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理论家写出的好小说

□郭小东
人类一直生活在误解中。人与人的误解，族群与族群的误解，大至国家与政治之间的误解，彼此都自以为是，此乃世界范围内的常识，即便最亲密的人，也概莫能外。遗憾的是，大多数的文学观却认同并鼓吹人心的互通，把理想国的幻境当作现实的准则与律条。然而，事物的法则与此相反，人心可能沟通，却无法达至完全，道德与法律由此而生。文学无法回避这一法则，努力修补和完善这一法则，以期抵达彼岸。真正的文学，始终围绕这一法则，忧虑徘徊。
在徐肖楠的小说《秘画之恋》中，我读出了这样的忧虑。红角杨和秘画，这些行将消失的东西，如此纠结于心，它们在小说每个人物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大面积的领地。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此伤怀。不是单纯的睹物思人式的怀旧，而是因此失落了自己，破坏了想象中的自己。这是一种更为阔大的人类自虐，我相信这种自虐，是人类文明很难规避的弊端。
不管他们是否在现场，只要提起红角杨、秘画，一连串的历史和故事，潺流而至。他们跟随潺流，将所有未来的憧憬，都压缩在对红角杨和秘画的伤怀中。我强调了伤怀与怀旧的差别。这是徐肖楠，作为评论家的小说家，对“自己的小说”的预谋，他以感性的触角方式，把评论家的理性思维，严密地潜伏在人物的情绪线路上，形成一种逻辑的图写。这些有阅历、有情感伤痕的小布尔乔亚们，在当下的读者面前，显得文弱，显得雅致，显得感伤，而且缺少当下时代的嘈杂诡异。他们把不合时宜的教养写在脸上，有一种拽回消失时代的柔韧……于是，徐肖楠成功地画出了一群人的失乐园。
肖楠的克制是平常的，而肖楠的激动是突发的。他在“自己的小说”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他终于可以在平常的克制和突发的激动中，冲突同时圆融了他的矛盾。没有这部小说的诞生，真实的肖楠，无从表达和诉说。
自从听说肖楠要写小说，我便明白，这是肖楠终于寻找到的自我解放。以他的评论，他不但无法与自己和解，也难以和文学，乃至文字达至共和。而小说让他暂时挣脱了理论批评的冬烘，得以有勇气面对内心的冲动。我本以为肖楠会借此形式表达抱怨，借小说诅咒生存的不幸部分。但没有。人物平缓的出场，意想不到的冲突，融化在轻曼的情绪循环中，爱情留下漫天的遗憾，却不曾仇恨，不曾不共戴天。
只有谦谦君子，才能在怀旧的生存中，以各自的认知，达至一种共同的抒情。红角杨的抒情，有些阴鸷的抒情，它们躲藏在充足理由的唱响中，红角杨与秘画的唱响中。肖楠在这种看似个别、身份不同却又相似阅历的抒情中，努力区别各自的认知、性格，以及性别经验的不同。比如唐岱，“红角杨园深藏的命运在等待他，让他来发现还是让他来触动，是神话之手还是现实之手？”比如唐岱曾经的恋人、今日他人的妻子桑梓，“玫瑰还在手上”，可“韶华已逝，还想重新依在他身边，和他一起与红角杨这个神话园同在，与那些草木星光和飘荡的女神同在”。
小说里的布尔乔亚们，个个都是哲人，都喜欢沿着泰戈尔的灵魂路线：“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自觉地投入红角杨园的伤怀与捍卫、秘画的寻找中。这是那一代人的集体情结：伤怀一个年代的消失，寻找不曾见过的蓝图。
再一次相信，小说的理论家才能真正写好小说，不是出于职业，而是因为修养。小说不是生活本身，而是逻辑生活，即生活的逻辑化。它写的是生活的目光，只有这目光，才能看到灵魂的战栗和波动。小说，就是自己和自己、和世界的对话，与一群名字叫“自己”的人的对话。肖楠换了一种方式，写出了不一样的小说，自己的小说。鲁迅曾主张：信马由缰，写去，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才是写小说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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