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12年，北宋皇帝宋徽宗试图用当时先进的“新媒体”绘画向京城乃至天下百姓传播一件事——京城上空出现了罕见的“祥瑞”，于是就诞生了流传至今的名画《瑞鹤图》。如果放到互联网环境下，这幅画里的“青天白鹤”背景一定会被众人揭个底朝天。
宋徽宗为何对“祥瑞”如此执著？
关于《瑞鹤图》的创作意图，已经不需要多讲。无论是从画名，还是从白鹤、青天、城楼、祥云的呈现，整幅画的寓意十分明确，就差直接把“祥瑞”两个字用弹幕的方式，打在“公屏”上了。
中国古代，通过诗、词、文、画等表达祥瑞寓意司空见惯。但是像《瑞鹤图》这样如此明示，而且还层层加码地进行强化的，显然不多见。
绘画的作者，也就是宋徽宗，在这件事上很在意。我们仿佛都能从画面的各个角落听到：我要祥瑞！我要祥瑞！我要祥瑞！对于“祥瑞”，他为什么如此迫切呢？
这就要先从宋徽宗赵佶的个人经历中找答案了。
赵佶生于北宋元丰五年，也就是1082年，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第二年十月，他又被授为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后先后晋级为宁郡王、端王。虽然生于皇族，但按照制度惯例，赵佶原本无缘帝位，相比皇位，他更爱好文艺，常年沉迷于琴棋书画，尤其爱好绘画。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25岁的宋哲宗病死。
按照礼制，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以及长弟申王赵佖，在继承排名上均在赵佶之前。但神宗皇后向太后以自己无子，且神宗其他儿子都是庶出，排除患有目疾的赵佖后，她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赵佶即位，得到了众多大臣的拥戴。
宋徽宗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101年，年号改为“建中靖国”，此后的二十五年里，北宋进入了宋徽宗时代。
按照《宋史》记载，宋徽宗出生的日子是十月十日，但其真实生日很可能是五月初五。古代民间认为，五月为毒月，五日是恶日，五月五日的新生儿充满不祥，因此在赵佶出生时，宋神宗为赶走晦气，就把他送到宫外寄养，等到长大一些才接回宫。
南宋文人周密所著《癸辛杂识》在“五月五日生”条提到了这件事：“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也就是说，皇帝对自己的生日不祥很在意，把日子改成了大吉大利的“十月十日”。
生日不吉，又以皇帝次弟身份意外即位。可以说，他的生平充满太多“不祥”。所以，首先从主观上来说，这位皇帝就有一个诉求——摆脱自己身上的“不祥”，而且要证明这个“天子”并非偶然。
以“瑞鹤”现象为例，对比北宋其他时期，徽宗即位之后“瑞鹤”显现的记载不仅增多，而且鹤的数量、规模也明显加大，有四、十六、二十四，甚至还有更夸张的“数千”。
为了加强这种“祥瑞”效应，光靠文字的力量还不够。相比纯文字，绘画就是当时的“新媒体”。绘画是宋徽宗擅长的专业领域。配合文字记载，他主导策划了一系列的“祥瑞”题材创作。
他即位不久时就开始下一盘大棋
在他一系列的操作中，《瑞鹤图》是其中的极致代表作。
首先，为了得到图中的“瑞鹤”，营造“瑞鹤”飞舞画面，宋徽宗很可能在即位不久时就开始下一盘大棋。
仙鹤，也就是丹顶鹤，本来是自然界的野生动物，又是随季节迁徙的候鸟。如何能在需要的时候，让仙鹤能够“应瑞”，且动辄出现二三十只呢？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宫城内的延福宫开始扩建，在宫苑之中，有类似于动物园的场所，豢养着鹤、鹿、孔雀等禽兽。《瑞鹤图》以及众多记载中的鹤群，应该不是来自野外，而是由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放飞的。
同样，为了得到《祥龙石图》，背后有一支主持花石纲征集、筛选、运输的大军；为了《五色鹦鹉图》，宫里还会有驯养鹦鹉的团队。
其次，瑞鹤景观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考究至极。
青天、白鹤、祥云出现祥瑞，时间要锁定在“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即公元1112年正月十六黄昏前后；出现的地点，需要精准定位于端门，即宣德门。
先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
关于“壬辰年”，东晋时期问世的《上清后圣道君列纪》有这样一句话：“壬辰之年三月六日，圣君来下，光临于兆民矣。”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就是一个壬辰年，又是宋徽宗即位12周年。对于皇帝本人来说，这一年意义特殊而重大。选在这一年，宋徽宗显然是把自己跟道教经典里的“圣君”联系在一起了。
上元，就是元宵佳节。那宋徽宗为什么不选元宵节，而要选次夕（正月十六）呢？
根据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元宵节期间，皇帝的日程表很紧张，正月十四要乘车去五岳观的迎祥池，出席祈福、迎祥活动；正月十五元宵节要去皇家道观上清宫，上元节本身也是重要的道教节日，自比道君皇帝的宋徽宗不能缺席。
所以，直到正月十六，皇帝可以抽出时间与民同乐。放飞“瑞鹤”，选在天子与百姓都能见证的时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再说地点，瑞鹤降临的宣德门。
前文我们已经提及，宣德门在北宋都城的位置，相当于紫禁城的端门和午门一带。这个城门，既是皇宫、京城的缩影、象征、地标，又是京城连接民间的枢纽。
宣德门向南的中轴线御街，类似于明清北京城的端门—午门至前门大街一带。元宵节期间，整条街张灯结彩，万民瞩目。正月十四、十五日，皇帝祈福等活动也很重要，但只有少数人见证，不轻易示人。
在正月十六这天，“瑞鹤”降临宣德门，可以让众多百姓见证。《瑞鹤图》的题跋中特意提到观众们的反应：“众皆仰而视之”“都民无不稽首瞻望”。
最后，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此画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它是对众人“仰视”所见画面的呈现。
画中的四大元素白鹤、青天、祥云、城门所构成的画面，建构了宋徽宗心目中的“瑞”。但是你想，如果这美好的画面只是少数人的欣赏，就不能构成“祥瑞”——对于皇帝来说，上天赐予人间的祥瑞，要被众人看到，才能让“祥瑞”形成舆论热点，进而广为传颂。
对于这一点，赵佶在右侧题跋中专门强调：“故使憧憧庶俗知。”意思是，要让来往的民众都看到这个景象。那众人看到了吗？根据宋徽宗的“拍摄”和“记录”，他们都看到了。
这张画的构图里，城门只露出屋脊，云气缭绕，仙鹤翱翔于青天，这画面就像今天拿着相机仰拍的某一瞬间。《瑞鹤图》用绘画定格了城门下方，众人仰望视野里的画面。
从用色到内容，都充满“仙气”
公元1112年正月十六，仙鹤翱翔，皇帝现身城楼与民同乐——如果这一“新闻”是真实的，那在当时应该是轰动的事件。不过，正史对此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显然，《瑞鹤图》里的景象，是宋徽宗通过艺术手法，完成的一次祥瑞制造。
《瑞鹤图》景象生成的策划过程，可以看成一场由宋徽宗亲自导演的、以“应瑞”为主旨的沉浸式舞台演出——为了宣传反响，画家带入了观众的视角，来仰观这一奇景。
不过，这种景观不像人间，更像仙宫。没错，《瑞鹤图》从用色到内容，都充满“仙气”，换句话说，弥漫着道教文化气息。画面的构图，既对称又不完全对称，暖色与冷色、静景与动物的对立统一，都暗合道家的太极阴阳说。
熟悉宋朝历史的人知道，宋徽宗有两个“人设”：一是画家皇帝，二是道君皇帝。一张作品，把宋徽宗的这两个身份标签体现得淋漓尽致。而“祥瑞”文化本身，也跟道教有着密切联系。
把祥瑞文化和道教元素用在艺术创作中，或许不会有太多负面影响，但宋徽宗对此的痴迷并没有停留于此，而且将其用于治理天下。比如，他在京城修筑艮岳，豢养珍禽异兽，就是听信了道士的建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导演和演员的宋徽宗，或许因为太过“入戏”，竟然沉浸在自导自演的祥瑞世界里，不可自拔。
《瑞鹤图》问世后的第15年，公元1127年，来自白山黑水的铁骑兵临城下，宋徽宗竟然押宝于“法术”和“神兵”——郭京等人自称身怀法术，能施用“六甲法”生擒敌军。结果，汴京城门大开，不久后北宋灭亡。
金人不仅掠走了太上皇宋徽宗和即位不久的宋钦宗，也把府库中累积众多文物、字画等带到了东北，其中就包括雕刻有宣德门的卤簿钟。如今，这件文物静静地伫立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里，默默地见证并诉说着那段历史。
两宋之交的动乱中，《瑞鹤图》流落民间，经历金、元、明之后，在清代入藏宫廷，后来溥仪将其带出。1945年8月17日，溥仪携带数箱珍贵书画欲乘机外逃，途经沈阳时被截获，其中就包括这幅《瑞鹤图》。1950年，《瑞鹤图》入藏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
文/羽羽潘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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