文化就越贴近于中产阶级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对于很多农村进去的孩子来说并不容易融入。如此一来，同样是进入了大学，拿到的资源也会有所区别。而同样的学校，不同的家庭背景，其就业前景也有差异。根据麦可思一年一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应届毕业生往往认为对就业影响最大的是“自身优异的学习成绩”，而在一年的工作后，最大的影响因素则变成了“具备良好的人脉和家庭资源”。
今年6月份左右出版的《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也强调了不同家庭出生对清华和复旦学子的就业影响。
所以，上了大学未必就能有好工作。
可是社会上坚信着“好大学就能带来好工作”的人却大有人在。
这正是布尔迪厄所称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又或许可以理解为福柯意义下的话语建构——即便事实并非如此，说的人多了，那他也便就是这样的了。
当然，今年随着张雪峰的爆红，这个情况似乎有了些许好转，人们开始将对大学牌子的关注一定程度的转向了专业，或许这也是以后人们的观念能够更加贴近社会现实的一个开始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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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补课这个话题，能够在网络上有热度，甚至是因为对其反对而产生的热度，无论最终的结果是怎样，只要讨论的空间还在，我们就能够借助这个机会，将教育背后赤裸的“再生产”机制多聊一些，或许了解这样的人多一些之后，未来的教育即便需要补课，也会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来，又或者说是由政策引导回归课堂本身，尽可能让课堂质量高起来，使得补课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需要让我们对补课不再保持沉默，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只要聊起来，在这件事情上才存在了斗争的可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