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
《军事计画》(亦作《军事计划》)是蔡锷生前撰写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自1943年经刘达武所编之《蔡松坡先生遗集》披露后，毛注青等所编之《蔡锷集》以及曾业英所编之《蔡松坡集》《蔡锷集》先后将其收入，对于研究蔡锷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笔者近编之五卷本《蔡锷全集》书稿仍然收入此文。但《军事计画》面世后，由于其中内容与蒋方震（字百里）于1917年出版的《军事常识》多有雷同，学界于是对于二者谁主谁从的关系问题发生了旷日持久、针锋相对的争论。甲派认为《军事常识》出自《军事计画》，乙派则认为《军事计画》是由《军事常识》“移花接木”而成。
2008年前后，曾业英倾向于甲派，并不赞成所谓《军事计划》是由《军事常识》“移花接木”之说。因此，其1984年编辑出版的《蔡松坡集》收录了刘达武《蔡松坡先生遗集》披露的《军事计划》。2008年，在其所编《蔡锷集》中，曾业英仍然收入《军事计划》一文，并针对相关争论特意加题注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学者怀疑本文是《蔡松坡先生遗集》编者刘达武等人移花接木，将蒋方震的《军事常识》（1917年9月初版）改铸成了蔡锷的著作，但未能提出充分的证据，而相反的证据却一时难以排除，故仍辑于此。”然而，时隔16年之后，曾业英在今年却“反水”了，证据就是其发表在《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上的新作《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曾业英的这篇大作，通过友人的介绍，我只见其头，不见其身，因为友人只提供了《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的目录和摘要的预告，而该期的文章还未正式上知网，因而未见其全文。但这篇不足300字的摘要却明白表示了曾业英的“反水”意思。其全文如下：
曾业英《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摘要
在学术界，像曾业英这样的“反水”事件并不鲜见。更何况曾业英这一次“反水”也并非首例。2008年，曾业英在其所编《蔡锷集》的前言中写道：“1900年7月，蔡锷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毅然中止学习生活，赶回武汉参与其事。不幸的是，8月22日唐才常等20余人在汉口被捕遇害，自立军迅即失败。蔡锷因此前已被唐才常派往湖南联络新军，而幸免于难。”但时过9年，曾业英就“反水”了，即在《史学月刊》2017第9期上发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结论。
学术界的“反水”，分两种情况：一是成功的“反水”，相当于尊重史实，“弃暗投明”。倘若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因发现新的有价值的史料而“反水”，否定自己先前的结论，这应当是一种进步，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一是失败的“反水”，相当于墙头之草，风吹两边倒。倘若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并未发现新的有价值的史料只是因为自己见风使舵而“反水”，那就另当别论了，说明他对这个问题一开始并没有十足的底气和把握，所以观点游移不定，朝三暮四。经笔者查考论证，曾业英在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问题上的“反水”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其有关结论与史实严重不符（参见邓江祁：《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吗？——与曾业英先生商榷》《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以及本公众号上的相关文章）。那么，曾业英的这一次“反水”又属于哪一种情况呢？一过这篇不足300字的《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摘要，笔者大脑中立即冒出了“不靠谱”三个字。因此，与上次一样，曾业英这一次“反水”又是一次失败的“反水”。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曾业英说：蔡锷“确实撰有并上呈袁世凯一个《军事计划》，但并不是刘达武所披露的那一个，自应将此《军事计画》撤出蔡锷文集。”这句话显然不靠谱。1915年2月，阎锡山奉召入京，向袁世凯进呈《军事问答》。回晋后，阎锡山又将《军事问答》修订并更名为《军国主义谭》正式出版面世。既然阎锡山可以这样做，蔡锷就不可以日后将“上呈袁世凯一个《军事计划》”修订成“刘达武所披露的那一个”？众所周知，1915年7月，蔡锷确实组织编写并呈进袁世凯《中国历代经界纪要》暨《各国经界纪要》两书，袁世凯批令“呈悉。书留览。”而刘达武在《蔡松坡先生遗集》中所披露的那两个肯定不是当年蔡锷呈进袁世凯的那两个，照曾业英的上述逻辑，这两个岂不是也应“撤出”《蔡松坡先生遗集》吗？众所周知，即便是同一作者的同一著作在不同的时期也有各不相同的情况，开始是初始本，过一段时间是修订本，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是增订本了。曾业英自己也不例外，即于1984年编辑出版了《蔡松坡集》，2008年又在《蔡松坡集》的基础上“修订再版”了《蔡锷集》。这说明，同一著作初始本、修订本、增订本之间是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并非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关系。而且如果同一作者的同一著作有多个版本，还应当以最后版本为准。更何况“刘达武所披露的那一个”《军事计划》本来就不是如曾业英所说“上呈袁世凯”的，因为从行文上看，它是蔡锷一部尚未最后完成的手稿；从结构上看，其文末还有蒋百里为之所作的跋，而且该跋中还有“项城不能用邵阳于癸丑以后, 转使革命于云南”之语，说明其作于1915年12月的护国战争之后。因此，曾业英以蔡锷“确实撰有并上呈袁世凯一个《军事计划》”而断言要将刘达武所披露的“《军事计画》撤出蔡锷文集”，显然就不靠谱了。
其二，曾业英又说：“蔡锷的《军事计划》则应以“存目”（散佚）方式，置于其文集的1914年10月。”也就是说，曾业英前面所说的蔡锷“1914年10月”“确实撰有并上呈袁世凯的”那个《军事计划》，他自己都没见到过其真身。这说明曾业英所谓蔡锷“1914年10月”“上呈袁世凯”的《军事计划》是否真正存在，还是两可之事哩！这样，曾业英以一个虚构的、无法证明其存在的“上呈袁世凯一个《军事计划》”作为依据去否定另一个既已存在的刘达武披露的所谓蔡锷《军事计画》，显然很不靠谱。曾业英搞了一辈子历史研究，应该明白历史研究要用真实的史料说话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拿不出扎实的史料，何以服人？
其三，曾业英还说：“蒋方震撰著的《军事常识》，既不存在‘掠人之美’的问题，又含有蔡锷的军事思想，故而可将其作为副录，置于蔡锷文集中。”这就更不靠谱了。如前所述，既然曾业英自己都没见到过蔡锷“上呈袁世凯”的《军事计划》的真身，凭什么就断定“蒋方震撰著的《军事常识》，既不存在‘掠人之美’的问题，又含有蔡锷的军事思想”？这显然是过于武断和草率。至于曾业英“可将其作为副录，置于蔡锷文集中”的主张就更是天方夜谭了。笔者可断定，将“蔡锷的《军事计划》”“以‘存目'（散佚）方式，置于其文集的1914年10月”，再将“蒋方震撰著的《军事常识》”，“作为副录，置于蔡锷文集中”，天底下像这样编蔡锷文集的，除了曾业英，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笔者认为，还是等找到曾业英所说的那篇“散佚”的蔡锷“上呈袁世凯”《军事计划》，等有“皮”了再来看能不能植“毛”，这样应该比较靠谱一些。
其四，曾业英最后郑重表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对蒋方震、蔡锷负责，对历史负责”。曾业英的这种表白其实并不新鲜，只是套话而已，不能过于当真。因为8年前曾业英也在《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发表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中声称要“对蔡锷及真正的诗文作者（即唐璆）和历史负责”。但事实证明，曾业英此文不仅所有结论都不能成立，而且还存在大量漏洞，对蔡锷、对唐璆、对历史都没有负到责任（参见邓江祁：《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4期，《再论“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再商榷》《特立研究》2022年第1期以及本公众号和公众号《南京论坛》上相关文章）。经查，曾业英的这次表白也不靠谱。第一，如前所述，曾业英的摘要中，以并不靠谱的“上呈袁世凯的”那个《军事计划》就将“刘达武所披露的那一个”“《军事计画》撤出蔡锷文集”，还说李将“蒋方震撰著的《军事常识》”“作为副录，置于蔡锷文集中”，等等，都是对蒋方震、蔡锷和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第二，曾业英要负责的对象中显然漏掉了一个重要人物，即披露蔡锷《军事计画》的刘达武。人家刘达武在当时社会动荡、兵荒马乱之际，能收集和编辑出《蔡松坡先生遗集》，实属不易。你曾业英所编之《蔡松坡集》《蔡锷集》不是对之照单全收吗？如今你却仅凭你那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所谓蔡锷“上呈袁世凯的一个《军事计划》”，就要将人家怀着对蔡锷无限崇敬之热忱，经过长途跋涉、千辛万苦从蔡锷生前好友昆明王申五那里寻获，后又艰难整理成文，披露于世的《军事计画》残忍地“撤出蔡锷文集”。人家泉下有知，情何以堪？所以，你曾业英要负责的首先应是刘达武，你怎么到关键时刻却把人家忘得一干二净呢？
总之，虽然笔者只是看到曾业英《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的摘要而未得其全文，但是“观一斑而知全豹”，料想其全文除了提供更多的不靠谱之外，恐怕就没有其他价值了。笔者这一猜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吧。鉴此，笔者特作此文，以示对刘达武、蒋方震、蔡锷负责，并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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