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固然重要，但主要原因是现代大众旅游业兴起之前海岛的开发水平太低。
举两个例子，济州岛和塞浦路斯岛，一个温带季风气候，一个地中海气候，现代都是旅游胜地，在古代却分别是朝鲜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头号流放地。
再好的风景，没有商业性旅游，经济价值也基本等于零。
1835年，达尔文造访加拉帕戈斯群岛，当时，这个地方只有二三百居民，基本全都是厄瓜多尔政府的流放犯。达尔文见到的情况，能够代表很多未开发岛屿的真实样貌：
第一眼望过去，没有比这儿更让人排斥的地方了。这里的波浪高低不平，环绕群岛。到处都被火山炸裂时喷射的黑色岩浆弄得破破烂烂；纵横交错的巨大裂缝比比皆是。
荒野上布满阳光曝晒后的粗矮丛林，除此之外，了无生命的痕迹。在正午的阳光下，干燥爆裂的地面，散发出一种压抑郁闷的气息，如同烤炉里释放出来的一样：想象中，似乎丛林闻起来都让人不愉快。 如今，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厄瓜多尔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但是加拉帕戈斯现在的样子主要是由现代旅游业形塑的，传统社会根本没有开发海岛的能力和动力。
今天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像是天堂，然而在当年的达尔文眼里宛如地狱。
传统社会也有旅行者，但他们往往身负其它使命，以几位知名的游记作家为例：
一是官员，例如克拉维约（中世纪西班牙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使节）、朴趾源（朝鲜派往清朝的燕行使，著有《热河日记》）。
二是商人，例如马可·波罗、塔韦尼埃（Jean-Baptiste Tavernier，17世纪六次出海远航的法国商人）。
三是朝圣者，例如玄奘法师，伊本·朱巴伊尔（Ibn Jubayr，阿拉伯语朝圣文学的奠基人）。
为了旅行而旅行的人也有，但他们要么有钱（徐霞客），要么有权（夏多布里昂子爵），要么有知识（伊本·白图泰，走到哪里都能当教法法官），总之非富即贵。
由于旅行的门槛太高，古代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业”。既非政治中心，又非宗教圣地，也非商业枢纽的地方纵有再多“美景”，也可能是艰苦贫瘠之地。
就算是徐霞客这种富二代，也多次陷入旅途中花光钱的窘境。
海岛就是典型的“化外之境”。许多海岛本身就是地壳凸起的产物，具有多山的特点，山增加了农业开发的难度，还往往滋养着茂密的丛林。部分海岛能够出产一些奢侈品，但是由于农业不发达、人口稀少，整体上还是非常贫穷的。
除了经济贫困，很多海岛还具有信息闭塞的特点，一些岛屿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接触到一次外界的航船。这两点特质使得海岛成为理想的流放地，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海岛就是个天然监狱。
奥斯曼帝国经常把失势的帕夏、被捕的叛乱领袖还有信奉什叶派或苏菲派的土库曼游牧民成批流放到塞浦路斯岛，今天塞浦路斯的很多土耳其族都是这些人的后代。
罗德岛是末代克里米亚汗沙希因·格莱的葬身之地，古罗马皇帝提比略在登上帝位之前也曾在罗德岛自我流放。爱琴海上的其它岛屿自从罗马时代开始就是著名的流放地，比如身世高贵的大阿格里皮娜死在了潘达特里亚岛，被罗马迫害的基督徒约翰在帕特莫斯岛上写出了《启示录》。
朝鲜半岛西侧的众多岛屿从高丽王朝开始就成为政治犯和罪犯的流放地，黄海对岸的大黑山岛则是中国唐宋王朝选定的流放地之一。朝鲜王朝最钟爱的流放地是济州岛，从朝鲜开国时坚持忠于高丽的旧臣，到朝鲜中期在党争中失败的两班，被废黜的国王光海君，再到后来的天主教徒，济州岛的流放者真可谓“济济一堂”。
韩国电影《兹山鱼谱》讲述了信奉天主教的朝鲜王朝名臣丁若铨被流放到黑山岛之后的经历。黑山岛曾经是非常荒僻的岛屿，在20世纪末随着济州岛一起被开发成了旅游胜地。
19世纪的欧洲各帝国也经常把海岛当作流放地，拿破仑住过的厄尔巴岛和圣赫勒拿岛甚至不算最知名的例子。早在路易十四时代，就有投石党人被流放到非洲的留尼汪，19世纪时，法国把数千名巴黎公社参与者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两位越南皇帝被流放到马达加斯加，葡萄牙为政治犯选择的归宿是东帝汶，荷兰殖民者把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就近流放到一些小岛上，其中不少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比如科莫多岛，苏加诺住过的龙目岛，还有穆罕默德·哈达去的弗洛勒斯岛。更早些时候，荷兰人还会把麻风病人和犯人流放到毛里求斯。
论生活条件的恶劣程度，英帝国为一些囚犯选定的安达曼群岛才是噩梦级别的目的地，这里气候恶劣，土著凶暴，开发水平极低，直到今天仍是印度的贫困地区。若是对英帝国的流放版图有全面了解，澳大利亚的流放犯们理应感到庆幸，毕竟他们既不用去安达曼看鳄鱼龇牙，也不用去南乔治亚岛陪伴企鹅。
改变这些海岛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大众旅游业的兴起，或者说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之后，能够消费得起商业旅游的中产阶层出现了，专门服务旅行者的旅行社、交通设施、食宿服务也应运而生，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业终于诞生。
旅游业最初出现在英国，随着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扩散，市场和产业规模急速膨胀了起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三十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空前一个庞大的消费阶层，为了满足这个阶层的需求，许多海岛被开发成了旅游区。
1950年，法国人创建了著名的地中海俱乐部，在法国人当中掀起了前往地中海海岸旅游的热潮。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顺水推舟，在海岸地区大搞旅游开发，迎接法国还有西欧其它国家的客人。撒丁岛、科西嘉岛、巴利阿里群岛这些长期不发达的地中海岛屿在罗马时代都充当过流放地（比如诗人塞涅卡就在科西嘉待过），老百姓传统上依靠打渔和放羊过活，直到旅游业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地人的收入随着岛上的豪华酒店一同拔地而起。
亚洲国家也没有闲着，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开始大力开发济州岛，到世纪末这个昔日的流放之地已经华丽变身成为韩国最有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泰国的普吉岛虽然不是流放地，但也是边荒之地，长期开发之后，普吉岛竟成了泰国旅游的一张名片。至于印度尼西亚那些数不清的流放过人的岛屿，一个个都变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
1858-1864年间，后来跻身日本“明治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因触怒萨摩藩主，先后被流放到奄美大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岛，这些地方要么暴晒，要么狂风暴雨不断，更有蚊虫终日袭扰，西乡隆盛差点死在岛上，多亏当地小吏援助才捡回条命。
在流放地，西乡隆盛作汉诗慷慨述怀：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西乡隆盛无从得知，一百年后，琉球列岛就将被开发成惬意的旅游目的地。他本来决意葬身的荒岛，竟然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休闲度假区，这真是种莫大的讽刺。
台湾绿岛。从政治犯监狱变成旅游景区只有三十来年的时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