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论近世生活中“隐约可见”的藏传佛教。元明以来,藏传佛教在国家政治和上层社会,相对于汉传佛教,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在日常生活中藏传佛教的痕迹却有不那么明显。崇祯间徐霞客到访丽江,与当地久沐汉风,又同时信仰藏传佛教的土司木增奠定友谊,并促成西夏佛经《华严忏译》在江南的刊刻。东南地区的僧俗名士,如苍雪、陈继儒、毛晋等,都曾以不同形式参与佛经的刊刻,与远在西南的木增遥相呼应,形成汉传与藏传佛教奇妙的隔空互动。此外,在面向中下市民阶层的俗文学中,亦可见藏传佛教影响的痕迹。作者此处引入《西游记》中的地理坐标“乌斯藏”,指出这是元明两朝士子难以掩饰的“文化上的熟悉”——乌斯藏就是域外一重要佛国,亦是汉藏佛教交融的明证。明代汉地世俗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结纳了藏地佛教的信仰知识,而汉地知识分子囿于偏见,对这些事实保持有相当程度的否定,并导致下笔时有意无意的忽视。
就近世汉藏佛教别样命运,笔者读书时亦略有所感,谨布于次,以求教于方家。
书中提到,当万历时僧案一出,在北京的天主教士即投入著作,力辨其教义与佛教迥异,以避免来自明廷可能的“打击扩大化”,并积极宣传天主教义,四处奔走,寻求上层庇护。而也正因为僧案的发生,为天主教在华后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事实上,明末来华的欧洲天主教士,出于争取信众之需,往往采取排佛的立场,引发与佛教高僧的论战。当然,天主教士多接触到的,都是汉传佛教学说及其僧侣信众。天主教与汉传佛教,天主教士与佛教僧侣之间,俨然是竞争关系。
稍晚于天主教士,在清初来华并获准在北京常驻的俄国东正教士,行事却大相径庭,兹拈取若干细节,聊作示例。
1716年俄罗斯政府和东正教至圣主教公会(Святейший синод)获清廷允许,向中国派出第一批东正教士,当时最直接的目的是服务在京留居俄罗斯人的宗教需求(这部分俄罗斯人为雅克萨之战中的战俘,编入满洲镶黄旗,俄方称作阿尔巴津人)。东正教士来华之前,清廷与天主教士之间刚刚爆发激烈冲突,故俄政府对东正教士的传教活动进行严格限制,以求不在宗教方面刺激清廷。在身分问题上,无论是在《恰克图条约》还是在《理藩院则例》中,东正教士都被清廷视作“喇嘛”,东正教士所举行的咏唱颂诗,都被认为是“敬颂佛号”。此后,在京东正教士成为俄国获取中国方面各类信息情报的重要来源,但在整个18世纪俄国政府并没有对东正教士在华活动给予太多关注。
19世纪初,由于欧洲局势的原因,俄国迫切需要在中国取得贸易突破。为此,俄国政府于1805年向中国派出以戈洛夫金伯爵(1762—1846)为首的使团。使团抵达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后,即因为礼节问题遭到清方驱逐。这时俄国政府才意识到在京东正教士在外交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作用。1818年俄国政府发布对在京东正教士的训令,对在华图书情报搜集做出明确规定,并要求东正教士利用自己在清廷所具有的“喇嘛”身份,设法接触中国方面的显要人物。训令专门指出,传道团的随团医生在接触显要人物时要利用其在治疗天花等方面疾病的医术。
因此,在俄国人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嘉道间(1796—1850)在京东正教士经常出入黄寺。第九届东正教团(1807—1821)团长比丘林(1777—1853)就在黄寺学习蒙藏语言,并且与寺内喇嘛频繁往来,交谊深厚。而东正教团的医生更是黄寺常客。1820年代在京的第十届东正教团(1821—1831)随团医生沃伊采霍夫斯基(1793—1850)就曾经与驻锡于此的四世敏珠尔活佛(1789—1838)讨论过东正教与藏传佛教的教义异同,东正教士甚至赠送给活佛已经译成满文和蒙古文的《新约》,并得出教义彼此互有可通之处的共识。而活佛则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极大兴趣,从东正教士处获取来自欧洲视角的世界地理知识。1831年,第十一届东正教团(1831—1840)随团医生基里洛夫(1801—1864)刚刚抵京不久,就在前一届同事的引介下前往黄寺拜访敏珠尔活佛,并从活佛的侄子那里得到“秦缓”的汉名(按:秦缓为春秋时秦国良医)。随前来换班的第十一届东正教团一同抵京的人员中还有当时喀山大学教授、蒙藏学家科瓦列夫斯基(1800—1878),他也通过东正教士结识敏珠尔活佛,并借此在北京购得大量蒙藏文抄本。到1840年代第十二届东正教团(1841—1849)驻京时,四世敏珠尔活佛已经去世,但并没有影响东正教士与在京喇嘛的交谊。后来的俄国汉学巨擘瓦西里耶夫(1818—1900)派驻在京时曾与其师科瓦列夫斯基多次通信,回国以后又撰成《圣彼得堡大学汉文书籍杂记》(Записка о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一文,对其在北京的交游(包括与喇嘛的互动)多有记述,并展现诸多细节。在1841年俄历3月1日的一封信中瓦西里耶夫提到:“喇嘛若拥有藏文善本,常秘不示人,虽同伴概莫能外。因此仅仅认识喇嘛,或许徒劳无功,亦或许有别样益处。”到1848年时,瓦西里耶夫已经与在北京的高阶喇嘛建立良好关系,并由此获得许多藏文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