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单米市大街往北走，右侧第五个胡同口上，就能瞧见墙头红底白字“外交部街”的地名牌。
别看这条街道窄拉巴叽，只有9米宽，东西长度也不过721米合一里半地儿，与其它胡同比，一点儿不起眼，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深里去了，什么明将李成梁府邸、制碱宗师侯得榜故居、翻译家杨静远居住地、大同中学旧址，故事老多了。
58年，黑白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国内高级领导干部、大知识分子也没几个能在家里摆趁的。59号院里住西二幢美式别墅的胡正祥教授就趁这么一台，算是最早一批有电视机的主儿。
胡正祥是我国第一代著名病理学家、大牌医学教授。1896年生，1921年美国哈佛医学院毕业，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和副院长。当年孙中山肝癌的病理切片就是他做的，胡教授对黑热病和病毒性乙型肝炎的病理形态有独到研究，发表过大量的论文并撰写有学术专著。但在孩子们眼里，他不过是一个梳着背头、高个子的慈祥老头。他的夫人，出生在美国，是华侨的女儿，汉语说得不利落，说话经常是中文里夹着英语，让人听后明白一半儿糊涂一半儿，当年在家料理家务，喜欢戴首饰、搽胭脂、涂口红，虽然已六十多岁了，仍浓妆艳抹，烫着头发，穿着讲究，在院里挺扎眼。大人称呼胡夫人“胡太太”，孩子叫她“胡伯母”。
夏天晚饭后，不少孩子喜欢去胡家蹭电视看，一帮男孩子聚在他家楼前，齐声呼唤“胡伯母——让我们看电视！胡伯母——让我们看电视！”张锋、张岭是兄弟俩，家住在院里的平房，爸妈好象都是协和的基层干部。他们二人喊得最起劲，不过在喊时，故意将“胡伯母”改成“胡保姆”，边喊边做鬼脸，逗得大家直劲儿乐。
胡夫人高兴时，打开客厅玻璃大门，孩子们便一涌而入，有的坐小凳子，有的干脆坐地板上，盯着电视屏幕就不带眨眼的。五十年代电视就没俩儿台，可只要是电视里有节目，孩子们都能直眉瞪眼地看到“再见”二字蹦出来。胡夫人喜欢孩子，也喜欢热闹，经常热情地与孩子聊天，也时不时拿出糖果、饼干招待孩子们。
一天，七、八个孩子又到胡伯伯家蹭电视看，电视播放外交部长陈毅接见外宾的新闻，画面上轿车驶进外交部街胡同口，孩子们看到熟悉的街景，热闹地议论不停，坐在一旁的胡伯伯问大家“你们知道咱们住的这条街为什么叫‘外交部街’吗”？“那还用问！因为外交部在咱们这条胡同里，所以才叫‘外交部街’的。”孩子头儿刘如光抢着回答。刘如光的妈妈姓叶，是个延安干部，在协和医院门诊部当主任。如光长得虎头虎脑，挺壮实，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刘胖子”。
胡正祥伯伯不住地点头，看到孩子们都注视着他，他不紧不慢地拉开了话匣子。
“最早以前咱们这条街道并不叫‘外交部街’而叫‘石大人胡同’。所谓‘胡同’，就是蒙古语‘水井’的意思，有井必有人居，元朝时“胡同”一词在京城元大都流行开来，后来才慢慢演变成小街小巷的意思了。”
“明朝有一员大将叫石亨，在抗击外族入侵、保卫北京城以及拥立英宗皇帝继位中，立了大功。石亨被加官晋爵，当了武清侯，一时位高权重，声震朝野。石亨1456年在这里建造了府第，大约占据了现在胡同北侧四分之一的地段。石亨的大宅院，比一般王府还豪华气派，成为东城八大名园之一。后来有人告他“谋反”，被抄家并死于牢狱，宅院由皇家收回，改作明代工部铸造钱币的工场——‘宝源局’。”
“到了清朝，这里周围的房子越建越多，逐渐形成了街道。因为石亨石大人府地曾在此地，这条不大的街道被称为‘石大人胡同’。清朝末年，为迎接德国皇太子来访，在这座几易其主的豪宅基础上，清外务部委托美国人杰利逊设计和承建了外务部迎宾馆，这座迎宾馆堪称当时京城最豪华的西洋建筑。”
胡伯伯喝了口茶继续说到，“清朝灭亡后，袁世凯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内阁政府也设在迎宾馆里，所以袁世凯那时候就在里面办公。袁世凯还在此策动军阀曹锟搞了‘北京兵变’。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安排孙中山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下榻，自己则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今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以示恭敬。孙中山此次来京，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长，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内与袁世凯见面会谈十三次。同年9月，孙中山离京南下，袁世凯把设在东堂子胡同的民国政府外交部迁到了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至此，历经明、清两代被叫了近五百年的‘石大人胡同’遂改称‘外交部街’。直到1928年，这里均为北洋政府的外交部。解放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设在这里。”
胡伯伯不仅医学造诣精深，侃起近代历史也堪称头头是道、言之确凿，听得大家肃然起敬，钦佩不已。
胡家别墅门前栽有一排松柏树，还有三棵北美枫树，这三棵枫树春天发的叶芽是火红色的、秋天打霜后满树的叶子也逐渐变红，春秋时节，风吹树动，就像三丛熊熊燃烧的篝火，在一片苍绿之中夺人眼目。
男孩子经常喜欢到这几棵枫树爬上爬下，以至主杈上的树皮都被磨的光滑发白了，因为在这几棵树上能很容易地抓到“天牛”，它们那全身黑得发亮并缀有白点儿、长着两只黑白相间长须和坚硬如钳牙齿的样子，对孩子很有吸引力。孩子们抓到“天牛”，或用细绳牵着放飞，或几只用线栓住角力，自有一番乐趣。胡伯伯看到有时孩子上树太高，就轻声招呼“小心、抓牢”，并把下树的孩子接一把抱下来，孩子们把捉到的“天牛”拿给他看，他用手指捋着“天牛”长长的触角，高兴地夸孩子们是“消灭害虫的小能手”。多年后，才知道，枫树里的树汁含糖量高，“天牛”喜欢食用枫树嫩叶、枝条和树皮，并在树干上打洞产卵，对树木生长损害很大，确实是一种有害的昆虫。
1966年“文革”开始后“破旧立新”，外交部街改名为“瑞金路十条”，胡正祥伯伯也被作为最早一批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崇美亲美的反面典型”，被协和医院造反派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造反派蛮不讲理，硬要他交代早期在美国所受的“特务训练”以及回国后进行的“特务活动”，逼他承认是“美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是“美国佬的应声虫”。因为胡教授长年研究细菌和疾病，医院里有人竟然胡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里所用的病菌，是胡正祥研究出来的。
1966年8月，医院造反派和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抄了胡家，掠走了胡教授家里的所有摆设包括那台59号院孩子们熟悉的黑白电视机，以及他一生积累的专业书籍和研究资料，并且用皮带、木棍抽打他和夫人。造反派毒打胡正祥后，还强迫他的孙子也动手打他。当晚，胡正祥教授不堪受辱用剪刀自尽，他的夫人随后也自杀了。不久，造反派们进驻胡家的别墅楼，一度将那里变成了活动据点。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外交部街往日的故事也渐渐的被深藏于历史之中。现在，再来到这个胡同。或许还能看到旧时的影子，但是更多地是来往的街坊邻居，穿行的车辆，做着小买卖的生意人以及外交部街上的那个写着感恩活动中心的温馨的小屋以及里面叫做“愉快三点伴“”的公益项目。
从2013年开始，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愉快三点伴”已经在全国开设了十多家儿童活动中心，为社区儿童提供陪伴长大、阅读、游戏、小课堂、周末训练以及暑期国际文化交流等活动。四年间，参与志愿者穿超过万人次，服务时间超过10万零4千小时，受益儿童超过3万5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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