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的普利策文学奖（美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授予阿根廷裔美国作家埃尔南·迪亚斯的小说《信任》。如颁奖词所言，这确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通过以不同文学风格呈现的相互关联的叙述，深入探讨家庭、性别、财富、权力和野心。它也博得了读者群体的青睐，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不乏明星、政客在内的众多拥趸，目前正在被改编为剧集，由凯特·温斯莱特担任制片并主演。
今年五月，《信任》一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中文版，作者埃尔南·迪亚斯也一道受邀来到中国访问，在上海、南京、北京多地与中国作家及读者交流。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为中国读者的认真与“水准之高”感到振奋。资料显示迪亚斯1973年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他看起来年轻得像个“85后”，温和，有礼，不乏幽默。他此前做过学术刊物编辑，获奖的《信任》才将将是他的第二本小说。北京五月的一个下午，在酒仙桥东风艺术区一个精致的庭院中，我们与迪亚斯一起探讨了小说里一百年前的时代故事，和它弥散到今天这个时代的弦音。
传奇故事的四重复调
《信任》（Trust，也有金融信托机构之意，作者运用了双关）一书所讲述的故事与其文本结构紧密互文。全书构成“四重奏”式的精巧复调，第一部分《纽带》（Bonds，也有债券之意），是一部署名为哈罗德·范纳的“小说中的小说”，写于1937年，讲述了华尔街大亨、金融天才拉斯克夫妇在大萧条时期之前攀登财富巅峰的传奇故事；第二部分《我的一生》，是《纽带》中那位“拉斯克先生”的原型安德鲁的自传草稿，意在辩驳小说对自己和家庭成员的不实影射；第三部分《关于回忆录的回忆》，是当年为安德鲁代笔自传的“影子写手”艾达在晚年的回溯；第四部分《未来》（Future，也有期货之意），是艾达多年后找到的安德鲁妻子米尔德丽德的日记。也就是说，小说从四个不同角度讲述了各自立场上的故事，当你接受了前一个故事的“真相”之后，又会在接下来的故事中迎来对刚刚信任的“真相”的怀疑，信任与欺骗、真实与伪饰形成界限模糊的闭环。书名仿若掷地有声的“信任”，亦自反为一种更近似“质疑”的表达。
对于各个部分，作者也有意采用了差异化的书写风格，第一部分成功模仿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流行小说的写法，语词华丽黏滞，句式杂冗，从中可以读出菲茨杰拉德等爵士时期作家描绘的时代图景；后面逐渐过渡到我们当代人更熟悉、习惯的现实笔法，而最后一部分女主人的日记体，呈现为病痛与死亡阴影下的意识流断章碎片，则明显具有了现代主义的特征。之所以采用这样类似侦探小说的叙事逻辑，迪亚斯说，他希望读者自己能够通过梳理分析这些证据，来找到最后的答案。
事实上，阅读《信任》的过程也是一次关于所谓“真相”的探讨。四个故事，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认为的真相，而我们又为什么偏偏会选择相信它？迪亚斯认为，这里面往往会有太多依赖经验的主观性，而他则希望读者能够在这四个故事、四种声音的交织中获得一种体验，即真相并非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从许多不同故事与不和谐声音的交汇中产生的。经历了这许多嘈杂、混乱、困惑之后，最后才逐渐成形为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真相”的东西，但它依然是不稳定的、非最终版本的，应该被继续审视和批评质疑。
“试着意识到一切都是多面的，转动你的脖子，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在偏信和怀疑之间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如今我们身处一个更加纷纭迷离的后真相时代，在被问到对人们的建议时，迪亚斯答道。尽管如此，他希望人们也不要陷入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依然坚信真理是可能的，尽管也许永远也无法抵达，但值得去为之奋斗。
用另一个性别的声音写作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第三部分是以安德鲁女秘书艾达的第一人称叙事来完成的。艾达出身于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她去安德鲁的公司应聘打字员，被这位资本大鳄选中为他代笔撰写自传，重新塑造自己和妻子米尔德丽德的形象，以反对影射小说《纽带》中的描写。多年后，在老年艾达的记忆拼图中，在她所发现的米尔德丽德的自我抒写中，真实的女性声音终于伴随着历史真相，从父权制世界对她们长久的压抑中破釜而出。
女秘书被要求以成功男性声音写“自传”，和男作家迪亚斯以女性声音来写这部分章节，在文本内外构成了有趣的对照。为何会选择以女性声音来写作，这的确是迪亚斯时常被问到的问题，但他认为，这并不应该是个疑问：“只要你是一个敏感的、有一定伦理道德的人，就会为之思虑。千年来地球上有一半的人口受到压制，问题反而应该是，为什么会对女性的声音不感兴趣呢？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许多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如果每个人能更多倾听女性的声音，其中一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必须说，迪亚斯从女性角度进行的写作，譬如两位女性角色在面对强势男性，包括与她们的父亲、伴侣在相处过程中的种种微妙心理等等，从文学真实上来说都呈现得十分可信。小说中，艾达为了“学习”男性声音，借阅了富兰克林、卡内基、罗斯福等“伟大的美国男人”的自传（这里面当然内含一种反讽），而迪亚斯坦承，他学习和理解女性声音，同样得来自阅读和作家必须拥有的想象力，不过他认为最首要的，是“闭嘴”，去听、去看，做一个恭敬的倾听者。
从小说中，不难察觉到迪亚斯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对女性及自身性别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认知与省察（这一点在男作家非常难得），也能近距离感受到他本人对女性的尊重，但尽管如此，他总是自觉日常处于一种悖论中：在现实中他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边总在自我检讨有没有试图控制别人，一边总在犯错误。“保持自洽很难，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根据意识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开始。”
内置小说文本《纽带》中，掌握书写权力的男性作家范纳，为了追求叙事满足，为女主人笼罩上一层精神疾病的戏剧“光晕”；而在安德鲁的授意下，米尔德丽德在其“自传”中又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可爱温柔、娇弱善良的贵夫人形象。一切都是由男性言说的，真实的女性在这些高声的言说中不断被扭曲变形成他们所需要的形象，直到在最后的自语中，我们才真正破译了她被人为淹没的才华、她不被允许表达的思想。不同文学体裁背后的“性别”及音量，也是迪亚斯有意想在小说中呈现的。
“我们一直被教导要相信历史上更响亮的声音，对吧？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迪亚斯意识到，历史上男性的表达一般都是倾向于公开、大声的，如演讲、声明、长篇小说等，而属于女性的写作则是私密的，以书信、日记的形式悄悄进行，因为写作很久以来不被认为是“淑女”该做的事情。因此《信任》各章对不同体裁的使用，也可以看做是对这样一种写作传统的戏仿。在迪亚斯看来，这部小说正像是一个“音量控制装置”，音量随着阅读的深入而降低，从安德鲁“我的工作是保持正确，总是正确”的权力宣言，到米尔德丽德“钟声，钟声”的私语，我们终于一步步摆脱了那个男性声音绝对压倒一切的外部世界，站在了女性内部世界的中心，听到她们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喊。
埃尔南·迪亚斯
权力需要故事
正如中英封面上的华尔街摩天大楼，《信任》也是关于财富、权力及其掌控者的故事。背景被设置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纽约，安德鲁（《纽带》中的拉斯克原型）凭借其对金融行业的审时度势和敏锐预判，赚得巨额资本，也早早嗅到危机，在1929年大萧条时期到来前安然着陆，不伤分毫。他以美国经济繁荣的功臣自居，然而坊间也同时流传一种阴谋论，认为是他从头到尾操纵了这一切危机。
在文学中触碰财富主题并不少见，但其天生似有某种暧昧的矛盾，作家本人对金钱的态度十分关键。正如迪亚斯在与中国作家张悦然对谈时提到，美国小说有一种“悲哀的传统”，即文学本应批判财富、消费和特权，但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会致命地被这些批判的对象吸引。他希望能够绕开这种陷阱。至于他自己，之所以会对金钱和财富的主题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未富有过”（笑），另一方面，金钱无处不在的这个事实又让他好奇，“它几乎介入了我们所有的社会活动，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我们却不太明白它是如何运作的，也不会公开讨论你赚了多少钱”。这里面有一种隶属于现代社会的悖论。
而当迪亚斯真正着手来研究这个问题时，他才意识到，金钱世界里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那就是性别——“你知道第一个女性是什么时候被允许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吗？1968年。在上世纪60年代末之前，美国女性必须有男性联名签署人才能开设银行账户，她们不能获得信贷，被排除在金钱世界之外。”而男性则相反，天生被纳入这一世界和程序当中，被赋予自负的权利。迪亚斯谈道，“在美国有个很蠢的说法，叫做self made man（中文可片面理解为白手起家者）——‘为什么你会成功？’‘因为我很棒！都是我的创造，我不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这是一种美国式的男性个人主义观念，认为自己高于一切”。迪亚斯以小说形式来具象化这一社会问题，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显然可以视作性别在财富领域的极致体现。
政治权力建立在经济权力之上，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逻辑。资本巨头安德鲁在需要的时候施展了他的手腕，让《纽带》一书从世界上消失，让它的作者再也无法出头，让艾达重新书写自己的形象。此中权力与写作的关系，也是《信任》一书所试图以元小说形式呈现的。毋庸置疑，权力影响、压制、扭转、粉饰了写作，不过，迪亚斯发现并更感兴趣的是相反的另一方面，即，权力是如何需要叙事的。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力量是在没有一系列使其合法化、使其荣耀的故事的情况下存在的。只有强权是不够的，它们总是需要一个故事、需要编织某一种史诗性的叙事来为自己塑造合法性，把自己推到公众的面前。在这个意义上，叙事在型塑、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因此迪亚斯认为，“文学具有巨大的力量，没有人比文学更擅长讲故事。为何历史上的权力往往会对书籍、对文学感到恐惧？因为很明显，那里面有一些对权力能否延续至关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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