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到处都是土匪？

并且民国电视剧里的土匪，往往都是英雄好汉的样子， 随便一座山的土匪都有数百人，多个甚至过千了，并且枪炮都有，都可以和当时的很多国军对抗了。

看到有评论“匪脉断绝”，虽是调侃，但其实土匪真的是有“匪脉”的，
举个例子，中国最著名的土匪窝子，水泊梁山，
梁山的水泊，其实就是秦汉时期的巨野泽，由于黄河改道，

滑州河决，侵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而合于汶，与南旺、蜀山湖相连，弥漫数百里。

巨野泽逐渐向北移动，到五代时 把梁山整个包了进去，成了湖中的一座孤山，这才有了八百里水泊梁山，土匪黄金家园，
而巨野泽是什么，是秦末彭越起兵的地方，彭越本来在巨野泽打渔，和小伙伴们一起“为盗”，其实也是土匪，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

阮家兄弟打渔的地方，说不定前年前的彭越也打过窝。


金、元时期，黄河改道不定，梁山水泊时大时小，
后来黄河向南夺淮入海，水泊失去水源注入，迅速萎缩，成为现在的东平湖。
清末太平军起事，北方捻军纷纷响应，太平军失败后，捻军又在这一代附近以骑兵游击的打法和清军周旋，在菏泽西北的高楼寨战役打败清军骑兵精锐，并取得匪脉又一巨大成就：阵斩僧格林沁。


至于为什么鲁西鲁南地区盛产土匪，
因为母亲河天天搁这决口，改道，神龙摆尾，
清末、民国尤甚，
最后还得被人故意炸开，
实在是一条活路都不给啊…

朋友写了感兴趣的话题，我也就来掺和一脚。
@无为上单 君提到：

如果仅就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建国初期的案例来讲的话，那答案之一是：很多“土匪”并不是由逃亡农民、军人组成的占山为王、坐地为寇的“匪”，而是在地主领导下形成的武装力量。
1950～1953年，南方地区消灭的四百多万“土匪”，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土匪”，而是“叛匪”——南方地区广大的地主阶级、国民党溃兵、游击司令们，利用大灾荒中产生的大批灾民，与其自身掌握的民团武装结合，产生出规模庞大的“土匪”武装。
对这些人，用“土匪”来叫其实不太合适，今天有个概念“绅匪“更适合他们。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他们的称呼有个较为贴切的：土蒋。

那我就来详解一下，在民国社会中存在的绅-匪结构里“匪”是怎么被旧社会制造出来的，以河南为例，
之前也写了两个相关回答，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土改的难度有多大?地主阶级是否真的限制生产力？先提醒一个常识，人只要有安稳的日子，是不会主动当匪的，是旧社会把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了，才制造出海量的匪。
<hr/>人民在旧社会之下走投无路

税负沉重

民国时期的田赋,包括地丁、漕粮、租课及杂项收入等,一般称为“正税”。 1914 年,北洋政府通令田赋改征银元,一两银折合银元 1. 5 元。 1918年,河南“废两改元”,原额地丁银一两,改征现洋2. 2元。

1912年   农民原本期望“共和时代，一切税粮全行蠲免”，至少地丁漕粮的负担会较清代有所减轻（《大中民报》1912年6月5日；《国民新报》1912年5月3日。），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如中牟县境，地丁每两加征200文，契税又一年加征l万余串；确山每地丁银l两，加征车马捐、兵差钱410文，甚至县知事以过生日为名，每派摊钱二三百串；固始每两地丁浮收450文，每一讼案，须交“呈钱”和“息费”14．3万文。其他各县也大同小异。次年，全省又以验契为名，无论当、卖，每张契纸勒交1．1元。因而激起农民的反抗。如襄城、长葛、许州（今许昌）等地农民在春间即以联庄会形式抗交钱粮；秋间，滑县、汲县、浚县一带农民抗交秋漕，成群闯入县署，要求免粮；郏县、宝丰等地群众借大刀会树旗抗粮，并提出“要土地”要求；伊阳（今汝阳）一些乡村农民且结队占有被地主掠去的田地，驱逐地主出境。

1913年  根据北洋政府统一规定，张镇芳于6月30日，电请实行“军民分治”，举内务司长张凤台为民政长。7月5日，袁正式任命旧官僚张凤台为河南首任民政长。旋接财政部来咨，将每斤食盐加价8文，以备偿还外债本息需用。张凤台即通令各县遵行。

1914年  财政厅于8月间筹办营业税，从旅店、酒馆、烟坊、饭店开始，逐步推广于其他各业。在此前后，各县又开办烟酒牌照税，每张牌照分别交税16元、8元、4元，按其营业大小而定；开征包裹税及印花税。

1915年  省当局在全国各省中首先开征亩捐，农户土地不论好坏，每亩一律加征60文（以后陆续加征至120文、200文）；另又开征烟酒厘金、烟酒牌照税、屠宰税（猪每头纳0．3元，牛一头纳1元，后增为2元）。复实行烟酒公卖，设烟酒事务局专司其事。全省分划11区，各区设一分局，各县设烟酒公卖支栈及烟酒牌照税稽征处（1929年合并为烟酒专卖税稽征所）。加上各县官府加征的各种苛捐杂税和地方驻军的种种临时摊派（包括人、车和牛马征发），所以，外地报纸综述称河南“赋税之繁增，差捐之强派，豫民负担较各省为独重”（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8月7日。）。

1918年  省当局决定并通令各县：明年起加征房地附税，不论买、当各契，契税各加征20％。

此后,由于河南历经战乱,各派军阀为解决军需之急,不断增征田赋。 有些县份漫无限制地增征地丁附加,附加名目繁多,以致附税竟然达到正税的五六倍之多。 连年战乱,政府开支浩大,自1920 年河南开始预征田赋

1920年11月，赵倜、张凤台下令，预征民国十年（1921年）钱粮。此为民国年间河南预征钱粮的先声。

1922年  目前驻豫部队计有：4个师、5个混成旅等，每月军费高达82万元。·······全年军费高达960万元（河南军费：1916年占财政收入的50％以上；1917年增至480万元；1918年又增624万元；1921年达780万元）占全省年财政收入的75％以上。河南各地的田赋均已预征到1925年。

1923年  8月8日，河南省财政厅因财政支绌，经呈准省长，决定预征1924年地丁。

即便如此，自1919年以来，河南财政赤字每年300万元以上，至1923年2月欠债总额已高达1600余万元。
也就是在1923年

河南省每年财政收入在1000—1100万元左右，而兵费却占75％强。河南财政比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湖北、江苏诸省之财政更加困难，与广东、四川之兵祸相比却不相上下。现在，河南之主、客军合计，不下10余万人。全省军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84％，高达1155余万元，几近北京政府军事预算的l／6，居全国第一。

但即便如此，也还不是最低谷
1925年，是年，河南军费高达3000万元以上，比1919年增长了5倍。超过1924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费的总和。
同年10月下旬，河南共有军队28万人。岳维峻保境安民计划乃为与陕西孙岳所部国民军合作，共同维持河南地方治安。现分驻各地塞的军队如下：豫东曹州方面6万余人，由李纪才率领；陇海线徐州方面4万人，由邓宝珊指挥；岳维峻自为总司令，编2万人为左右翼，以便随时指挥。郑州方面由史可先率师4万人，以为后路援军。至于豫西及陕西防务，调豫军12万，会同陕军共同维持治安。
1926年9月6日，吴佩孚电令寇英杰“妥筹军饷”。寇和熊炳琦连日在汴开财政会议，决定：派员催征1928年丁漕、随征收随解运。同时，在郑、汴两市暂借60万元，并拟发行公债。10月5日，吴佩孚令河南省财政厅征收1929年地丁，并限3日内开封商民缴纳60万元。11月17日，吴命令豫北道所属之24县摊派100万元，供应直系的另一军阀齐燮元部（齐的司令部已由直隶移驻彰德）。12月22日，省财政厅发行公债200万元，名为“金融有息证券”，定3个月分期还本，并派员分赴各县摊派。
吴佩孚驻豫军队总约30万人。饷需大都由河南人民供给，田赋、丁漕预征到1929年。据统计全年正、杂各税、预征、流通券和各种强制性摊派达7400万元，再加上对各县驻军的供应及其他各项暴敛，其总数高达1亿元以上。吴佩孚曾授意直系军阀在郑州、开封、洛阳、信阳等城市增征“房捐”：“大街房屋一间实缴一元，后街房屋实缴五角”，仅开封一次就收缴20万元，此外，又开征值百抽二的煤油特捐税和纸烟特捐税；并在全省重验地契，规定各县新、旧地契均须重新报验；验费值百抽二，一次就搜刮1500万元。次年春夏间奉军占领开封后，又征铺户捐（由民房自住户交纳）和住户捐（由房客交纳），比吴佩孚征收额增高20倍，一次就征收340万元。
以后逐年增加,1926 年的田赋已预征到 1929 年。 中原大战期间,各地田赋多进行了预征,有的已收到了 1936 年。

兵祸殃民

民国前期的军事行动也数不胜数。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仅政府的更迭便发生数次。辛亥革命的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其中最为突出者，各派系之间频繁的争斗与割据也无一不伴随着军事行动与交锋。而且，在各支军队内部，还经常由于待遇的苛刻而发生兵变。
由于纷争、动荡的政治局势，华北地区成为各方争执的战场。进入二十年代后，先是直、皖、奉各系之间的迭次战争，随后便是北伐战争，直鲁联军、晋军、奉系、韩复榘、石友三等各支部队均在华北拉开战事。接下来，蒋、冯、阎、桂各军又展开了多种形式的角逐。
战事稍停，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攻势接踵而来。无论冲突与战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与目的，在安分守己的农村居民那里并没有多大区别，都是破坏力极强的战祸，作为战场的华北农村均遭受着同样的苦难。
如：

12月19日，皖系军阀徐树铮所部驻洛阳之西北边防军士兵一名，因在城西七里河村强奸妇女，被村民击毙。数日后，该军士兵数十人前来报复，将该村绅董洞穿臂骨，带往该军旅部拷打囚禁。不久，该军2 000余人竞拥至七里河村，大肆淫掠。该村400余户妇女，不分老幼、孕妇，无一得免，并枪杀婴儿8人。钱财衣物被抢掠一空。与该村毗邻之兴隆寨，200余户妇女亦遍遭蹂躏。兽军围奸了3日始去。21日，河南学生联合会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并派代表会见赵倜，要求严惩该军。北京大总统徐世昌接到河南对该军的控告后置之不理。

你把名字抹了，说这是日军，我都信。

1月22日，河南新编陆军第十大队第三支队队长华顺德所部500余人哗变，由淅川县李官桥窜扰鄂境。2月16日，焦作驻军因内部矛盾，欠饷未发，70余人哗变，杀死军官，烧毁营房后逃窜。3月22日，驻归德（今商丘）之第二十四师一部哗变，烧民房，抢商店后逃往乡村。4月5日，彰德（今安阳）驻军1000余人哗变。

信阳驻军哗变，抢劫商民。在此前后，新乡、汝阳、洛阳、彰德（今安阳）、周家口（今周口）等地均发生类似事件。人民财产损失甚巨。光7月8日夜洛阳兵变，全城损失值银一百数十万两，死200余人。

3月21日，驻黄河南岸之靳云鹗第八混成旅一部，因久未发饷哗变，抢劫后四散，扰及辉县（今辉县市）一带。
4月2日，驻扎朱仙镇之河南新编第一混成旅步兵一连发生兵变，打死连长，抢去枪支、马匹，沿途烧杀，商民损失惨重。
4日，驻信阳之吴光新军第六团士兵一部，因八个月未发饷哗变，抢掠商店80余家，商民伤亡80余人。
5日，赵倜、王印川电请北京政府速将吴光新军调出豫境。后省议会派代表赴京，要求政府赔偿损失，抚恤伤亡；严惩有关长官，严肃军纪，并将该军撤归原防，以重威信。
同日，洛阳丰李镇警察哗变，将局内枪支子弹劫掠一空；旋被当地驻军镇压。
11日，驻郑州之靳云鹗旅近20名士兵，各持手枪，在火车站进站列车上分开抢掠，并扰及各转运公司和钱庄。然后，耀武扬威地从容返回营防，地方政府不敢问津。
5月15日，毅军驻马牧集（今属虞城县）哨所士兵，因4个月未发饷哗变，抢掠店铺，枪杀平民，后越南门逃遁。

2月14日夜，驻许昌之陆军第八旅200余士兵哗变、抢掠、放火，延烧百数十家，直至15日拂晓，分两股逃窜，一股南下临颍、郾城，一股逃向襄城、郏县。

1925年    豫南潢川、固始、光山、息县等地人民，每亩地被勒索50串文（约合20元），供应驻军；光山县知事被逼辞职，固始县知事无法应付，连夜出走。其他各地人民亦不堪其苦。3—4月底，豫北、豫东、豫南等地不少饥民铤而走险，杆首蜂起，少则数十人，数百人，多则数千人，活动于安阳、永城、夏邑、鹿邑、沈丘、正阳、汝阳、许昌、扶沟、鄢陵、西华、潢川、固始、光山、息县、商城等地。唐河、沈丘县城曾为攻破。为了生存，各地农民纷纷成立红枪会自卫。4月27日，洛阳“豫西灾民赈济会”呼救：自直奉战争从来，驻洛阳之军队收抚土匪，巧立名目，散发枪弹，唆人为匪，攻城劫寨，掳掠团警枪械，劫夺人民财产，借以成军，勒逼筹款，致使“村落为墟”，一片焦土。“加之两军对垒，战线数百里，灾遍10余县，老弱转沟壑，壮者散四方。同人等以桑梓念切，组织一豫西灾民赈济会，以冀稍尽桑梓于万一。拟定简章，呈官厅立案，业已成立”。退请各界人士协力救济。
孙岳国民三军前在豫西收编之憨玉琨残部、汝州巨匪孙殿英、张得胜、王老五同时在豫西哗变。肆行抢掠。12月2日，毅军首领米振标电告安徽省亳县（今亳州）官绅称：豫军师长孙殿英率部（据传3万余众）由嵩县出发东下，恐将图亳（安徽亳县，毅军姜桂题家属、资财均在此），应严加防备。孙由宝丰、郏县、襄县等地经豫东入皖，于8日攻占皖北亳县，大肆抢掠。26日，皖军三面围攻，孙窜鲁南。亳县被孙匪蹂躏19天，损失达数千万元。
1929年    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尤为严重。第二次蒋冯战争期间，豫西新安县被强征小麦10余万斤，米40多万斤，杂粮80余万斤，谷草180万斤，柴草100万斤．牲口被征3000多头（次），大车500多辆（次），强行派款1．5万元，这对因连年荒歉，早已民穷财尽的新安人民，无疑雪上加霜。11月，西北军战败西退路经新安，仍然强行摊派，并截用省拨赈济粮300包，面粉2000袋。各地驻军“吃地面”（饷项及一切军需、草料全让地方供应）十分普遍。辉县、滑县见于册籍的就分别为100万元、400万元以上，人民实际负担数倍于此。
至30年，蒋冯阎三家中原大战。

1月27日，中国红十字会筹赈处战地急赈委员通电说：河南战争频繁，粮食、牲畜为之一空，房屋焚毁700余万间，灾情甚为严重。
    2月22日，河南赈务会报告：宝丰、内乡灾情严重，损失折合现洋716。3万元。3月11日，该会又报称：河南向外流亡人口日益增多。洛阳、开封等处聚集灾民近10万人。新乡等处外逃者络绎不绝。陕州（今陕县）、灵宝等地因交通梗塞，坐困将毙者约500万口。
    2月27日，河南赈灾会因郑州、开封、洛阳等处聚集灾民甚多，已难容纳，决定再移灾民10万人出关垦荒。
    5月22日，据北平发布的调查报告称：河南112县中灾区已达106县，其中患“匪灾”者76县，罹兵灾者28县，受水灾者仅2县。
    8月，黄河冲决濮县、王庄一带。
    秋。睢县、民权、兰封（今兰考）、杞县、考城（今兰考）等地因战争影响，自春至秋，庄稼未能播种。中原大战结束后，炮火虽停，但房屋倒塌严重，十室九空，伤亡民众约万人以上。9月份又发生霍乱，日死多人。
    另据《大公报》估计，蒋阎冯中原大战给河南造成120万人流离失所，130万人被强行拉夫，摊派款项4000余万元，征集粮、草折款4800余万元，牲畜车辆损失合4500万元，连同房屋损失计算在内，财产损失高达6．5亿多元，后据省赈灾会报告，中原大战期间，除兵士外，河南人民死伤计17万人。加上风、水、虫、旱等灾，全省112县无县无灾，灾民达1311万人。

旧社会让人民变成土匪

关于“外放队”（必须细讲）

外放队，也可以说放外队，他是有两种形式的，分别是“军阀”和“豪绅”。
军阀，以镇嵩军为例

所谓放外队, 就是他们把已编好的连长、营长, 讲好条件, 暗中给他们些枪弹, 放出去拉杆子, 等人、枪拉多了, 再把他们收抚回来。这样, 连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 收回来可编为营长; 营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 收回来可编为团长。当时, 豫西土匪之多, 与镇嵩军的这股恶风不无关系。因镇嵩军的官长多为豫西嵩山一带拉杆子出身, 所以时人形象地称之为“嵩山大学”毕业。

后来, 孙殿英、张得胜、王振等匪首被收编后,也都曾采用“放外队”的办法扩充实力。 在豫西等地, 这种现象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民国历史。
豪绅，以豫西豪绅为例，
在鄂豫边界打游击的周骏鸣曾做过“匪运”工作，他了解豪绅与土匪间的关系，他的表述是

“到处闹土匪，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老百姓种地也不能安生，很多地方打起了土围子，以后发展成建碉堡。土豪劣绅利用打围子修寨墙进行勒索，派款买枪，他当寨主。很多寨主还通土匪，把枪交给人家，这叫放外队，他坐地分赃。” 1937 年，他在给CCP的报告里说，在桐柏山地区，“多数绅士通匪，骚扰地方”。

如洛宁县的程老十

是1923一1934年间洛宁一带的豪绅,担任董寺、崇阳两镇的保卫团团总,并兼任洛宁县财务委员会主任
程老十“其族侄程秀明在灵宝拉杆，被拉票者多托他疏通，于是名声渐大。后以保家护村为名，从程秀明处带回长枪40支，由此发迹。”而洛宁著名匪首郑福成又是程老十的干儿子，以程老十为靠山，为非作歹。其他如吉长升、李元周、李起凤等与土匪都有很深的联系。吉长升“与地方杆首皆有瓜葛，杆伙袭扰时，吉常兵未发而信先通，杆方留钱赠吉，吉送子弹给杆。一经接触，杆佯败，吉得胜。”而李元周本是洛宁县著名的匪首，1931年，国民党洛宁县府鉴于四区土匪、豪绅较多，政令不达，捐税难收，想利用李元周开展局面，就委任他为第四区区长。有些地方武装甚至窝匪、藏匪。1936年崔二旦匪众被洛宁民团打散，崔二旦被洛宁区长李可文捉住，李可文也是土匪出身，两人结为密友，崔二旦在李可文家藏匿了很长一段时间。
由于地方武装与土匪的密切关系，彼此互相转化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地方武装与土匪从首领到局丁、匪徒都在不断转化，特别是一般农民，做局丁还是土匪，并不存在必然性，往往是随机或偶然因素所决定的。同一个人今天是局丁，明天就可能成为土匪。

<hr/>未完待续吧，回头想到了再续写，前提是有流量

如果仅就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建国初期的案例来讲的话，那答案之一是：很多“土匪”并不是由逃亡农民、军人组成的占山为王、坐地为寇的“匪”，而是在地主领导下形成的武装力量。
1950～1953年，南方地区消灭的四百多万“土匪”，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土匪”，而是“叛匪”——南方地区广大的地主阶级、国民党溃兵、游击司令们，利用大灾荒中产生的大批灾民，与其自身掌握的民团武装结合，产生出规模庞大的“土匪”武装。
对这些人，用“土匪”来叫其实不太合适，今天有个概念“绅匪“更适合他们。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他们的称呼有个较为贴切的：土蒋。
就比如说，今天人的印象里，我晋冀鲁豫大军跃进大别山，当地民众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可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战斗半年，人员减半、军械困难，为何刘邓大军会在大别山如此窘迫？如果说缺乏军械、鞋服是因为大别山地区过于穷困，又加上白崇禧大军围剿造成的。可大别山是片有上千万人口的地区，为何中野连人员的补充都出现了困难？造成这些巨大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这一点上，刘伯承元帅发挥了我军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淮海战场取得胜利、渡江战役开始计划后，刘伯承同志便在1949年1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在大别山时给养困难的原因：

关于衣食问题，六七月淮河流域麦收，渡江后接上秋收。我们到大别山时，草也接上了，但因村村冒烟，冒掉了。
《关于今后作战准备和军队建设的意见》 1949年1月7日 载于《刘伯承军事文选》

这里说的“村村冒烟”是什么呢？这个1947年土改“左”倾时的经典口号，相信熟悉解放战争历史、革命历史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刘伯承军事文选》的注释中是如此标注解释的：

村村冒烟，指一九四七年冬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在新区搞土地改革时，提出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过“左”口号，由于不适合当时严重的战争环境，使军队供给发生了很大困难。

这个“很大困难”，又有多大？土改的“左”倾又是如何让本就困难的中原、大别山战争局势雪上加霜的？
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皖西革命史 1919～1949》中的记载，晋冀鲁豫野战军跃进大别山后不久，1947年10月，中央即颁发《中国土地法大纲》，掀起土地改革的浪潮，刘邓随即响应号召，在大别山地区展开“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倾土改。
土改，本意是好的，但在反动势力强大、我方立足未稳的大别山地区进行，便“执行坏了”：大分浮财让生产秩序遭到打乱，而白崇禧不断的进攻围剿又使财经负担空前加大，结果便是皖西军区“为了解决机关和部队的供给，只得组织民兵配合部队到外线去’打土豪’”，让皖西地区出现了“赤白对立”的情况

由于过早地分浮财，使社会财富分散，加重了财经困难，为了解决机关和部队的供给，只得组织民兵配合部队到外线去“打土豪”，有的地方未严格执行政策，侵犯了边沿区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

这样的赤白对立就给了反动势力以可乘之机，刘伯承在1948年9月15日的报告中即指出过，土蒋武装能够发展起来，是利用土改“左”倾时的逃亡潮。即

这些土蒋有的系过去的保甲与保安武装，有的则是新近政治化了的多年惯匪。他们第一时期利用我们政策的错误吸收了些被我赶走的人，后来则利用我转变政策的空隙潜入滋长
《关于中原军区工作的报告》1948年9月15日 载于《刘伯承军事文选》

过去国民政府的乡长、保长和地主串联到一起，组成土蒋武装，对我人员展开报复，而我方则又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最终结果是引发皖西根据地的逃亡潮，大批地主、富农、旧人员和农民外逃，又加入还乡团，使得有五十万人口的皖西地区，“土蒋”迅速扩张，一下发展到近七千人的规模。

一些被清算、斗争过的乡、保长和地主乘机组织土顽，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反攻倒算，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提出“反奸复仇”的口号，要“压倒白色恐怖”，并以此作为开展工作的先决条件和考察干部的标准。加上区有杀人权，审批手续又不严，混进农会的少数坏分子乘机公报私仇，以致在一个短时期内出现乱打乱杀现象，造成不少地主、富农、旧人员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外逃。敌人乘机组织还乡团，使皖西区的土顽武装一下发展到六、七千人，不断进攻解放区。

无独有偶，同时期鄂豫军区的地主豪绅在土改面前也“揭竿而起”，利用土改“左”倾的机会，拉起保安队、逃亡人员。中原解放战争中臭名昭著的“小保队”武装，便是在1947年10月在麻城东部发起暴动诞生的。按当时国民党方面的报道，这批土蒋武装有多达四千人



《刘邓大军在麻城》 反证资料部分

正是因为1947年10月，各解放区在解放军领导下开展土改，要消灭地主阶级，把这些本来习惯于“流水皇帝铁打乡绅”的乡村封建力量完全推到了对立面，引来了地主、豪绅与他们掌握的民团、土匪武装的全力反扑。
这时期刘邓大军在整个大别山（包括新开辟的鄂豫与皖西）地区，要对付的土蒋地主武装数量有多少呢？这个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我们仍可从1948年8月23日刘伯承交军委的报告中窥知一二：经历一年的反复拉锯后，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开辟的各根据地，地主民团武装仍有六万之多，与随刘伯承东出淮西的野战军相当。
可以说，“土匪”，或曰土蒋武装，仍是大别山各军区要面对的主要敌人。而我方在大别山地区的统治仍是薄弱的。

（乙）刻在大别山之敌计有：……（三）各县区土蒋，估计共约三万以上
（丙）在鄂豫区者，……各县区土蒋在二万人左右。
（丁）在皖西者……各县区土蒋在万人左右。除一分区（岳西、太湖、潜北、霍山等县）较多，其在二、三分区腹地者已全为我肃清。
（戊）鄂豫与皖西两区的敌情比较是：皖西敌正规军多，鄂豫则土蒋多，皖西敌情较鄂豫为严重。
《七八两月军事工作报告》1948年8月11日 载于《刘伯承军事文选》

事实也确实如此，1948年7、8月国民党正规军对我桐柏军区进剿扫荡，到8月月底时桐柏东部即在正规蒋军与土蒋的内外打击下濒临垮台（此处感谢 @当代张敬轩 老师的指正），大批村干被杀、部分民兵投敌、地武放弃根据地退出、军区部队不断逃亡，蒋军则凭借军队威力与土匪土蒋结合，轻易在我根据地重建其政权。
“土蒋”的危害这样大，是之前刘伯承司令员都没想到的，他之前还认为鄂豫区光是土蒋多，敌情并不严重。

二、桐柏
（一）敌自以十八军、十师、八师、八十五师、五十八师集结平汉线遂平、信阳段后，即以一部结合当地反动武装对我桐柏东部蚕食清剿。一个多月以来，八十五师一一〇旅结合确山、泌阳、桐柏等地土蒋始终盘踞确泌主线，对两侧山地进行反复清剿。五十八师主力在信阳以西及西南地区驻剿，十师、十八军亦派队向遂平以西扫荡，着重扶持地方团队，恢复伪政府，捕丁、抢粮，摧毁我农村基层组织，惨杀我区村干部和民兵。月余以来，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程度，我不少积极分子和村干部被杀，部分民兵投敌，其他干部及武装都退出，工作垮台。二分区计五个县，已有桐信（新设县）、确山、遂平三个县完全退出。部队干部思想混乱，情绪低落，逃亡严重（百人连队已减到五六十人）。敌之地方土蒋则突然发展，现在已蔓延至整个一、二分区之桐柏山岳地带，据初步统计，大小有九十多股，总数达五千余人。
《江汉、桐柏两军区情况报告》 1948年8月26日 载于《刘伯承军事文选》

到桐柏垮台一个月后，刘伯承司令员都不得不表示：在中原战场上，土蒋对我地方军政的危害比蒋军正规军还大

土蒋在新区的军区建设上是一种危害极大的障碍，新区的工作者及军区部队对敌正规军的进攻以至清剿的威胁，都感到不像土匪那样棘手。
《关于中原军区工作的报告》 1948年9月15日 载于《刘伯承军事文选》

刘伯承的报告表明，大别山的情况不是一个地区的个例，而是在整个中原战场上存在。
同时期，刚抵达中原局不久的陈毅，则向我们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介述。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即使是在中原根据地的腹心地带，土蒋土匪袭击也时有发生。豫西地区作为一贯的“盗匪”老巢，更盛行黑杀风气。刘伯承也提到，出了中原军区驻地五六里就有土蒋土匪活动，劫杀我解放军兵干，使兵干不敢独行

反动派的政策是生了不少的成效的。此一时期，我中心区后方被袭击各地均有，主要是地武不强，不能独立负担保卫地方的任务，村、区干部被杀事件甚多。……各区均有数股或数十股反动游击武装，在我区穿插或扰乱边界，逼我区后退。……一部人民仍然存着观望态度，民主政令之推行障碍仍然很多，我区之流动性仍然存在。
……南下干部数起黑夜被杀害，军人不敢独行，单人带驳克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
《中原局九月份综合报告》1948年9月12日 载于《陈毅军事文选》
（三）在我腹地分散滋扰，实施暗杀，如豫西各后方所在地普遍遭其袭扰破坏。鲁山城（军区所在）外五六里处不止一次又少数军人遭劫杀，连我们直属队所在地亦几次有枪击哨兵及抢枪、杀人之事。洛阳南北之公路上常有交通人员与干部被杀害。
《关于中原军区工作的报告》1948年9月15日 载于《刘伯承军事文选》

大别山，乃至整个鄂豫皖大地上的土蒋武装，其生命力实在是堪比路边野草。比如1947年底我六纵曾在鄂东宋埠一次将2400余名小保队武装杀尽杀绝，然而时过半年，鄂豫地区土蒋武装仍有万余之数，且敌人一来、我武装一垮台，即又有大发展。
中原战场的局势就呈现出这样一个奇怪的景象：我方长期清剿，土蒋土匪武装仍四处游荡。我一垮台，就有大批人员去参加土蒋。
这样的状况，已不单是一个“土改面前地主疯狂反扑”能解释的了。
根本原因，还是我军在中原地区，乃至广大新区的群众基础未能打好。当地农村，事实上是长期由“绅士—土匪”组成匪绅政权统治的，人民长期习惯于地主豪绅之统治，而无视官府之号令，人民政府的基层政权始终无法巩固，一旦与地主冲突，则土蒋土匪武装气焰猖獗，大行暗杀，欲迫使人民政府像过去的军阀一样，与其合作统治乡村。

河南敌正规军虽被消灭、撵走，敌县、区政府、保安团虽被摧毁，但是这一基层恶势力如不推翻，一切由上而下的发动群众的办法，均可能变成他们镇压群众的工具。同时他们更善于应对我军，一到即承包战勤，自动带枪来加入地武，来当乡、保、甲长，懂得把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黑杀结合起来，每一次暗杀事件，多与当地乡、保长有关，或他们先知道不讲……河南中上层人物最熟悉改朝不换国那一套，即拥你为王，下面得承认他们的统治地位。
《中原局九月份综合报告》1948年9月12日 载于《陈毅军事文选》

地主们这样的“群众基础”，是远胜我军在当地极其缺乏的“群众基础”的。
正如刘伯承所说，中原解放区的很多基层政权，实际只是地主乡绅们牵头起来应付解放大军的“维持会”，“群众基础”在中原解放区实际极其稀少。

由于过去的错误政策多树了敌人，未能真正发动群众，我们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土蒋则各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河南地区多是特务、土匪、恶霸、地主与国民党军官的结合体），并控制了大多数的群众，我之基层政权大多是敌人用以应付我们的维持会（我无村干部），因之有些土蒋可自由出没，我则以情报不灵而多所扑空。

《关于中原军区工作的报告》1948年9月15日 载于《刘伯承军事文选》
<hr/>为何解放战争中经常说剿匪？为何建国后要大剿匪？几百万“土匪”又是哪来的？又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
以上这些就是答案。

不止民国，封建时代都这样，因为“皇权不下县”但“秩序如水无孔不入”。
任何地方都必须存在秩序，秩序基础就是个暴力。
在乡下，这个秩序可以是乡贤，也可以是土匪，或者两者一体。
你看水浒传里，柴进大官人，有封地，专门收容各种暴力恐怖之徒。

柴进是沧州人氏，后周世宗柴荣嫡派子孙，家中有太祖皇帝御赐丹书铁券。他仗义疏财，喜好结纳四方豪杰，被誉为当世孟尝君，绰号小旋风。
林冲刺配沧州时，路经柴进庄上，便去拜访柴进。柴进久闻林冲之名，不但对他厚礼款待，还写信给沧州大尹、牢城管营，让他们照看林冲。林冲因此被免了一百杀威棒，还得到看守天王堂的差使。林冲风雪山神庙后，碰巧到了柴进的东庄，再次遇到柴进。柴进又修书一封，推荐林冲到梁山泊入伙，还亲自将他送出沧州。
宋江杀死阎婆惜后，也到沧州投奔柴进。柴进让宋江安心在庄中住下，还称就算“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自己也敢藏在庄里。
此外，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杜迁、行者武松、石将军石勇都曾得到柴进的帮助。

柴进收容的都是什么人？好多流窜犯通缉犯，这本身就是土匪一种，他既是乡贤也是土匪，维持地方秩序，其实不矛盾的，对吧。
这是就秩序。
举个例子：
一地到处都是劫道小贼，随便乱抢，乱哄哄的，怎么安居乐业？
莫过于出现一股大匪徒（有枪的大乡贤），把所有乱哄哄的小贼全收纳或者全干掉，然后所有人给他保护费就ok了，全地安全通行，赢家通吃。
对于小民和商人来说，情况从①不知道谁抢杀了我的钱和人，变成了②我只要缴纳保护费，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各种人身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土匪和当地驻军没有本质区别的，他对维持秩序进行了“税收”。
人生来就免不了税，国家基础也是税，但收税的根基不也就是暴力吗？你没暴力谁给你交钱呢？
封建时代著名的几大灾，有“水灾”、“旱灾”、“蝗灾”，还有个“兵灾”，就是大兵过境如同蝗虫一样，所有财物一扫而光，比如著名的湘军。
兵灾好像和土匪没区别呢。
但是注意啊，中国历史上可没“匪灾”这个说法，说明兵灾比土匪更可怕。

注意啊：上面的大兵过境可不是敌国，是本方领土内，自己人都给你霍霍了。所以【秋毫无犯】才成为成语，因为这是传奇是罕见，太稀缺了。【秋毫】全给你拔了烧了才是常态。
中国封建时代（包括世界各地都通用的），大军来了，有两种情况：
①荒郊野外遇到个村子，那就抢光，心情不好或者军队基因，就烧杀奸全干；
②路经之地有组织，对方推举出乡贤和军队谈判：给这个军队多少粮食金银和女人，你别霍霍平民和城市，比方说：梁山泊大军途径某地，当地人求柴进出面和宋江谈判，给你一万斤粮食，大爷们吃好喝好走就是了，别烧杀掳掠；
军队也乐意这个，就是有组织的勒索，这也是税收嘛。但是和土匪过境讲数一点点区别也没有。

土匪还可以促进经济利益的转移，他们抢劫（收保护费）了商人和大户，这些钱会流入到当地的经济体系之内，土匪去县城看戏喝酒逛窑子，也是要花钱的嘛。
你要是说这股人控制了县城，他们在县城都可以不花钱？那他们得去省城花天酒地吧，这就是军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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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美剧很有名，叫《行尸走肉》就是全国爆发僵尸潮，一个警察和一群人求生的故事，
我没咋看剧，我看了漫画，主角演变很明显的，是一个秩序从崩溃到重建的组织过程：
在所有秩序失效的情景下，他从一个平民强人（性格坚韧、武力可以），慢慢就聚集起团伙，做的事和土匪没区别（搜罗补给，屠杀敌对帮派），后来可能往军阀方面演变了，这就是暴力的演化过程。
因为人类只要有组织，秩序就会无孔不入，秩序就是以暴力为根基。
<hr/>还有类似例子，晚清时候，两广地区，天地会横行，
天地会这个东西吧，你往好了说，那是“反抗满清统治”，其实吧，他们很多人大部分时间就是各种匪徒黑社会，比如你雇个船，船家直接把你洗劫了丢岸上了。
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同志，游历广东的时候，就被这种匪徒洗劫过，导致身无分文，去找当地县令乞讨要钱（都是读书人，给面子）。
但是你可以加入天地会，遇到匪徒问你：“你从哪里来？”
你回答暗语“我从桥下来”，欧了，若匪徒也是天地会的，大概率放过你。
因为“桥下来”就是天地会的暗语，指代加入天地会了，桥就是说刀门：两边小弟举着刀，你从下面走过，跪关公像，入会。
不过入天地会，你也得找大佬介绍啊，介绍也得给红包啊；他和大哥叫来很多小弟组织个婚礼一样的入会仪式，会后不吃饭吗？你最起码也得支付餐饮费吧？就连仪式上杀的鸡，这也不能地上白捡啊，肯定你出钱买的。
所以加入天地会是肯定要付钱的，相当于保护费，来免去被天地会抢劫的恶果。
大佬其实很喜欢收小弟的，因为他拜入你门下避免受伤害，要给钱啊，稳定的钱。天天去档口收保护费或者蹲在街口抢劫偷窃也累啊，哪有这种稳定的钱来得爽利有面子？
想想看，大佬叼着烟进去一个商铺，对老板说：“丢内老母，到时候交保护费了！”或者“徒弟啊，生意好吗？你师母要过生日了（你小子准备红包（保护费）吧）”，哪个更有面子？
其实这个收钱方式是从明清官场学来的，
明清官场讲究“三节两寿”：端午、中秋、春节、孔子诞辰、官员生日，下属必须送钱，就是保护费或者会费嘛。有的贪官过分的是夫人生日、小妾生日、自己生日分阳历阴历（晚清公历传入后）......一概开席，其实就是要求下属给钱，这种人被下属背后痛骂，但不敢不给。
秃头校长当年在上海做股票亏了，被追债，就加入青帮了，高利贷就算了——一样的道理，你加入青帮是免费的啊？开玩笑，其实就是交了会费（保护费）了。
这种事，和某地一股稳定的土匪所作所为，有区别吗？其实没有。

这个我就要为民国说句公道话了。
匪患绝不仅仅只是民国的特产。事实上，自新中国之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土匪就从来没有消失过。
——这个甚至都不必去做什么专门的研究，只要看看《三言二拍》、《西游记》、《红楼梦》之类的小说就能知道。
民国为啥到处都是土匪？因为相比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而言，民国并不特殊。历史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它依旧存在罢了。
中国的匪患是什么时候被消灭的呢？
回答是新中国建立之后。1949年新中国甫一成立，中央就开始着手剿匪事宜。《林海雪原》、《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等文学影视作品，就是那一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
至1953年，全国剿匪工作基本结束，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匪患问题至此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