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八年平叛，风雨同舟

发生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九日，长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是康熙一生所遇到的第一场暴风骤雨。“三藩”叛乱开始那年，康熙只有20岁，他的使命是领导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同时保证全国生产生活基本无太大波动。在经受这场风暴的洗礼中，祖母是他的主心骨；她关怀备至，不遗余力地辅佐孙儿。
所谓“三藩”，即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汉人藩王，有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死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当年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余部，曾为统一中原做出重要贡献。为了笼络藩镇势力，顺治十年八月，孝庄皇太后还将皇太极的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为妻。但“三藩”驻守各地之后，贪欲恶性膨胀，拥兵自重，权势日张；把持驻地财源，鱼肉百姓；贪婪无度，挥霍军饷，“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顺治朝后期起，“三藩”与中央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至康熙初年，“三藩”发展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危害国家统一的症结所在。

康熙亲政以来，日夜悬念，“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曾书写悬挂在宫中的柱上。擒拿鳌拜之后，康熙认真学习经史典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三藩”不能与宋初的开国功臣相比，而是属于唐末藩镇之流，势在必除。因此，便逐步削减其权势，并着手进行撤藩的准备工作。
恰巧“三藩”主动上疏请求撤离。最先提出疏请的是尚可喜。他早在顺治年间就因年老多病，请求北迁。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尚可喜年届70，再次上疏，要求归老辽东。但这时已不愿全藩撤离财源驻地；打算仅带两佐领官兵及旗下闲丁孤寡老弱等2.4万余名北迁，请令其子尚之信袭封王爵，带官兵家口继续镇守广东。

康熙经议政王大臣等议准，命其全藩撤离。吴三桂、耿精忠二藩闻讯后，分别于七月三日、九日，陆续将撤藩申请送到北京，意在试探朝廷态度，并解除朝廷对他们的怀疑。他们以为年轻皇帝必不敢尽撤三藩。殊不知康熙接到奏疏，立即批准他们的申请，命“俱行搬移前来”。
朝中有的大臣反对撤藩，主要是怕吴三桂借机造反。对此，年轻的康熙皇帝毫不畏惧，回答诸臣说：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掉，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他已经做了军事上的准备。因此，他断然决定撤藩。
这是一个大胆、敢冒风险的决定，如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在布满荆棘的路上前进，必须攻克一切艰难险阻，才能到达彼岸。康熙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以保证准确无误地实现撤藩目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九月初九日，京师地震。相信“天命”，又把天意同民意连在一起的康熙，认为这是上天在警示他。他来到祖母宫中问安，太皇太后问他：方才地震你知道吗？他回答：知道。这都是我未尽君道、未合天心，所以上天“特垂异以示警”。太皇太后告诉他说：人君遇有灾异，固然应当多加修省，然而，主要在平时用人行政，敬合天意。祖母引导他积极做好要做的事，不要因灾异裹足不前。康熙认为祖母理会了“天戒之要”。他对学士熊赐履说：我实在有很多过错，所以上天示警，唯有更加惕厉，挽回天意。说明康熙此时特别注重严谨自律。
吴三桂见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便决心以武力反抗朝廷。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扣留朝廷使臣，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标榜兴复明朝，起兵反清。起兵前后，他曾致书平南（尚可喜）、靖南（耿精忠）二藩、台湾郑经及贵州、四川、湖广（今湖南、湖北）、陕西等地的“旧相识者”，相约共同起兵。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明朝皇帝后代“朱三太子”的杨启隆，在京城闹事；第二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建反叛；十五年（1676年）尚之信（尚可喜之子）据广东反。一些降清的明朝官员在地方响应。一切反清势力倾巢而动。于是，参与叛乱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大员达26名。还有云、贵土司少数民族兵数万人。其来势凶猛，反叛遍及南方广大地区，并波及陕西、甘肃等处，“东南西北，在在鼎沸”。

吴三桂叛变消息传来，举朝震惊。尽管“三藩”叛乱在所难免，非一时一事所致，但导火线是撤藩。于是，有人责怪撤藩倡议者。大学士索额图力主将提议撤藩者正法。康熙则镇定自若，断然否定索额图主张，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他公开承担责任，使诸臣感戴莫名。
康熙立即组织八旗劲旅出师平叛。太皇太后时刻注视战局的发展变化，给孙儿出主意，想办法。康熙除了经常报告前方战况外，遇到难题，也向祖母请教。关键时刻，祖母太皇太后给了他鼓励和支持。
康熙十三年（1674年）初，康熙要赏赐出征官兵银两，太皇太后得知，很赞同，说：“出征官兵从来有赏赐之例。”她知道战争期间财政开支浩大，便以宫中节省的银两分赏给出征官兵。随后，康熙又想到驻防官兵，虽然没有赏赐之例，但出征期限迫近，筹备银两艰难，也欲特加恩赏。太皇太后又谕令康熙：也用我宫中的缎匹、银两赏给他们。康熙深知这不仅是财政问题，更体现祖母那颗慈爱的心，连着孙儿，连着国家，连着浴血奋战的官兵。
吴三桂反叛不久，在满洲将士大批南征，“宿卫尽空”的情况下，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又爆发了察哈尔蒙古亲王布尔尼的叛乱。布尔尼是皇太极次女固伦公主马喀塔与额哲亲弟阿布鼐之子。马喀塔于康熙二年去世。阿布鼐于康熙八年因久不朝觐、负恩失礼被削爵，拘禁于盛京。布尔尼袭爵。他和弟弟罗卜藏，欲乘“三藩”叛乱，清朝后方空虚之机，出兵盛京，救出其父，再图谋推翻清朝，恢复其祖先的大业——蒙古帝国。

当时前方战事正紧，后方复起波澜，使清朝腹背受敌。康熙无兵可派，无将可任，感到不安，求教于祖母。太皇太后推荐：“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让图海组织一支军队，去平息布尔尼叛乱。
图海是顺治帝破格提拔的人才，曾因错误被革职。康熙初年重新起用，授正黄旗满洲都统，复任大学士。太皇太后重视人才，对三朝重要官员了如指掌，关键时刻提供给康熙。
康熙立即任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师征讨布尔尼。同时，还争取、分化布尔尼的追随者，使之孤立。
图海果然不负委任，他在紧急关头，选八旗家奴中的“健勇者”，组织起数万人的队伍。下令翌日聚集于德胜门外。第二天黎明，图海已整装到教场，检阅完毕，立即带队疾行出发，日夜兼程，不许夜宿。
他鼓舞部下英勇奋战的办法并不可取，主要是允许众家奴抢掠富户，所获金帛归个人所有。又鼓动说：前此所掠，都是士庶之家，财宝不丰。察哈尔是元朝大汗的直系后代，有数百年的基业，“珠玉宝货不可胜计”，你们如能获取，“可富贵终身”。真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队伍不几天就到达察哈尔。全军将士斗志高昂，甚至被形容为“无不以一当百”；在达禄会战，大败布尔尼叛军。奉命派兵随征的内蒙古科尔沁部，将罗卜藏、布尔尼弟兄二人先后击毙，献首朝廷。
平定察哈尔之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它稳定后方，奠安京师，更使朝廷能集中全力镇压“三藩”之乱。这一胜利的取得，主要借助于太皇太后知人、用人的高明，以及应对骤然事变的卓越才能。
清入关前后，封汉人藩王共有四个，除上述“三藩”之外，还有定南王孔有德。他的部众前途倒戈，参加平定“三藩”之乱，也与太皇太后有关。

孔有德（约1602—1652年），是清朝开国前受封的第一位汉族藩王。顺治六年（1649年）受封定南王，统兵两万征广西明军，并携家眷驻防广西。顺治九年（1652年）兵败城破，在桂林与妻妾自杀焚府，为大清捐躯。其子廷训被明军杀害，女四贞被奶娘救出，藏于民间，时年12岁。顺治十一年孔四贞到北京，皇帝赐白金万两，视为郡主，食和硕格格俸禄。孝庄太后收养之于宫中，认为义女，视如己出。从此，四贞成了清宫中一名汉族公主。后由孝庄太后主持，嫁给其父部下孙龙之子孙延龄。四贞感恩不尽。康熙五年（1666年），清廷授孙延龄为镇守广西将军，统辖孔有德旧部，坐镇桂林。吴三桂叛乱之初，孙延龄曾率部附逆。孔四贞先不知情，后来一直力劝其夫反正。孙延龄在四贞劝说下，重新归降清朝。十六年（1677年），吴三桂派兵征讨，孙被诱杀，孔四贞亲自率部抵抗，一度受挫失桂林亦毫不气馁，毅然重整人马，收复桂林。在“三藩”纷纷反叛、吴三桂一度得势的险恶形势下，孔四贞说服并带领定南王旧部参加平叛战争，起了分化、削弱“三藩”叛乱势力的作用。战后孔四贞将桂林交给部将戍守，又回到太皇太后身边叙母女之情。
太皇太后在平叛战争中，为辅佐皇孙呕心沥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朝中满汉官员有目共睹。康熙体会最深。他把平叛战争的胜利归功于祖母的“教诲”和精心谋划，对祖母的感戴至深，撰文、写诗，称祖母为“宫中尧舜兼文母”。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平叛战争渡过难关、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刻，亲自撰写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祖母，颂扬祖母为太宗、世祖和本朝立下的功绩。其中写到对他的训导：“十有六载，恩勤鞠育，莫罄名言，训迪弘深，难于殚述。”总结祖母是“启百代之鸿图，树千秋之懿则，备累朝之孝养，极四海之尊亲。德福兼隆，康宁寿考，旷古以来，未有若我太皇太后之盛者也”。
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为时八年的平定“三藩”叛乱之战胜利结束。十二月，诸王、群臣请皇帝上尊号，康熙坚决不允，但主张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上尊号。太皇太后坚辞不受，对前来奏上尊号的大学士勒德洪、明珠说：自叛逆构乱，于今已八年。八年中，“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平，海宇宁谧，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对于她本人，则说：“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此典礼不必行。”这位太皇太后只想帮助孙儿创建丰功伟绩，不愿显露自己。
康熙关注的不是平叛胜利后的轻松和荣耀，而是战争创伤的医治，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他依然重负在肩。勒德洪等奉太皇太后懿旨还奏皇帝。康熙让他们再去慈宁宫回奏，请太皇太后鉴于皇帝的“微忱”，应允上尊号之请。太皇太后还是不允。勒德洪等还奏。康熙再次派他们去慈宁宫奏请，倾诉他内心的牵挂：自寇乱用兵以来，将士疲劳，生民困苦，疮痍未复，喘息未苏，虽然战争结束，但疆宇初平，国家纪纲有待整顿，地方元气需要培养，我哪敢安然自处，以为太平无事，受纳尊号？唯祈太皇太后俯体群情，允行大典，“臣（我）实幸甚，天下幸甚”。太皇太后理解孙儿恭谨治国的一片苦心和对祖母的孝敬，只得允其所请。

十二月二十四日，康熙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副都统、尚书、侍郎、侍卫等，恭奉册宝，到太皇太后宫行礼。为太皇太后加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上述为太皇太后上尊号过程中的奏言、册文、宝文、诏书等，歌颂太皇太后的功德，其中尤其念念不忘太皇太后在长达八年之久的平定“三藩”叛乱中的伟大功绩：逆贼吴三桂反叛，煽动多方，“朕夙夜靡宁”，举兵征讨，仰承“懿训”，“次第翦灭……非借慈庇，何克臻此?”“臣祗遵懿训，绥靖寰区，叛逆削平，兵民休息”；平定“祸乱”之功，“实禀诲育之恩，应极尊崇之典”。
长达八年、大规模的平叛战争取得胜利，是康熙皇帝领导的结果。首先，敢于挑战豪强，清除隐患，有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撤藩，表现出青年皇帝所特有的超人胆略。其次，实行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如剿抚并用，分化瓦解敌人，提高绿营官兵地位等。再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鉴于当初“三藩”并撤操之过急，随后便注意分主次、分阶段征剿和撤藩。总之，由于采取诸多充满进取精神和智慧才能的举措，才终于大功告成。康熙拒受尊号，推恩祖母，体现出他胸怀全面治理国家的宏图大志；平叛战争的胜利对他来说，只是开端，前面任重道远。也说明他体会到祖母“懿训”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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