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戏剧演出活动在明代中前期兴起之后，历经发展，在明代后期R益繁盛起来。尤论是演出规模、组织形式还是演出所川的声腔剧目，都在中前期的坫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繁盛的原因
明代后期，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集团日益堕落腐化，宦官专权，党争加剧。世宗朱厚熘即位三年后便开始疏远朝臣，迷信道教，一心一意地投身于研习长生不老之术的活动中，仅在第二十九年时召见过一次朝臣；熹宗朱山校更是荒唐，他深居皇宫，不问政事，反倒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做木匠活上。
皇帝长期不上朝、不理政的结果，则是将国家政事推给了辅臣和宦官，造成了宦官和辅臣相继专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宦官和辅臣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纷纷拉帮结派、自立门户，互相倾轧，斗争不断，拉开了明代后期党争的序幕。尤其是在万历年间“梃击”、“红丸”和“移宫”三案发生后，朝中爆发了关于这三次“政治事件”的激烈争论，形成了东林党和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等近十个政治派别、加剧了明代党争的激烈程度。
同时，明代后期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日益明显。严重的土地兼并和繁重的赋税，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匀，“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现象日益普遍，最终导致了明代后期民变和兵变的频频爆发。万历十六年到崇祯十六年，不到六十年的时间内，从刘汝国领导的皖、赣、鄂交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到高迎样等人领导的陕北农民大起义，民变兵变的规模在不断升级、活动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另外，円本倭寇不断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军事骚扰和经济掠夺，西班牙、葡萄牙不但借通商之机进行贸易欺骗，甚至悍然发动战争，侵略福建沿海地区，并先后侵占台湾岛。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统治者既要忙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又要小心对付大有席卷之势的农民起义，提防东南沿海地的“倭患”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政治、经济侵犯，根本无力顾及对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监管。因此，形成于明代中前期对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种种限制，逐渐变得松弛了起来，为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繁盛提供了政治空间。
明代后期，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明代后期的家庭戏剧演出提供了物质基础。
首先，明代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农民与土地分离，成为在人身上不受束缚的自由劳动力。没有了土地，他们不得不投身手工制造业和商业、以出卖劳动力的方式来维持生计，客观上造成了农业人口向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的流动，极大地促进了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因为，大量劳动力的涌入，一方面使“商帮迅速成长壮大，中国著名的十大商帮：山西、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太湖）洞庭、江右（西）、（浙江）龙游、徽州，都是兴起于明代中叶到明末清初。”
另一方面，也使手工制造业的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和产量的达到了极大的提高，比如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明代后期除了官窑之外，甚至还新出现了近二十座民窑。这二十座民窑不但生产规模比官窑大三四倍，而且制作过程中，人手充足、分工精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单日产量也达到了官窑的三倍之多。
其次，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南京和北京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广州、福州、宁波、武昌、淮安、天津等地，结合各自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优势，逐渐发展为贸易中心；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座城市，也因为地处江浙手工制造业的密集区，而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最繁荣的城市。据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江南水路》一文记载，明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但，极大地满足了老百姓R常生活所需，R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可以“从其所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富豪巨贾。我们说，“炫豪夸富”本来就是商人的天性。为了满足声色之娱、显示经济实力和扩大社会影响力，这些“有钱人”往往对宴请社会名流、组织家庭戏剧演出活动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从而为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次，坚持对外贸的国家政策，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明代后期，程朱理学日渐式微，以王阳明“心学”为代表的“异端”学说相继兴起，人生价值、人的欲望和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形成了明代后期个性自由、思想解放的启蒙主义文化思潮。
王阳明“心学”以“心即理”为其理论基石，大力倡导“致良知”之说。他在《传习录》中多次谈到了“心”、“理”与“良知”的关系，认为“理”和“良知”就在人的本“心”之中，不用外求，而且“良知”只不过是“是非之心”，
不仅圣人，常人也有。因此，他主张用自己的“本心”去审视一切，反对盲目崇拜，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启发人们的怀疑精神，为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和促进思想解放打下了基础。
王阳明之后，其弟子纷纷创立了新的哲学流派。其中，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值得注意。比如，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肯定了贤愚在先天道德上的平等；颜钧则认为率性而为、纯任自然即是“道”，强调人性自由、不受拘束；何心隐更是公然与宋明以来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叫板，主张“育欲”，认为“欲”即是人性。综合看来，这些观点肯定人的欲望，强调人性的自由，延展和扩大了王阳明“心学”对明代后期思想的启蒙作用。
同时，在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奢侈享乐的纵欲之风逐渐在明代后期盛行了起来。有钱人为了享受声娱之乐，不惜“出金帛”置办“服饰器具”、“笙歌鼓吹”甚至招买人马来“搬演传奇”，以至于一座郡城之内，以满足有钱人享乐之需为生者，竟然多达“几千人”。可见，明代后期人情之放荡，世风之奢靡。
当然，也正是在这种奢侈享乐之风的盛行，为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的繁盛创造了条件。首先，明代后期富家豪门建园成癖，为满足个人娱乐之需而修建了许多私家园林，这无疑为明代后期家庭戏剧的演出提供了演出场所；其次，吃喝成风的社会风气，也为家庭戏剧演出提供了演出机会；再次，明代后期文人醉心于戏剧，不但喜欢观剧，而且喜欢以创作戏剧剧本或指导家庭戏班演出的方式参与戏剧活动，提升了家庭戏剧演出的艺术水准和社会影响力。
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的组织形式
明代后期，组织自家蓄养的戏班进行家庭戏剧演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了。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可知，明代后期一些著名的文人和名宦富豪，比如，冯梦祯、屠隆、沈璟、许自昌、顾大典、吴炳、阮大铖、申时行、邹迪光、范允临、王锡爵、吴越石、潘允端、包涵所、侯恂、祁盡佳、钱吴昌石、朱云崃、刘晖吉、谭公亮、吴用先、田弘遇、徐仲元、项楚东、许自昌、董份、沈自友、徐青之、徐锡允、汪季玄、袁天游、李长倩、张永年、刘泽清、米万钟、曹学佺、范景文、曹大章、徐懋署、张岱、钱德舆、吴珍所、王汝谦、秦凤楼、侯方域等都有家庭戏班。1而且，明代后期，家庭戏班的演员阵容齐全、表演水平普遍较高。对此，明代后期文人的笔记小说多有记载。
据张岱记述，其家庭戏班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和“平子茂苑班”等6个之多，在当时看来，规模应该是相当大的了。而且这6个戏班各有各的“名角”，全部算起来竟有19人之多。那么，其家班的演员阵容之全和表演水平之高，就可见一斑了。
明代后期，职业戏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职业戏班数量不断变大，戏班演员人数也在不断增长。明代后期，富豪官绅通常在婚丧嫁娶的喜宴上请职业戏班来举行家庭戏剧演出。因此，西门庆在李瓶儿“首七”之后幵宴演戏，并不算什么稀奇事。而且，明代后期，除了婚丧嫁娶，小孩子满月、老年人过寿以及为了酬神求吉利而邀请职业戏班举行家庭戏剧演出几乎成为一种风俗。这一点在《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歧路灯》、《祷杌太守》等小说中都有大量生动形象的描写。
所谓“串客”，有学者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即是“指那些不在乐籍而热犮演剧的平民。”明代后期，人们以串戏为乐，出现了许多知名的戏曲串客。他们中间不但有文人、妓女，也有一些社会闲人。其中，文人串戏的行为常被传为文坛佳话。
众所周知，不论是屠隆，还是张凤翼，他们既是当时知名的剧作家，又是满腹经纶却在官场失意的文人。因此，对“剧场得意，官场失意”的他们来讲，串戏往往是仕途坎词时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文人浪漫主义情怀的展现。
然而，文人之外，妓女和社会闲人构成了明代后期戏剧串客群的主体。张岱的《陶庵梦忆》对他们的戏剧串演活动多有记述。
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的声腔剧目
明代后期的家庭戏剧演出主要以南戏为主，杂剧院本已经遭到了时人的厌弃。而且，演出过程中所使用的戏剧声腔一开始是惯于“错用乡语”的弋阳腔和“多官语”的海盐腔，但是，昆山腔出现之后，因其“清柔婉折”且拖腔较长而超越了弋阳腔和海盐腔，成为更受士大夫喜爱的流行腔调。
当然，顾起元对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所用声腔的情况做出这样一种描述是没有错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也基本上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明代后期，不论是北京城里普通人家，还是文人名流的家庭戏剧演出中，弋阳腔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虽然在冯氏日记中，冯梦祯本人对“弋阳戏”并不感兴趣，甚至观看“弋阳戏”之后还会有“疲苦之极”的感觉，但是他这则己却透漏出剧作家屠隆（字长卿）对弋阳腔是有“嗜痂之癖”、非常喜好的。因此，弋阳腔在明代后期比较流行甚至出现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瓶史》中所记“胡同歌童弋阳腔”的情况，应当是在情理之中的。
汤显祖认为，海盐腔之所以能传入江西宜黄县，且日渐流行开来，与宜黄人谭纶有很大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解释为：曾官至大司马的宜黄县人谭纶，因为曾经“治兵于浙”而喜欢“体局静好”的海盐腔、厌恶“其节以鼓，其调喧”的弋阳腔，所以把浙江的海盐曲师请到家乡教授当地的戏子，以至在他过世二十多年后，海盐腔逐渐在宜黄县流行了起来，靠演唱海盐腔为生的戏子竟然多达上千人。
东南地区以外，杨慎的《丹铅总录》卷十四“北曲”条则说，“今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大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至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十世，北曲亦失传矣。”可见，海盐腔不但传入了北方，甚至对北曲杂剧的生死存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海盐腔的流行，也使海盐腔演出的场景较多的出现在了反映明代后期社会生活的小说中。比如，在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的小说《金瓶梅词话》中第六十三回、六十四回就分别描写了西门庆在李瓶儿丧事之后答谢宾朋和宴请薛内相、宋御史的家宴上，邀请海盐戏班演戏的场面。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明代后期，串客已成为家班和职业戏班以外，家庭戏剧演出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股演剧力量。他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的演员阵容，也为明代后期戏剧表演水平的提高和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繁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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