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为何胡适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学有术”的奇人

陈果夫：民国奇男子，不学有术人

对陈果夫的认知来源于“四大家族”一词，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但是，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却一直很是模糊，只知道他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亲信，主管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但他的“中统”组织，无论在名声还是成就上，远逊于戴笠的“军统”。
他个人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之处，连一点花边新闻都没有，似乎也没有让人憎恨之处，所以，感觉在国民党内并不是什么有重大影响力之人，这样的人也能位列“四大家族”，实在有些高抬他了。
然而，相比那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那难看的吃相，他的确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奇人，从民国20年登上历史舞台到去世，没有做过一笔生意，他也从来不作威作福，一生低调平和，谦让敬业，在国民党内是一股难得的清流。

陈果夫出身于浙江吴兴的一个落魄世家，名祖焘，字果夫，到了他的祖、父辈，生活已是贫困，二叔陈其美便辍学经商，15岁起就到店铺当学徒，不仅要维持家庭生计，还要担负起长兄陈其业和弟弟陈其采求学的费用。
后来的陈其美也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亲信，并与黄郛和蒋介石结为兄弟，在辛亥革命中，成功发动上海起义，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厥功至伟，后被暗杀，闻讯后的孙中山大声疾呼：“失我长城”。
陈果夫是陈其美大哥陈其业之子，长得如玉树临风，文静秀气，是个标准的帅哥，但性子古板安静，虽然7岁就入私塾，但读书却并非其长项，读了好几年却学业平平，而且他自幼体质不好，如果任其发展，怕是没有太大的出息。

陈其美的出现改变了陈果夫的命运，他带着陈果夫去了新式学校，但他却也学业平平，还因性格问题受到同学排挤，于是，陈其美便让他去了浙江陆军小学堂，据说还学会了放上几炮。
后来，他小升初，考入了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虽然多次想出洋留学，却鬼使神差地没有成行，后来又因辛亥革命爆发，未能毕业，所以，陈果夫终其一生的文凭仅仅是一个小学毕业，由此也被胡适称为“不学有术的奇人”。
在学习期间，陈其美寄来了加入同盟会的自愿书，他填写后，便也算是革命党人了，于是，他在学校也组织了同盟会分部，宣传革命思想，发展组织成员，一时还成为了小头目。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立即率领同学们前往参战，陈果夫主动请缨上前线和清军作战，那个曾经的老古板一转身变成了冲锋陷阵的热血青年，他们的任务是坚守汉阳兵工厂。
虽然炮打得不是很准，但陈果夫却十分英勇，放炮时还因为反作用力过猛，导致肺部血管震裂，这也给他留下了终身的痛苦。
陈果夫的组织能力极强，这也被当时武昌前线的总指挥黄兴看重，将他调入军政科，负责招募和训练士兵，短短的时间中，他就组织起一千多人的城防营，也为守卫武昌立下了功勋。

南北议和成功后，陈果夫去日本养病，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死忠追随，“二次革命”时，他又组织一帮同学成立了“奋勇军”，最后因为同北洋军的差距太大，队伍也被打散了。
陈其美在上海期间，他也在身边效力，同年长他五岁的蒋介石一起共事，当陈其美被刺杀后，他回到了老家，两年后在上海晋安钱庄做了助理。
要说在蒋介石结拜过的12位兄弟中，真正过心过肺的，也就是陈其美和黄郛了；陈其美死后的蒋介石在沉寂了多年后，又强势崛起，于是，他便将成天叫他三叔的陈果夫接到了身边，成为他亲信中的亲信。

当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陈果夫不但在上海给他购买了大批的军需物资，还为他招募了许多的新兵，仅黄埔军校教导团，他就忽悠来了四千多新兵，第三期又是一千多的浙江兵，其中很多人都成为名将，为此，他的组织才能得到“三叔”的肯定和嘉奖。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立即将国民党的组织大权交给了陈果夫，还将弟弟陈立夫也拉了进来，从此，开启了陈氏兄弟建立“陈家党”的进程。
1927年，陈果夫在中组部成立了党务调查科，1938年，在蒋介石的提议下，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又称为“CC系”，其势力范围就是国民党的各级党部。

蒋介石可以说对陈果夫是相当信任的，曾任命他当了江苏省主席，这可是相当于清朝的直隶总督，拱卫着首府南京，也是民国政府最为重要的赋税基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主要有四大派系，一个是以张群、杨永泰为首的“政学系”，主要是蒋介石的智囊团；其次是家族班底的孔宋系，把持着财政和外交部门；再有就是黄埔系，主要是在军事领域；再有就是二陈的“CC系”，分管各级党务部门，也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
然而，随着陈氏兄弟的势力逐渐壮大，蒋介石也担心尾大不掉，更因为“CC系”办事的风格与蒋介石的行事习惯有很大的差别，不是那么下得去狠手，总显得有些优柔寡断的意味，很不合蒋介石的口味。

于是，蒋介石便另起炉灶，打造了一个更阴险狠毒，唯自己马首是瞻的组织，这便是戴笠的“军统”。
陈果夫失势的直接因素是“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软禁后，以何应钦和陈果夫为首的一帮人，极力主张武力解决，这在后来脱离虎口的蒋介石后来，无异是成心将自己置于死地。
其实，这真有些冤枉陈果夫了，他只是认为，如果不大兵压境，不给西安的实力派以震慑，想解决问题只是纸上谈兵，并不是真心要害蒋介石，后来的结果当时谁能想得到呢？

倒是戴笠有胆量，带着两把枪就强行登上飞往西安的飞机，要同蒋介石共存亡，这也在蒋介石心中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戴笠日后的飞黄腾达，与此行有着必然的联系，就如同当年蒋介石登上“永丰舰”守护孙中山一样。
所以，陈果夫和戴笠的这一出一入，一正一负，差别可就有天壤之别，二人得势和失势，就成必然之势了，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军统”始终压了“中统”一头。
抗战时期，面对国内形成的统一战线，陈果夫推出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论调，并将党务渗入到了金融和实业领域，第一次提出了党营事业，将新闻、文化、电影等机构企业化，把收入都作为党费，以此来以党养党。

抗战胜利后，陈果夫接收了大批的敌伪资产，都将其改作党营企业，蒋介石也知道，陈果夫是不贪的，同他那些孔、宋之流不是一个路数，所以，放心地让陈果夫担任了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等重要职务。
最后还一并将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要职也让陈果夫来担任，而陈果夫也没让蒋介石失望；这样一来，陈果夫负责党务和金融两个方面。
然而，关乎国运的金融大权，还是掌控在孔祥熙和宋子文手中，而“中统”原有的特务职能，则几乎由戴笠全面控制，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而所谓的党务工作，也由于基层组织在抗日战争中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也难以做出成绩来。

重庆谈判时，陈果夫的态度是很消极的，他一直反对停战，要趁着抗战胜利的机会，将共产党的解放区一并铲除，甚至还要蒋介石扣留毛主席，撕毁停战协议。
蒋介石何尝不想这样干，但时机不成熟，国际环境和社会舆论这时的陈果夫同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被蒋介石彻底抛弃，一撸到底，成为孤家寡人。
更可悲的是，蒋介石把在大陆的惨败，将陈家兄弟当作党政方面的替罪羊，一时间，门可罗雀，好不凄惨。

陈果夫自辛亥革命时已染有肺结核病，经常咯血住院，1948年，他前往台湾养病，自此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
在共产党1948年12月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中，陈果夫位列第七名，排在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前面，这倒有些不可思议；也许，是因为他分管党务的缘故吧，在一个政党看来，怎么说党务要比经济更为重要。
1951年8月25日，陈果夫在台北病逝，享年50岁，因没有积蓄，无法买一块象样的墓地安葬，最后是由国民党政府出资，将其葬于市郊观音山，一代枭雄便长眠在这片草木葱茏、四季常青的异乡土地上。

也许蒋介石觉得自己 愧于陈果夫，他两次前往吊唁，甚为悲伤，再三鞠躬，回去后，提笔写下“痛失元良”的挽额，以表悼念之情。
“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和宋子文去了美国，过起了奢侈的生活，只有陈家兄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后来的陈立夫也远走美国，为生活计，办起了养鸡场，曾显赫一时的“四大家族”，也随着他们在大陆的惨败作星云散。
最早提出“四大家族”一说的，是瞿秋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后来是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再次提出，指责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

国人总喜欢用数字来表达表达某一类人或事，尤其对数字“四”特别推崇，如“四大公子”、“四大美女”等等，但“四大家族”的提法的确是值得商榷的，从严格意义上说来，这个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蒋介石虽然有些私产，但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孔、宋虽是大财团，很是富有，然而其财富的累积仍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的范围，与国家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而陈氏兄弟可以说根本就无资产可言。
陈伯达所列举的罪名不知道其根据为何，200亿美元民脂民膏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抗战中美国给的钱也就十几个亿，如何会都进了这“四大家族”的口袋中，这不说是信口开河，至少也是缺乏依据的。

所以说，陈伯达的《四大家族》就是宣传品，他既不是历史学者，也没有数据来源，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政治宣传而杜撰出的一个词汇，大不可当真的。
作为蒋介石统治中国的重要人物，他仇视共产党，为虎作伥，这一要都是站在其立场上行事之必然，但是，他比起那些搜刮民财的国民党腐败分子，总还算是一个清廉之人。
陈果夫除了薪水之外，从来不收取一文钱的额外收入或补贴，有一次，农业银行的行长请陈果夫题词，陈果夫写道：“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这是他的自律，也是自己行事的真实写照。

他在台湾治病时费用很大，因医药费入不敷出，穷得连“农业银行”借给他治病时代步用的一辆小轿车，都无钱加油，于是，他不得不放下身段，给曾经的下属，现任台湾交通银行行长的赵棣华写信求援。
一个民国高官，平常省吃俭用，不占政府一点便宜，我们从这点就能看出，陈果夫的廉洁程度，不管他做过多少与人民为敌之事，仅在清廉这点上，还是能赢得后世称赞的。

陈果夫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他却也写有不少的著作，不仅出版过《果夫小说集》，还创作了10部电影剧本和40多首歌曲，后来，台湾当局将其编成“陈果夫全集”，共计十册，是一部有关近两百万字的煌煌巨制，难怪胡适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学有术的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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