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花镜：晚清旅西士人眼中的西方女性

晚清旅西士人的游记和日记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始自1847年容闳、黄胜、林鍼等人赴美的活动。近年，随着“数量庞大的原始档案不断被出版或公布，在近代史料学上具有独特价值的近代报刊，也不断以数据库等形式得到整理”[1]，史料基础不断扩充。从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斌椿的《乘槎笔记》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七种、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再到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日记，一时文献繁多，数以百计。自上世纪80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始，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
从研究角度言，相关研究涉及西方国家形象、西方社会生活、西方社交礼仪、晚清外交发展、中西文化碰撞、人物思想研究等，已经十分丰富。随着跨学科研究日渐推进，更多学者也对比较文学、旅行文化理论等研究方法与视角进行了借鉴。但对于这些史料中所展现的西方女性形象，则少有著述提及。除了对王韬《漫游随录》中女性形象的分析[2]外，仅有《霓裳、才媛、阶层——晚清出使日记中的西方女性（1866—1895）》一文。该文以1866-1895年的出使日记作为研究对象，从晚清外交官的视角讨论了他们对西方女性的关注焦点和思想态度。可惜其文的史料维度较单一，长于梳理，却短于分析。
晚清士人对于西方女性形象的历史记录，是他们在面对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新事物时的直接反应。对于士人在面对西方女性时的态度转变，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身份面对西方文化时的表现与个体差异，则需要符合历史背景的系统分析，以立体地呈现出清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复杂过程。本文拟梳理此类文献，辅以时行报刊作为论证材料，以男性视角下的西方女性作为切入点，探讨旅西士人在直面西方文化时所秉持的时代观念及其变化。同时，也欲通过其中对西方女性的外在形象、内在品质的记述，探究晚清士人由此而对中国女性乃至中国文明展开的反思，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中西交往碰撞所产生的文明现象。
一、异人见之有千像
见面第一眼，印象很重要。早期出洋而又能留下记录的士人，以涉外官员最多。办理“夷务”的官员对西方女性的第一印象，便来自与中国传统女性截然相反的服饰打扮上。
早在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之时，曾巡视澳门查禁鸦片，就在日记中写下过初见西方女性的第一印象：
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借夷服太觉不类：……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售。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澳门街上，西方妇女的奇装异服显然与林则徐固有印象中久居深闺、含蓄保守的女性大有不同。无论当时的林则徐再如何“开眼看世界”，落在视觉所见的实景上，上衣露胸、婚配不避同姓这些行为都是不伦不类的。
19世纪40年代时，看似开明的人物在认识西方女性时还带着天朝上国的高傲与偏见。但在已经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19世纪60年代，即使是不起眼的小官，出洋后面对西方女性，也会多上一分新鲜感与欣赏之意。
1866年，总理衙门奏请选派曾任山西知县的斌椿率团赴欧游历，考察西方社会风俗。于是，年过花甲的斌椿成为首位由清政府派遣赴西的使团代表，他也自诩“中土西来第一人”。作为一个已逾六旬的正七品知县，斌椿的仕途生涯已是放眼可见终点。第一个出洋的外交官，品秩竟这般低下，可见清政府对外交的轻视。心知即使游历归国也是升迁无望，索性，斌椿便在《乘槎笔记》中畅所欲言，述其所好：
约亥刻赴饮，兼见（法相国杜大臣）夫人。……各官夫人姗姗其来，无不长裙华服，珠宝耀目，皆袒臂及胸，罗绮盈庭，烛光掩映，疑在贝阙珠宫也。
二十五日，卯正三刻启行。……妇女来观，有衣貂皮者，面容娟好。闻此国秀钟女子，诚然。
斌椿之好，是在西方女性的曼妙身姿、新奇打扮；是男性对女性不加掩饰的直白欣赏。其所记，虽有“袒臂及胸”、“面容娟好”等对女性着装、相貌的描写之处，言语稍显大胆，但不难看出是一个中国传统男性蓦然看见西方女性的打扮后的正常反应。其文字带着男性自身的猎奇与享受之意，不算露骨。然而外交使臣不多记西洋风俗，却不务正业记些吃喝玩乐的内容，也正反映出斌椿位低权轻的身份。
按理说，皆是初使外国，出洋时间也仅有数年之隔，士人初见西方女性时的感官应该相差无几，无外乎是猎奇、惊艳。可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的记录，却与斌椿的日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1868年，志刚与蒲安臣一同作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的使臣出使欧美各国。在他的日记中，抄述西方女性的文字就平实得多：
西洋之跳，乃其通俗。男女相偶，女扶男肩，男携女手，进退有节。
其洗之也，皆着澡衣，男仅裩裆，女加背心，攘臂掷足于平滩浅沙之上，微潮卷至，搏跃而乐。
志刚的字里行间并无大胆出格的描写，透露出克制的稳重。这与志刚的身份分不开。此时的志刚，是花翎记名海关道，谙熟洋务；也是总理衙门的章京，晚清外交部门的机要秘书。他比斌椿更接近政治核心，正处于上升期，仕途前景光明，其文字正是身份的重要反映。从知县到章京，此二人使节身份的变化，亦反映出清廷外交态度的转变。

在记录自己眼中的西方女性时，斌椿无所顾虑、志刚一笔带过，也有人闪烁其词、拐弯抹角。刘锡鸿便是其一：
十八日，再往柏金哈木宫见其国主。各国使并其夫人咸集……凡妇女皆肉袒，不以男子挤拥为嫌。手捧花冠，裙采不一色，其后折叠数层成蜂窝形，曳地五六尺。无男女，但识面皆与握手。
跳舞会者，男与女面相向，互为携持。男以一手搂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舞于中庭。……女子袒露，男则衣襟整齐。然彼国男子礼服下裈染成肉色，紧贴腿足，远视之若裸其下体者然，殊不雅观也。
在上述两则《英轺私记》的描写中，刘锡鸿对于西方男女在舞会上的互动表现，发出了“不以男子挤拥为嫌”、“殊不雅观”的感慨。他大呼有伤风化，俨然一本正经。但细察其文字，如“肉袒”、“袒露”、“裸其下体者”等词掺杂其中，又尤其显眼。他一面喊着非礼勿视，一面又在舞会上目不转睛，一饱眼福，更不吝笔墨，在可能被呈上慈禧案台的日记中一书再书。
1877年五月十五日，刘锡鸿与使团又赴苏格兰公会的舞会，观西方舞蹈。他对此事印象深刻，留有日记记录：
十五夜，赴苏葛兰公会看跳舞……苏葛兰服式与伦敦殊，男女皆于左肩搭红色棋盘纹绒段，而束其馀于腰。男子不裤而靴，有以红带绕膝以下抵足，如行滕然者。……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贴，紧搂而舞。
尽管他的日记中关于女子的内容并不多，然当其笔下出现女性之时，往往更多描写其衣着相貌如何，且不吝以“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贴，紧搂而舞”等词加以形容。刘锡鸿虽有心克制日记中对女性的描写，希冀塑造自己正人君子与忧国忧民的使臣形象；可在巨大的视觉冲击下，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仍旧表露无遗。在面对衣着差异巨大的异域女性时，刘锡鸿的见识和品行可谓一观即破。
谈到刘锡鸿，便不得不提郭嵩焘。
1876年八月，刘锡鸿奉旨副使英国。此次西行的正使正是郭嵩焘。正、副二使不合，在出使途中，两人矛盾愈发加深。之后更有刘锡鸿向朝廷洋洋洒洒罗织郭嵩焘十大罪状，弄巧不成导致二人皆被解职召回，恩怨纠缠不可谓不深。因为品性与观念的差异，刘锡鸿和郭嵩焘对于所见之女性亦有不同的描写，并体现在各自的外交日记中。
同是出席西方宴会，便观郭嵩焘在日记中所记：
法国公使邀陪巴西国主听音乐，……巴西国主夫妇在焉，或时起就妇人谈。西洋君民尊卑之分本无区别，巴西国主至舍其国遨游万馀里外、与齐民往还嬉戏，品花听乐，流荡忘返，亦中国圣人之教所必不容者矣。
初见西方女性与男性共舞时的亲昵举动后，郭嵩焘确实留意到西方女性与清代女性的巨大差异。但落笔至外交日志中，他写下的不是舞蹈和服饰如何抓人眼球，而是西方国家无尊卑等级之分的“无序”之景。郭嵩焘斥责“无序”的言外之意，便是拥护“有序”。郭嵩焘的思想虽然“趋新”，但毕竟厚植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理想之中，难以完全超越时代。
巧合的是，除了以上两位钦派的主副使臣，随行翻译张德彝也在《随使英俄记》中对五月十五日苏格兰的舞会进行了描写：
赴苏格兰跳舞会，……而巴西国王与后亦在焉。苏格兰服式与英、爱二处不同。男女皆于左肩搭红色棋盘纹毡一条，宽逾半尺，而束其馀于腰旁。男子着黑绒短衣，不裤而靴，有以红带绕膝以下抵足；女子皆袒胸露臂，与他无异。鼓乐喧天，跳至寅初始罢。
张德彝对英国女性的描写穿插于舞会布景、男女服饰等内容中，笔墨不多，点到即止。同文馆出身的译官，学识水平和思想境界虽然比不上科甲出身的郭嵩焘，政治高度有限。但好在张德彝的游记详细写实，多与西方的风土人情相关，对女性的记录反而不像刘锡鸿那样遮遮掩掩却言词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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