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称得上「最后的明朝人」？

谁能称得上「最后的明朝人」？

有明朝鲜国勉庵崔先生七十三岁像
崔益铉（朝鲜语：최익현，1834年1月14日—1906年12月30日），字赞谦，号勉庵，本贯朝鲜庆州，是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学者、独立运动家、爱国者。崔益铉曾于1873年上疏弹劾摄政的兴宣大院君，竟致其立刻倒台；1876年他由于聚众抗议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而被逮捕，并被流放到黑山岛；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签订后起兵反日，成为全罗道义兵大将，但很快被日军和政府军镇压。1906年，崔益铉被流放到对马岛并在那里绝食殉国。1962年大韩民国追授崔益铉建国勋章。


箕封江山 洪武日月
高宗十三年（1876年），崔益铉因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缔约，被发配到全罗道黑山岛，崔益铉还特别钟情于黑山岛上的一块岩石，用朱熹的“为我重指掌”一句将其命名为“指掌岩”。他还在指掌岩上题写了“箕封江山，洪武日月”八个大字


崔益铉在1906年1月20日前往忠清道的鲁城阙里祠祭拜孔子，在祭文之始使用「崇禎二百八十七年」来表征时间。在祭文之中，崔益铉表达了对世衰道微、日本侵朝的强烈痛彻，同年，他以73岁高龄起兵抗日。

康熙四年（1665年）的清明，杭州西湖畔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的一处墓地，出现了一番奇特的景象。
这是个寻常小墓，看上去只是个普通百姓埋葬之地，来往拜祭的人却三三两两络绎不绝。
到来的人们看起来互相并不认识，却不约而同在墓前致奠。
细看墓碑，更加奇怪，上面并没有逝者名讳，只是写着：王先生墓。
这显然是个讳称。
王先生是何许人也，为何会以讳称葬于西子湖畔，又为何会有这么多百姓来祭奠他？
这里面包含着一段千秋忠义故事。




王先生并不姓王，王先生墓是明末孤忠张煌言埋骨之地，他被后世与另两位葬于西湖畔的英雄——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杰”。
岳飞、于谦不用多作介绍，能与他们并称，张煌言必定也非等闲之辈。
有些遗憾的是，无论是连结河朔，豪气干云欲直捣黄龙的岳飞，还是在北京力挫也先，双手扶明光天下的于谦，这些实实在在的功绩，都是张煌言所望尘莫及。
甚至于他来说，在张煌言生活的明末清初，取得一场真正军事意义上的大胜几乎都是种奢望。
这并不是张煌言能力问题，正相反，不管是政治才干还是军事能力，张煌言在他所处时代几乎可称完人。
后人多重张煌言气节，而忽略他的能力，这有点不公平。
我以为，南明几个重要人物：马士英、史可法、何腾蛟乃至郑成功，要论能力，都比不上张煌言。
能力

张煌言号苍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府鄞县，以今天的史观来说，他没做过明朝的官，因为他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才考中举人，朝廷还没来得及给他施展的空间，甲申之变就已发生。
文官领兵是明朝传统，张煌言考的是文举，武备并不松弛，曾在考场上试射“三发皆中”，平日又留心时局，“慷慨好论兵事”，早已表现出军事能力。




甲申之变发生后，福王朱由菘在南京即位，张煌言投笔从戎，可还没等到他上南京找到组织，拥兵百万的弘光政权就灭亡了。
浙江大部还在控制之下，张煌言奉命从台州把鲁王朱以海接到绍兴出任监国。一臣不事二主，从此，张煌言一生都与朱以海和东南沿海捆绑到了一起。
鲁监国政权的钱塘江防线很快就被清军征南大将军博洛击溃，朱以海朝廷出海逃亡。张煌言此时只是个翰林修撰，没有机会给他表现。
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张煌言的能力开始得到表现，这时他已被鲁王加授右佥都御史。当年他与张名振、沈廷扬等一起率水师开到崇明岛，准备呼应反正的苏松提督吴胜兆。
哪知船队在海上遭遇风暴颠覆，张煌言辗转逃出包围来到浙东，就地招募义军屯田拒守，山寨军纪严明，深得民众拥护。
看上去容易，这其实很难做到，不管是义军还是明军，抢掠都很普遍，整肃军纪也就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能认识并做到这点，张煌言已非常人。
顺治八年，舟山之战爆发，张煌言与张名振使出围魏救赵之计，出兵吴淞逼迫清军回救。他们打得顺风顺水，负责舟山留守的荡北伯阮进却出了岔子，舟山之役功败垂成。




舟山失守，朱以海失去了基地，只得投奔郑成功。
郑成功是抗清名将，但他也是个拥兵自重的军阀，这点与左良玉、孙可望等人并无二致，他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如何最大化。
郑成功与张煌言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共存关系。张煌言、张名振等人忠于朱以海，一心想的是复国大业，郑成功却觊觎他们的兵力，想把他们收归己用。
身处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人却不得不依靠郑成功，他有着最强大的水师，与郑成功翻脸没有好处。
但托庇于咄咄逼人的郑成功，保持自己军队的独立性也是很困难的。
这个尺度很微妙，一有不慎，要么被吞并，要么撕破脸。
这是玩政治，张煌言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尺度，既保持了自己所部的独立性，仍然忠于朱以海，又维持着和郑成功的合作关系。
这一时期，张煌言还没有独自领兵，他与老战友定西候张名振合作默契。二张部下兵力并不强大，只有不到两万人且偏居东南，但他们表现出的战略眼光让人叹服。




顺治十年，二张出兵围困崇明长达八个月。
出兵崇明并非莽撞之举，这是为了接下去的三入长江而作准备。
第二年，二张发起三入长江之役，一年内三次深入江南，最远到达了南京郊外燕子坞，并在金山登岸，登上金山寺，朝东南方向遥祭明孝陵，题诗寄慨。
这是1645年多铎攻取江南后，时隔近十年再次有明朝官员登上金山寺。
三入长江更大的意义在战略上，它是为了一个三路同时发动的方案：孙可望在西南出兵东征；钱谦益招募的义军在南京发动；张煌言、张名振从东南率兵入长江攻略江南。
这个方案正中清朝软肋，因为顺治这时正处于将领和兵力青黄不接的时候。
可惜，其他两路都已万事俱备，孙可望那一路最后放了鸽子，浪费了张煌言等一次又一次进入长江。
虽然计划没成功，但可以看出同时期兵力最雄厚的两个南明将领：孙可望和郑成功，政治能力和战略素养都不如张煌言。




忍辱负重与郑成功合作的意义在他北伐时体现出来，张煌言的隐忍与坚持，几乎就要得到回报。
1658年起，张煌言与郑成功会师，发起北伐，在次年进入长江，势如破竹。
进军过程中，张煌言多次进言要及早攻取南京，可惜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又出现私心自用的老问题，导致功败垂成。
这时张煌言被郑成功派到芜湖进行招抚工作，他很快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神奇的是，这些几乎没经过什么战事，地方上大多是主动请降。
相比郑成功在南京城下二十多天迟疑不进，高下立判。
郑成功在南京失败后退回海上，张煌言孤军深入，退路已断，处于极度危险境地。
面对清军围堵，他舍舟登陆，变服夜行，历经千难万险，绕道前行两千余里，才终于九死一生，回到东南沿海。
这是一出现实版的千里走单骑，智勇双全之外，这份忠义更值得钦佩。




这次失败后，浙东抗清转入低潮，清朝一统天下几乎已成定局，郑成功不久病死，张煌言空有能力，再无用武之地。
张煌言没有取得更大成就，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时势使然。他在清朝和郑成功的夹缝间生存，在鸡蛋上跳舞，能坚持到最后实在已难能可贵。
明明在用人之际，有能力却无处发挥，明末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无能者身居高位，马士英、史可法、何腾蛟、马吉翔等人都是代表；有才者空有志向无处报国，只能忍辱负重，张煌言、堵胤锡最为可惜。
张煌言生不逢时，未遇明主，局限在东南一隅，没有更大的平台给他发挥，埋没了才能。假设把他与史可法、何腾蛟等人换个位置，当能一展鸿浩之志。




气节

有能力并不就等于能成功，张煌言的坚持更值得敬佩，支撑张煌言20年的，是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三年，张煌言领导海上抗清历时16年。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二遭飓风覆舟，纵横于锋镝之下，栖山蹈海，历尽磨难。
为复明奔波的人不少，少有张煌言这样文武双全又坚持到底的孤忠。
把张煌言个人的坚持放大，他代表的是浙江这块土地的人文传统。
浙江是人文荟萃之地，有明一朝出了20个状元，位居各省之冠，其中8人来自绍兴地区，进士登科的人数则是恐怖的560人。
先哲强调忠君报国，张煌言又来自仕宦之家，如果不是战乱，他本也该继续学业冲击进士，圣贤之书自然是读得滚瓜烂熟的，他也曾自称“将略原非所长，只以读书知大义”。
忠君爱国的思想深刻影响浙江读书人。




大学士朱大典是有名的贪官，却拒绝博洛多次劝降，率兵固守自己老家金华县城，坚守20多天后城破，朱大典率阖门及宾客在火药局殉国。
大儒刘宗周在杭州失陷后，绝食20天殉国而死。
崇祯朝右佥都御史祁彪佳拒绝清廷招揽，自沉湖中，以死明志。
来自绍兴的张煌言以文天祥为偶像，从小耳濡目染，夙承先学，浙江人文传统早已深入其心。
鲁迅先生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张煌言却说：国亡家亦亡，我固甘沈族。
家即是国，国即是家，国亡了，家也不存在了。




1664年（康熙三年）七月十七日，在叛徒出卖下，已遣散部下，隐居海岛的张煌言终于被捕，被押解到杭州。
清廷派官员劝降，张煌言回应：不侫之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则欲匡扶宗社，下则欲保捍桑梓。
上则忧国，下则忧民，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路上，他写下诸多诗篇，其中有一首《甲辰八月辞故里》：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九月七日，张煌言在杭州弼教坊就义，临刑时，他拒绝跪而受戮，“坐而受刃”，时年仅四十五岁。此前三天，他的妻子和独子已在镇江被害。
南明十八年历史，杰出的抗清人物很多，论成就，张煌言并不出众，地位也不算显赫。
史可法、李定国、郑成功等人名气或许更大，但都有各自的缺点，难称完美。
唯有张煌言，将近二十年里，他经历的艰难险阻难以想象，却始终举措得当，处处以大局为重，兼具政治理想与战略眼光，从能力到气节几乎无可挑剔，是近乎完人的存在。
如此人格魅力，历史上也是少有。




精神

大儒黄宗羲与张煌言是世交，他也曾出任朱以海左副都御史，但很快便潜归乡里，不再抗争，这也是明清交际之时许多明朝士大夫的选择，他们要么隐入山林，要么遁入空门，总之还是惜命的。
黄宗羲多次怒喷马士英，把他骂为历史上头号奸臣。马士英被清兵所执后不屈而死，黄宗羲却到底还是妥了协。
张煌言遇害后，黄宗羲惭愧不已，他为张煌言写下墓志铭，其中写道：

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

张煌言被害后，友人捐金由他外甥朱相玉买出首级，遵照他生前遗愿，葬于南屏山路荔枝峰下，实现了他与岳飞、于谦为邻的夙愿，后人称他们为“西湖三杰”。
迫于形势，张煌言入葬后只得讳称为“王先生墓”，每逢佳日，仰慕张煌言的百姓及游人常来浇酒致奠。
此后，张老相公庙和张老相公殿陆续建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也对张煌言加谥“忠烈”，将其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张煌言代表着明朝士人最后的坚持，后人所著的《兵部左侍郎张公传》里这么说：自丙戌至甲辰，盖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
然而，张煌言并没有死，邵廷采在他的《东南纪事》中说：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死而真有成也。
张煌言舍身成仁，精神不死。这来自于精神的力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浩然正气，这股力量激荡长空，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精神所在。
清末章太炎是张煌言的铁粉，240多年后，他重新排印被禁的《张苍水集》并作序：

若公者，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

受张煌言与浙江人文精神影响，章太炎也是著名革命家，七次被通缉、三次入狱，经历也多坎坷。常以张煌言的“西子湖头有我师”自励。日本侵华，章先生人生已近终点，临终前他谆谆告诫家人：设有异族入主华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无疑，这也是受到张煌言的影响。章太炎去世后，也葬于南屏山下，与张煌言墓毗邻，这也是他遗愿。




西湖有美景，更有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和张苍水。
中华文明为什么数千年延绵不绝？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总有一批接一批的志士，肩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民族的脊梁！

陈上川，字胜才，号义略，生于1626年，广东吴川人。
1641年中秀才，次年父母双亡，随舅父就读肇庆府学。
1646年，清军侵入广东，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是为永历帝，陈上川投笔从戎，从军报国。
1650年，广东全境大部沦陷，永历帝撤往南宁。陈上川随邓耀、杨彦迪收复钦州龙门岛，隶属于李明忠麾下，协助李明忠保卫高州。
1651年，高州沦陷，李明忠退往龙门岛与邓耀、杨彦迪、陈上川会合。
1652年，李明忠欲前往琼州与张月会合，不料张月已经降清，将李明忠献给耿继茂。李明忠与耿继茂之父耿仲明本是在东江并肩作战的战友，耿继茂以父礼待之，劝李明忠归降可封侯。李明忠仰天大笑：“嗟乎！吾与汝父别皮岛时，肯降心向北，今分藩开府，岂足道哉！大明遗臣，力尽而死，夫复何言！”耿继茂下令将其杀害。李明忠全家八十余口在海上遭遇风暴，全部遇难。
1653年，周腾凤战死。大西军出滇抗清，李定国进攻肇庆，邓耀、杨彦迪、陈上川率领水师从新会、顺德进入西江支援李定国，向永历朝廷进贡银两。
1654年，李定国兵败新会，邓耀、杨彦迪、陈上川收容了很多李定国部的败兵，又返回龙门岛，一面在岛上造船、铸炮、屯垦、制盐，一面不断攻击沿海清军。龙门岛的地理位置特殊，成为了李定国、郑成功两大主力明军联络的中转站。邓耀、杨彦迪、陈上川一面贩卖私盐，一面从事海上贸易，不断为永历朝廷提供资金支援。
1656年，彭兆龙、曹玉、陈选战死，整个粤西除龙门岛外全部沦陷。
1657年，进攻钦州、雷州，斩游击傅进忠。
1658年，攻克雷州，攻钦州失利。
1659年，进攻徐闻失败，部下郭忠先、邓升、柯木、黄长等战死。此时广东的王兴、陈奇策等部抗清力量先后失败，云南的永历朝廷失败，李定国血战磨盘山，前往缅甸，清军开始向粤西明军集中兵力。
1660年，进攻文昌，会合李尝荣等再度攻克雷州，斩守备王臣清，又进攻海陵。李尝荣叛变，周金汤、张孝起殉国。清军五路大军进攻龙门，明军大败，梁信、陆国相、黄赞中、陆见魁叛变。明军分散突围，前往越南莫氏控制下的防城躲避。然而，莫氏也已经投靠了清军。邓耀所部遭到清军和越南军队的夹击，死伤惨重，几乎全军覆没。邓耀化装为僧人，前往广西联络土司，次年被叛徒献出，解往广州，不屈遇害。邓耀死后，杨彦迪、陈上川无法联系到已经撤入缅甸的永历朝廷，于是决定归顺郑成功。
1661年，杨彦迪、陈上川收复龙门岛，继续把这里作为沿海抗清的基地，郑家前往越南贸易的船只都在这里中转，杨、陈所部派出水师保护这条航线，维持着郑家的资金来源。
1662年，攻打雷州，斩守备房星，又在海上截击清朝的巡海使。郑成功因此封杨彦迪为礼武镇总兵。
1663年，进攻雷州失败，三次登陆琼州，又攻打钦州、高州，总兵禢有通战死。
1665年，陈老、黄国琳、黄文起、符德义、陆顺明战死。
1666年，杨彦迪、陈上川与清军水师决战于北礅洋，斩副将江起龙、都司王万国。
1668年，陈大旗战死于雷州。
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战的明军残部大受鼓舞，郑经任命陈上川为总兵，继续扩大海上游击战。
1674年，进攻钦州失败，周肇良、朱四、雷头目战死。
1676年，施学楹战死于钦州。
1677年，杨彦迪、陈上川与冼彪联手进攻钦州。
1678年，韩有献收复海口。杨彦迪、陈上川三次进攻雷州，又攻钦州不克。与冼彪会合之后攻克吴川，斩千总袁其忠。清军反攻，明军总兵叶可昌、守备王樟昌战死。杨彦迪、陈上川又攻打琼州。
1679年，冼彪兵败，杨彦迪、陈上川攻打澄迈、感恩。
1680年，杨彦迪、陈上川与谢昌、韩有献会合，进攻琼州、澄迈、文昌。
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清军得以全力镇压沿海明军。李积凤、冼彪战死。海口守备黄世贤反正，投靠杨彦迪、陈上川，收复澄迈、定安，但很快被反攻的清军打败，周胜、陈曾战死。杨彦迪、陈上川败走海上，韩有献退入黎峒。
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宁靖王朱术桂自尽，明朝彻底灭亡。韩有献投降，谢昌远走柬埔寨，后来为当地人所杀。杨彦迪、陈上川所部成为了真正的遗民孤军，依然苦斗不屈，张如龙攻打梧州，斩都司陈龙启。但是，龙门岛已经不可能再守了，最终两人决定率领这支最后的三千明军、五十艘战船前往越南南部，依附越南阮氏。部将方云龙、朱权不愿离开故土，继续坚守龙门岛，1690年，龙门岛沦陷，方朱二人殉国。
阮氏将杨彦迪、陈上川的部队安置在了南部边境与柬埔寨接壤的地方。1686年，杨彦迪被部下黄进杀害，陈上川总领全部的南渡明军。阮氏封其为胜才侯，嘉定都督。嘉定是越南阮氏新从柬埔寨手中夺来的土地，当时还十分荒凉，陈上川率领明朝遗民在此筚路蓝缕，屯田贸易，建设起一座繁荣的城市。中国、日本甚至欧洲的商人都来此贸易，嘉定渐渐成为越南首屈一指的都市。1862年，法国殖民者将嘉定改名为西贡。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之后，这座城市改名为胡志明市。
1720年，陈上川去世。在他94年的人生中，于北部湾坚持抗清37年，在嘉定领导华人建设家园37年。当地华越百姓对其极为尊崇追念，奉之为神，立庙设祭，代代不绝。陈上川的三千部下在嘉定一带繁衍生息，成为了今天的明乡人的祖先。
陈上川的祠堂中，有这样一副对联：

耻作北朝臣，纲常郑重；
宁为南国客，竹帛昭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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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遗憾的是，能找到的资料实在还是太少了，这篇回答中提到的很多人甚至只有战死时才在清军的捷报上留下名字。有很多人的经历或许是气壮山河的故事，但是现在都无从查考了。
比如说谢昌，他的父亲是尚可喜的部将，他却为什么成了海上明军的一员？他去了柬埔寨之后又有怎样的冒险？这中间有怎样的故事，都不得而知了。
陈上川的兄长在海南经商，杨彦迪和陈上川多次登陆海南，经常得到当地黎族的接济，这中间应该不无关系，可惜也无法考证了。
黄世贤为什么会在连郑氏都快要灭亡的时候选择反正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去了哪里？
张如龙怎么会在主力部队即将前往越南时出现在深处内陆、距龙门岛有四百公里之遥的梧州，对这座重镇发动攻击？
杨彦迪究竟是因何遇害的？
方云龙和朱权是如何做到在大队人马离开的情况下继续在龙门岛坚持七年的？
陈上川是幸运的，他活了下来，并得以青史留名，为后世钦敬，更多的人是无名英雄，默默地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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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丁启光的传里看到这样一句话：

“清兵至，将议款，有家丁控马止之，不听，自沉于河。”

时间大约是1644年末1645年初，地点是河南北部，当时在豫北的明军主要指挥官，我总共查到了71人。
文官有：
兵部尚书丁启睿
前兵部尚书张缙彦
代理河南巡抚桑开第
给事中史应聘及其弟史应选
监军蔡元吉、郭载騋、巩皇图、胡演、钱千秋
知府解居易
知县李昇、郁英、张永琪
举人丁魁南、郭爌、余正绅
武官有：
都督同知丁启光、刘承印
襄卫伯常应俊
总兵李际遇、马儒齐、黄明先、鲁宗孔、郭光复、宋燮、苏见乐
副总兵郭从宽、刘铉、黄启明、王士永、一把撒、夏五岳、贾应逵、骆和箫、刘方侯、盛时龙、申吉、白维屏、张一方、刘景林
参将刘承训、乔嵩
游击滕和齐、于起范、冯可嵩、傅有功、黄承国
都司马崇仁、卫士龙、李定国（你丫也配叫李定国？）、马国贞、秦衍祉、王启宸、李向洗、吉士栻、曹淯、杨维屏、路子敬
守备李豪、张嵩
本地豪族王彦宾、张显龙、郜童、李之焕、都攀桂、李青、夏石亨、范以忠、郑国安
刚招安的土匪许四。
这71人中，最终只有刘铉、秦衍祉拒不降清，被叛徒刺杀，张永琪弃官归隐，许四兵败殉国。除了这4人之外，其他67人全都选择了降清。
可就在这些高官大员们一边暗算大顺军，一边和其他明军火并，一边商议如何把国家卖一个好价钱的时候，丁启光的一名家丁站了出来，劝丁启光不要求和，应该坚决抗清。苦谏不从之后，这名家丁投河自尽。
对于整个明末的历史进程，他什么也没有改变，但是对于他自己，他付出了全部。一个人该鼓起多么大的勇气，才能在这种时候挺身而出？
虽然历史不会留下无名小卒的名字，但是这些无名英雄的事迹不该被凐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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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永华，也就是小说里我们熟悉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传中，我又找到一条。

兄子绳武，以兵官从国轩败耿精忠惠安塗岭。经西征，调赞画参军，与锡范主文武事宜。东宁亡后，子孙入漳州深山，二百年不剃发。咸丰九年，有金龙者，年八十矣，诣太平天国李世贤，奉书说英吉利领事图厦门，被执送清死。

从具备足够文化和政治意义的角度，那么朱术桂大概可以称得上“最后的明朝人”
王夫之这类遗民，虽然自认明人，但心理上的文化认同更多一些，政治上他们自己也清楚，大明早已亡国，自己不过是缅怀故国，遗民毕竟也突出一个“遗”字。
而朱术桂由于大明宗室的特殊身份，他在东宁投降前的殉节行为就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和政治意义。首先他是隆武朝承认的宁靖王，国姓时期留在郑军后，作为宗室代表观礼军国大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朝的政治权威。郑经时代虽然郑氏在事实上已不再尊奉明室，但对外依然打着大明诏讨大将军的旗号（对大陆势力很少使用东宁国主的头衔），并且很多时候依然在使用永历纪年，那么理论上说他就依然活在明朝治下，并且是明朝在台湾政治存在的一部分。
之后郑克塽选择投降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包括残存的明宗室都选择默认，那实际上就放弃了自己身为明人的身份认同，甘为清臣。此时身为大明正牌郡王，大明衣冠和宗室东渡代表人物的朱术桂选择殉死，无疑宣示自己不认同清的统治，至死都要身为明臣。而他的死也确实成了一个符号性的事件，续台湾县志和福建通志的记述都是明朱术桂自经，自此之后，大明衣冠在华夏之内再无实际意义上的存在。
话又说回来，这也不过是明朝灭亡的最后尾音而已，真正的绝响是1662年永历昆明被杀、李定国呕血而亡、郑成功忧愤而死，李来亨投火自焚是遗韵，朱术桂自尽则是这乐谱上最后一个句点。
最后附一段朱术桂自尽的记载，确实有一个时代最终结束的感觉，“常言：『台湾有变，我再无他往，当以身殉』！已而清师克澎湖，克塽议降。术桂告其剩妾曰：『我死期已至，汝辈可自便』！佥对曰：『王能全节，妾不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愿赐尺帛』！遂各冠笄，同缢于中堂。术桂大书绝命词于壁；次日，冠裳束带，佩其印绶，拜辞天地、祖宗，招耆旧从容饮别，以家财分赠之。又书五绝一首，结帛于梁，自经而绝。”

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区，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那里的群众同外界接触很少，高达千仞的山峦，使他们和外界隔绝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象房山、宛平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那一溜几十个村子，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
“野三坡”的群众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他们推举三位老人管理这一地区的事情，老人去世一位再替补一位。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清朝的统治始终没有能进入这一地区。象这种什么外人也没有进去过的地方，我们都深入进去了。
又如易县的杨家台，旧政权时代，几十年间都没有行政管理人员去过，老百姓没见过当兵的，不知道军队是个什么样子。这些偏僻的山沟，要不要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的同志听到传闻，说那里民性强悍，不敢进去开展工作。我当时提出过一个要求:“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因为，山沟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开展游击战争，要进行反“扫荡”斗争，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用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我们进去以后，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老百姓对我们很好。“野三坡”和杨家台那些地方，都成了我们可靠的根据地。
反“扫荡”的时候，我带军区机关钻进那些深山沟，老百姓很热情，他们说:   “我们也是中国人呀！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
————《聂荣臻回忆录》

这些明朝遗民经历了三百年的风风雨雨后，最终在共产党人的组织和领导下，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并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担负起了新的历史使命。
当称得上是最后的明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