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的《“来了”》：为什么专制社会中的民众很怕官吏？

《“来了”》

《“来了”》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后来收入鲁迅的《热风》文集中。
《“来了”》其实是鲁迅的一篇杂文，跟他的另一篇《“圣武”》的内容联系密切。《“来了”》是开篇，《“圣武”》是《“来了”》的内容延伸和发挥。

鲁迅的杂文数量庞大，主要分为文化评论和时事评论。文化评论探索、揭示、感悟、反思和评判的对象，是文化，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文化的演变历史，是由这文化历史积淀而成的20世纪初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比如《灯下漫笔》就是典型的文化评论，揭示出了古代只有两种历史：“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当然，鲁迅的《“来了”》写的也很精彩，里面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问题是：谁要来了？鲁迅没说。只是说“他们”要来了，而民众一听说“他们”要来了，纷纷跑。从乡下逃到城里，又从城里逃到乡下，根本没有方向，反正就是跑，就是逃。
民众跑、逃，其实是怕，是恐惧，如果不是不怕、不恐惧为什么要跑呢？那么，民众在恐惧什么呢？怕什么呢？

可能是土匪，可能是强盗，甚至可能是官吏们。因为那个时代，往往都不分，有时候根本分不清楚是强盗还是官吏。所以，恐惧强盗，怕官吏，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
大革命之后，原来的县太爷摇身一变又成了新官吏。

“没有什么大两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鲁迅说，大革命前后根本没什么两样，还是老样子。社会有改变吗？没有。民众受压迫、剥削和奴役的现状有改变吗？也没有。所以民众担惊受怕的环境有改变吗？也没有。
归根到底，我们还是我们唱老调子，走的老路，每次大革命，我们还是选择的专制命运，走的权力私有的家天下路径。还是“圣武”。

为什么专制社会中的民众很怕官吏？

“圣武”——皇朝武功，在历史上，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奴隶，谁都津津乐道，谁都崇拜，或者说，谁都恐惧的。“来了”就是“圣武”，就是“刀与火”，也就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决定着治世怎样进入乱世，也决定着乱世怎样进入治世。
成功的“刀与火”和“来了”是“圣武”，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血腥争夺中，荡平各路枭雄的“刀与火”和“来了”，创立一统天下万世长传的皇朝基业，这就是“成者为王”；被“圣武”荡平而失败的“刀与火”和“来了”，则是“败者为寇”。

无论是“圣武”的暴力“来了”，还是“寇”的暴力“来了”，都是老百姓崇拜和恐惧的“来了”，对“圣武”“刀与火”和“来了”的崇拜或者恐惧，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所以说，大革命的本质只不过是一个奴隶主取代另一个奴隶主而已。他们之所以进行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他们的“最高理想”，即“威福，子女，玉帛”等。新主子确定后，继而就是如何朝拜，如何纳贡，如何称颂，歌颂皇恩浩荡。

然后进入“太平盛世”后，也就是鲁迅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奴隶主依靠的还是专制的强权，惨绝人寰的酷刑、文化统制，精神的奴役，威慑奴才们和奴隶们，使匍匐在君主脚下的奴才们和奴隶们终日胆战心惊、瑟瑟发抖。
在鲁迅看来，强权、酷刑、和文化统制，只是“乱世”中的血腥杀戮的暴力在“治世”的延续。因为依靠血腥暴力获得天下，也只能依靠血腥暴力治理天下。
最后，社会还是那个社会，权力高度垄断，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社会森严的等级，高压统治，没有任何法治、自由、平等，有的还是剥削、压迫和奴役。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热风·“来了”》
胡尹强.《启蒙：反思民族传统文化——认识鲁迅的文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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