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沦陷后，知名学者、作家兼翻译家郑振铎却甘冒危险，坚持留在“孤岛”不去内地，因为他觉得有许多神圣的工作需要他去做。有的工作他认为只有自己去做才最合适，例如抢救劫难中的图书，尤其是珍本古书。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奋力抢救一部“奇书”——《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经过。
中国古代戏曲书一直郑振铎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他尤其关注元代的杂剧。因为元剧是我国戏曲史上最光辉的一幕，然而留存下来的作品却不多。
清代常熟著名藏书家钱遵王的《也是园书目》，曾记载了大量元明杂剧之目，郑振铎希望并相信这些剧本将有重新发现的一天。
1938年5月的一天晚上，郑振铎惊喜地获知在来青阁（旧书店）老板那里，有发现32册元明杂剧的线索，据说这正是钱氏“也是园”旧藏之物。而他早就从有关书上得知，那批书应有64册。
要知道，《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不是一部普通的戏曲集。64册书中包含了242种杂剧，其中有半数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而这100多种新发现的戏本中，元人所作就有29种。可以说，这是一本旷世奇书！
这可是天大的一个消息！郑振铎立即托人转口信：自己一定要买下，万不能让别人弄去，更绝对不能卖给外国人！
然而，郑振铎他手里根本没有这么一大笔钱。
当天夜里，他便给北京图书馆和教育部的友人分别写信，告诉这一惊人消息，请他们考虑以公款购下，收归国有。
郑振铎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即赶到来青阁，杨老板证实了此事，并说有32册书在书贾唐某处，大概索价1000元；另外，确实还有32册，则在古董商人孙某处，孙开价较高，大概要2000，共计要3000元。
“3000就3000！”郑振铎一口答应下来，并与杨老板说定：明天先拿1000元来，将唐某的半部买下；然后再设法买孙某的半部。
离开书店后，郑振铎马上就回到暨大去筹款。
当时，他为了抢救书籍，已经向同事借过钱，实在不好意思再开口。但大家为他爱国、爱书的精神所感动，又纷纷解囊。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郑振铎带着借来的1000元，按时到来青阁交钱。
杨老板把钱收下，说自己随后去找唐某，让郑振铎第二天再来取唐某的那半部书。
郑振铎回寓所后，又立即给北京图书馆寄了一封快信，问他们能否收购。
不知怎地，郑振铎老觉得卖主可能变卦，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赶去书店，他最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书店老板果然变卦了。杨老板说迟了一步，唐某的半部已被孙某买去。又说，如今书已成全璧，孙某奇货可居，不愿出让。杨老板还将1000元钱还给了他。
郑振铎气得浑身发抖。向往了10年的东西，眼看就要到手，却又失去了。这种痛苦和失望，远远超过青年人的失恋。他丢魂落魄般地回到学校，把那借款还给同事们。
过了几天，郑振铎又收到北京图书馆的回信，说是3000元书价可以接受。他只得苦笑着把信锁进抽屉。
郑振铎想得最多的是，在这国家大难的年头，如此绝无仅有的国宝，落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手里，会有怎样的后果？不行！一定得设法买下来！
直觉告诉他，对方是在待价而沽；而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护国宝！
郑振铎又请杨老板去问，说钱的事可以商量。杨老板笑嘻嘻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来了回音。要多少？说是非万元不卖！真是“狮子大开口”！
但郑振铎在气愤之余却认为，只要对方提出了价钱，此事便又有回旋余地了。在他心中，这套人间孤本又岂是区区金钱可以估算的？于是，他又向北京图书馆和教育部的友人各发了一份电报。
第二天，北京图书馆即回电，说无法支付这笔巨款。郑振铎的心也冷了一半。
不料，第三天，教育部的友人回电，却说他们想买，部长陈立夫让郑振铎再去议价。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郑振铎一下子又兴奋了起来。
这时，郑振铎接到教育部的电报后，即通过杨老板与对方交涉，费尽口舌，经过3天讨价还价，最后以9000元成交。
以上这段史实，郑振铎事后曾多次提及。然而实际上在抢救此件国宝的过程中，还隐藏着比以上所写的更为曲折复杂的情节，甚至连郑振铎本人也蒙在鼓里。
那是在这件事发生的二十年后，一位姓潘的苏州学者出了一本书，其中披露了一些重要的情节，此事的真相才浮出水面。
原来，唐某的那半部书，早在郑振铎知道此事的一年多以前，就已卖给了一位潘某(即上述潘姓学者的哥哥)。潘某是此书半部得主，又认识郑，但在整个售书过程中始终未露面，郑振铎毫无所知。
而杨老板也不仅仅是得知此书消息者，实际早就与孙某2人共为另半部书的得主，但在郑面前只装作是中间联系人，郑振铎也毫不觉察。
潘某在此之前曾向孙、杨议购另半部，讨价还价已有年余，只是谈不成生意，此事郑振铎也全不知道。而潘的半部仅以200元得来；杨、孙2人大概也不过花了这么点钱。
然而，这伙人第一次向郑振铎开价，就已是七、八倍的价钱，最后竟敲了20多倍！
据此，简直可以写一篇“推理小说”了：
首先，杨、孙肯定是一伙的，他们先把售书目标对准已有半部书的潘某，谁知讨价还价一年多，还未出手。于是，消息外漏（也可能是有意放风），郑振铎便闻讯而至。
接下来，杨某说半部书在唐处而不说在潘处，那一定是因为郑振铎认识潘，怕他直接去找潘。
杨先拿了郑的一千元钱，看来必是前一年间杨、孙向潘所开价钱以上之数；因为既然比这低的钱潘都不肯出，那么反过来给潘这个数目，想必能出让吧。而杨为自己的半部则留了2000之数。这样的算盘不可谓不精。
然而他们一商议，又深知郑振铎是有名的“书痴”，其爱国爱书之痴情完全可以利用。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他们贪心更炽，决心大捞一把，于是诡称向唐某商量未成（其实唐卖给潘已有一年多了)，孙已捷足先得，居奇不售。
他们故意不开价钱，欲擒故纵，观察郑振铎的态度，掌握“火候”，以便最后开价。
果然，郑振铎寝食不安，焦急万分，于是他们乘机狠抬价钱。但他们又毕竟心虚，怕被识破后有碍于今后与郑振铎的继续交往，又怕其他书商眼红，便将一切推到一个古董商的头上。
这个计划确实十分“周密”，加上郑振铎只顾为国家抢救文献而不顾其他，竟使他一直蒙在鼓里。
不过，郑振铎奋力抢救此书，确实是非常紧急和必要的。后来有资料表明，当时确实有其他人盯上了这部书。
在北平的已沦落为卖国贼的董康，就多次托人想要此书，后来听说被郑振铎买下，气得怏怏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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