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最腐朽、糟糕、昏庸的皇帝，但为什么明朝会亡在了崇祯手里？

崇祯皇帝是不是明朝最腐朽的皇帝？答案当然不是。
有明一代，明英宗何尝不腐朽，正统十四年 (1449) 土木堡之变，他自己被俘虏了，明朝也没有灭亡；嘉靖皇帝迷信道教, 整天在宫内炼丹，想长生不老。嘉靖二十九年 (1550)，蒙古俺答汗曾率大军围逼北京，明朝亦未亡；至于明神宗朱翊钧、明熹宗朱由校，要说昏庸腐朽比崇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朝亡在了崇祯手里？

明朝自从辽东兵事以来， 节节败退， 从万历四十七年 (1619) 杨镐的四路丧师， 到天启五年 (1625) 高第经略辽东， 明朝丧失了辽东的全部土地， 退至山海关外宁远、前屯卫 (今辽宁兴城县、绥中县) 一线。天启六年 (1626) 正月， 努尔哈赤亲率大军七万 (亦云五万) ， 号称二十万， 进攻宁远， 结果被宁前兵备道袁崇焕两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回， 并且受了伤， 不久气愤而死。
这是若干年来明朝在辽东对后金的第一次胜利， 也是努尔哈赤用兵以来最大的失败。明廷举朝大喜， 任命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 巡抚辽东。袁崇焕随即派兵进据锦州、松山等地。天启七年 (1627) 五月， 皇太极为报父仇， 再率大军进攻， 却被袁崇焕分别在宁远、锦州打得大败而回， 时称宁锦大捷。明朝由此在关外巩固了宁锦防线， 阻止了后金的南进。
明熹宗逝世后， 思宗继位， 即命袁崇焕督师蓟辽， 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全权处理辽东战守事宜， 袁崇焕提出了“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 “法在渐不在骤， 在实不在虚”的复辽战略， 即根据后金长于野战而劣于攻城的特点， 以坚守为主， 有机可乘时即行出战， 以议和招抚相辅助， 待实力充足时， 逐步向前推进。
皇太极看到锦州、宁远无法突破， 便于崇祯二年 (1629) 十月， 在蒙古人的引导下， 从喀喇沁的青城 (今哈喇河套黑城) 南下， 十月底从蓟镇之大安口、龙井关越过长城进入内地， 经遵化、蓟州直达北京城下。袁崇焕闻讯后， 即率祖大寿等一万五千人入援。十一月二十日， 与清军大战于沙窝门 (广渠门) ， 重创后金军， 二十六日又在南城外罗城打退金军。
皇太极认定袁崇焕是后金的大敌， 必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便施行了反间计， 利用俘虏的明朝的两个太监， 故意命令部属在太监旁边偷偷地说:“今日撤兵， 乃上计也， 顷见上单骑向敌， 敌有二人来见上， 语良久乃去， 意袁巡抚有密约， 此事可立就矣。”意思是说皇太极与袁崇焕有密约， 兵临城下， 迫使明廷与后金议和。
第二天便故意让这两个太监逃走， 这两个太监以为自己得到了重要情报， 便把此事密报崇祯。第三天， 十二月一日， 崇祯便把袁崇焕逮捕下狱， 后以通敌罪处死。
自此， 辽东没有一个战将能够打败清军 (1636年以后后金改为清) 的南进， 至于恢复辽东失土就更谈不上了。诛杀袁崇焕这一重大错误完全是崇祯判断上的失误， 袁崇焕既然能在宁远两次打败后金的进攻， 将辽东防线从宁远推向锦州， 得知清军突入内地后便急速入援， 并在北京城下几次打败后金， 怎么能够与后金勾结起来， 强迫明朝与之签订城下之盟呢?这一失误并不是由于客观情况所决定， 而是由于崇祯偏听偏信不加深究的主观原因造成的， 假若不杀袁崇焕， 后来辽东的形势绝不会是那样， 袁崇焕将继续按照自己“守为正着， 战为奇着， 和为旁着”的方针， 逐步恢复辽东， 彻底打败后金。明朝杀袁崇焕， 乃是自毁长城， “自崇焕死， 边事益无人， 明亡征决矣” 。

杀袁崇焕后， 明朝在辽东失去了主动权， 长期处于相持状态， 清军多次进攻， 崇祯十三年 (1640) ， 清兵围困锦州， 锦州守将为祖大寿， 是明军在辽东的精锐， 明朝为了解锦州之围， 从镇压农民起义的前线陕西调洪承畴任蓟辽总督， 调动了当时明朝最精锐的军队共八总兵十三万人向锦州推进。
由于明廷催战的失误， 洪承畴被迫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战， 结果大败。祖大寿被困锦州， 洪承畴被困松山， 至崇祯十五年 (1642) 二月， 洪承畴与祖大寿被俘后投降， 明朝再没有能力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与清军在关外抗衡了。明廷在此期间， 认识到形势的严峻， 便决定与清议和。
皇太极对明的策略除战争外， 还采取议和的方针。他多次向明廷提出议和均遭到拒绝， 他认为明朝拒绝议和， 就意味着明朝仍企图用战争来消灭他， 所以不得不主动出战， 首先是夺取山海关外的锦州、宁远， 使明朝无力出关作战， 以保证清兵据有辽东的安全。
这次明朝提出议和， 清方便立即响应。此事先由大学士谢陞建议， 崇祯同意并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进行， 于崇祯十五年 (1642) 三月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九十九人前去沈阳谈判， 中途在宁远因清方误认敕书属伪造而耽误了很多时间， 于五月中到达沈阳， 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磋商， 基本上达成了议和条件， 六月初皇太极赐宴明使， 复书明帝时提出:
(一) 两国如有吉凶大事， 互相遣使庆吊。
(二) 明朝每年赠清国黄金万两、银百万两， 清国赠明朝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三) 两国不能互留叛逃之人。
(四) 划定国界， 以宁远北双树堡中间土岭为明国界， 塔山为清国界， 连山为适中之地， 双方进行贸易。
(五) 明清双方的尊卑关系， 清方并不计较。
上述条件在当时来说并不算苛刻， 基本上维持了双方军事形势的现状。皇太极对这些条件还留有余地， 明若同意， 清愿意尊明为上国， 双方进行互市。
皇太极认为， 清已征服了蒙古， 明朝原有对蒙古各部贸易的抚赏旧例 (约百万两银) ， 应由清来继承。明朝若同意这些条件， 在军事上可以获得一个大的喘息机会。因为明朝是两面受敌， 西边陕西、河南有农民军， 东边有清军， 清军多次从长城口窜入内地， 直接威胁京畿， 所以明朝始终把最精锐的军队放在山海关、锦宁一线， 是为了保卫北京的安全。
当马绍愉回京复命， 陈新甲的家童将密报当作日常的塘报放在桌上， 发付传抄， 结果言官们便纷纷上奏攻击议和， 认为议和是一种屈辱行为， 有伤国体。这时崇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不愿意承认自己主张议和， 却把罪责推给陈新甲， 要陈新甲承当私与清议和的责任， 陈新甲不服， 认为自己不但无罪， 反而有功。
崇祯则借口把陈新甲任兵部尚书期间对农民军和清军的军事失败全算在他一个人的账上， 说:“陷边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亲藩七， 从来未有之奇祸。当临敌缺乏， 不依期进兵策应， 因而失误军机者， 斩” ，将其杀害， 这次议和就此告吹。这次议和的失败， 完全是由于崇祯要维护自己天朝大国皇帝的面子， 出尔反尔所造成的。

如果这次议和成功， 明清双方息战， 明朝就可以全力对付农民军， 农民军的胜利也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也就不一定会发生后来的清军入关之役， 导致清入主中原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局。
由于明朝拒绝议和， 皇太极便决定再次深入内地， 进行掠夺， 是年十月至次年四月的壬午年之役， 对明朝又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崇祯十六年 (1643) 冬， 李自成攻破潼关占领西安， 引起明廷的震恐， 当时吴三桂镇守宁远， 阻挡清兵南进， 保卫着山海关。明廷为了倚重吴三桂， 调吴三桂之父吴襄从宁远徙家京师， 以备万一不测， 可调吴三桂军入关保卫北京。
崇祯十七年正月， 李自成在西安称王 (亦云称帝) ， 二月即东渡黄河， 向北京进发。明廷即议对策， 蓟辽总督王永吉等进言， 主张放弃宁远， 调吴三桂至山海关， 若京师有警， 即可快速入援北京， 因为当时关外的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已为清军攻占， 宁远孤悬关外二百里， 难于固守。吴三桂也上疏主张撤宁远守山海关。
对此， 崇祯心里是同意的， 但他却让大学士陈演等人议论， 所谓议论就是让他们提出具体意见并承当责任。陈演则坚持:“无故弃地二百里， 臣不敢任其咎。” 兵部尚书张缙彦说:“三桂之调不调， 视宁远之弃不弃， 两言而决耳。”因为大学士为明代百官之揆， 凡重大决策先由大学士议论票拟， 最后经皇帝认可批准， 大学士若不敢带头认同， 其他官员则议论纷纷， 多不敢署名， 因为陈演知道， 此时让他负责撤除宁远， 事后若有不妥， 崇祯又会把弃地的责任推在他的身上， 结果未能实行。
到三月初， 农民军已经全部占领山西， 进至北京近郊时， 迫不得已崇祯才亲自下令调吴三桂撤宁远入卫北京， 吴三桂迁徙宁远兵众及家属约五十万人 (数目可能有所夸大) ， 日行数十里， 三月十六日入关， 二十日到丰润时， 北京已被农民军攻破了。
这次调吴三桂的失误， 责任全在崇祯， 他自己同意又不愿意直接负责， 企图依靠皇帝的权力， 凡办成的事情， 功劳全归自己， 办坏的事情， 却要加罪给别人。
假若提前一个月调吴三桂入关， 李自成也不一定能那么容易进入北京。后来事实证明， 吴三桂的军队战斗力是极强的。无论是山海关之战， 还是北京近郊、望都、正定追逐李自成之战， 在清吴联军中， 吴三桂始终是打头阵的。
当农民军进占山西， 征调吴三桂的军队议而未决之时， 有的大臣就提出南迁的建议。因为明朝本来就设有两京， 南京也有一套行政机构。对此， 崇祯内心是同意的， 但他希望经过群臣苦苦哀求后， 不得已而从之， 以此来保全他的面子。
例如， 这年正月， 他在召见左中允李明睿问御寇急务时， 李就曾密奏说:“惟有南迁， 可缓目前之急， 徐图征剿之功。”崇祯四顾无人亦说:“朕有此志久矣， 无人襄赞， 故迟之至今， 汝意与朕合， 朕志决矣， 诸臣不从奈何， 尔且密之。”二月， 他为了给南迁做准备， 并命少詹事魏藻德加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衔、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道、屯田、练兵诸事， 驻天津;命左都御史方岳贡驻济宁， “盖欲出太子南京， 俾先清道路也” 。
到二月下旬形势进一步危急时， 左都御史李邦华和李明睿再次疏请崇祯南迁， 或者仿永乐朝故事， 请太子监国南京， 封另外两个儿子永王、定王于太平 (今安徽当涂) 、宁国 (今安徽宁国) ， 拱卫两京。而给事中光时亨则大声斥此为邪说， 言不斩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 等等。

崇祯对此恼羞成怒， 激昂慷慨地说:“国君死社稷， 正也， 朕志定矣。”， 群臣见此情状谁也不敢再讲了， 此事遂寝。到三月初， 农民军已抵北京近郊， 督师李建泰自保定上疏请南迁， 崇祯召对群臣时说:“李建泰劝朕南迁， 国君死社稷， 朕将焉往?”口头上虽说要国君死社稷， 心里仍然是问群臣自己到哪里去才好。
后来北京将失陷时， 他要驸马巩永固集家丁护他出城南行， 巩永固说自己没有家丁， 最后他带领几个内员拿着三眼枪， 想从齐化门 (即朝阳门) 出去， 守城兵士不知是皇帝， 矢石内向不得出， 又走安定门， 门坚不可启， 最后没有办法， 才到煤山去上吊死了。
这说明他是很想南迁的， 假若南迁， 李自成进入北京， 清兵入关后， 将会发生李自成与清兵的一番争夺战， 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明朝可能在南方维持一个较长时间的偏安局面。
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自作聪明，既不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又好面子，自己想做的事情，又不想承担应负的责任，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出尔反尔，丧失了多次有利时机，最终葬送了祖宗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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