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新四军、红军是何关系？

小时候一直以为八路=新四军=红军，长大了貌似慢慢开始明白他们不是一个部队，但又搞不清他们的具体关系，请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1961年，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到湖南视察工作，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谭余保亲自到火车站迎接，陈毅哈哈大笑地在月台上拥抱谭余保，转身对身后的张茜介绍：
“这就是谭余保，你老倌的命要不是他刀下留情，没到今天呢！”




谭余保很不好意思：“陈毅同志，我把你吊了四天四夜，你也把我吊四天四夜赎罪吧！”
这对革命老战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过命”交情，事情要从1937年说起。
这一年的11月，江西安福县武功山脚下的洋溪镇，这里是进山“门户”，和项英一起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的陈毅来到了这里，他准备到武功山深处去寻找游击队。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下，国共两党终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也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
不过说是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对国共两党来说，具体落实的时候可没那么简单。经历了十年“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双方的仇恨均是刻骨铭心，尤其是对于九死一生的游击队。
在这历史性的转变时期，项英和陈毅果断的转变斗争策略，及时下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展开谈判，改编游击队。
这是一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9月8日，陈毅与项英一起，抵达江西大余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合作抗日事宜。11日又赶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四行政公署及46师的代表谈判。
9月24日，项英应约前往南昌与国民党省政府谈判。10月初，陈毅到达吉安，与国民党吉安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振群谈判，达成合作协议，并很快设立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 。
在两位领导人的辛苦努力下，与敌人的“合作”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但在另一头，自己人的工作有时并不比敌人的工作好做。
南方游击队的领导深入到各个游击山头，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在各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下山改编。
不过，有些游击队长期遭到敌人“清剿”和封锁，和上级党组织早已失去了联系，对整个外界形势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尤其想不通，共产党怎么会与自己的敌人合作。
曾经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谭余保，在长征后留下坚持革命斗争，出生入死，发展了湘赣地区的游击战争。
不过，几乎与世隔绝的他们对政局的变化也是无从知晓。他们偶尔会从缴获的敌人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什么“朱毛投降了”，什么“陈毅跑到吉安商议投诚事宜”……
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这是敌人造谣，至于“国共合作”则根本不信，更是认为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瞎编的圈套。
因为就在国民党宣传“合作”时，九龙山地区还遭受十几个反动民团的袭击，湘赣游击队和他们打得很凶。
而吉安附近的国民党当局，也纷纷借机指责共产党谈判没有诚意，扬言要派重兵进山清剿。
陈毅十分焦急，诸多游击队中湘赣游击队始终没联系上，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当务之急，保存有生力量联合抗日是最重要的。




《陈毅出山》话剧照

他派出湘南游击队的支队长曹树良进山联系，但是曹树良一去十多天，再无音讯，听说被误杀了。
正是心急如焚的时候，陈毅又得到消息，附近的国民党当局已开始调兵遣将，准备进山了。眼看着这支坚持三年艰苦斗争的游击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陈毅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进山，去寻找游击队和谭余保。
来到洋溪镇的陈毅听说镇上有个国民党的区公所，区长彭侠民还是个老熟人。彭侠民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因在上海参加罢工被捕。出狱后陈毅动员彭回江西白区工作。
在白区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彭侠民与侄子彭树滋一道，为红军购买、运送过枪弹、食盐、西药等物品，作出了不少贡献，蒋介石甚至亲下手令要逮捕他 。
没想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彭侠民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区长。
尽管对彭侠民的真实面目不大清楚 ,但陈毅还是决定闯闯区公所。
茫茫武功山，游击队神出鬼没、难以寻踪，现在国共合作大局已定，有条件的话还得借用国民党当局的力量。
陈毅找到彭侠民，直截了当说明来意，向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他能提供上山条件，以免发生麻烦。
末了又笑了笑：“如果在‘白区’发生意外，一定拿你是问！”
面对这位共产党的大人物，当年的老熟人，彭侠民哪敢怠慢，按照陈毅的要求尽数准备。然后主动告诉陈毅：“湘赣临时省委可能在九龙山或铁镜山一带，离洋溪100 余里，不过游击队还在这一带活动。”
第二天，恭恭敬敬的彭侠民给陈毅备了一乘竹篷轿子，雇了4名轿夫，给了一些路费，办了关卡印信，派两个兵丁当“保镖”，把陈毅送上山去。
武功山位于赣湘边界罗霄山脉北端，地处萍乡、宜春、吉安三市交界处，满山奇峰罗列，峰峰悬岩峭壁，处处深壑幽谷。
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高低不平，竹篷轿子一路“吱嘎吱嘎”作响。
陈毅一会儿坐轿，一会儿步行，穿山越岭，来到一个小山村，这里设有国民党的联保处。
轿子停了下来，陈毅钻出轿子，头戴礼帽的他身穿浅色竹布长衫，脚着尖头黑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墨色太阳镜，手拿文明棍，腋下夹着大皮包。一副中西合璧的西洋景模样不时招来过往行人的异样目光 。
陈毅洋洋洒洒，主动与过往人等打招呼，并拿出几张石印的宣传品来，上面印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等显著字样。
这一切，恰巧被在一旁“歇脚”的游击队员傅茨喜、谭发达等看见。他们是从路江村接“吊羊”款回来的，穿着打扮和山里背木老表一模一样。
陈毅发完传单，见没有什么异常，便退去轿夫，由“保镖”带路，直奔九龙山方向而去。（九龙山属武功山脉，山顶平旷，为武功山面积第二大草原）
见此情景，傅茨喜好生奇怪，低头与谭发达嘀咕了几句，决定跟踪，见机行事。
又过了两三里路，一行人进入深山，树高林密，陈毅在一处泉水边停下来休息。一边舀水喝的时候，傅茨喜等人赶来了。
陈毅抬起头打量一番，问他们：“你们进山做什么？”
“背木！”傅茨喜答。
“唔，背木，我看不大像。听口音你不是此地人，依我看你像是游击队。”
傅茨喜心里一惊：此人好生厉害！
“你说我不像，那你又进山去干什么？你从哪里来？”傅茨喜警惕地反问。
陈毅慢条斯理地回答：“你问我吗？呵呵，我从吉安府来，是来找谭余保的。”
“哟！你敢去找谭余保？”这下可真把傅茨喜给惊着了，这个人什么来头，怎么什么都知道。
陈毅摘下眼镜，又对傅茨喜等人仔细审视一番，说道：
“我不会看错你们是红军。直说了吧，我是奉党中央的指示来找谭余保同志的。如今，国共两党实行了合作，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我们南方八省边界的红军游击队也要集中起来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
听陈毅说完这些，傅茨喜心里稍微踏实一些。游击队员近期多次化装下山行动，曾听到一些关于国共合作的传说。但事情是真是假，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们都不清楚。
傅茨喜又问陈毅：“你叫什么名字？”
“呵呵，我还没有向各位通报姓名。我姓陈名毅。”说罢，陈毅掏出一张名片。
傅茨喜接过名片一看，只见上面印有“陈毅”二字，旁边附着一行小字： “四川乐至县”。
傅茨喜心里又是一惊，莫非就是井冈山的那个陈毅？可从来未见过他。
眼前这位一副绅士派头的人，真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陈毅吗？他不敢轻信，继续“陪”着陈毅进山。
太阳落山时分，傅茨喜把陈毅引进山坳里一独户山民家里，主人是两位老表嫂，一位叫肖元英，一位叫肖转娥。
她们的丈夫都当红军去了，于是两妯娌合在一处生活，如今成了游击队的“眼睛”。
陈毅等人的到来，妯娌俩特别警觉。
傅茨喜一个眼神，肖元英立即从后门溜出去向特派员黄炳光汇报，说是老傅他们带来一个绅士模样的人，戴礼帽、着长衫，眼上罩着墨镜，听说是用轿子抬上来的，还有国民党的勤务兵保镖。
黄炳光一听，感觉很是蹊跷。如果是我们的干部进山，哪有这种打扮？如果是国民党的官员或奸细，他没那个胆量！
难道是做木竹生意的大老板，这年头就更不可能了，现在时局很乱，商人根本不敢到这里来。
“他们带枪没有？”黄炳光问。
“我没看见。”肖元英答 。
疑惑的黄炳光索性带着几名战士跑步来到肖家，只见来人正坐在肖家厅堂大大咧咧谈笑风生。
黄炳光一番盘查之后，更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
回答完问话之后，来人居然和他谈起了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西安事变的事情。而且谈笑自然，所说事情有理论、有事实。
黄炳光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你说你是陈毅，除了名片之外，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的身份？”
“我有介绍信，还有抗日救国的文件。”陈毅答。
“请你把介绍信给我看看。”
“那不行。”陈毅表示，“不见到你们的主要负责人 ,我的介绍信是不会给的。不过，这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可以发几张给你们看看。事关重大，我要尽快见到你们的领导。”
看陈毅如此坚决，黄炳光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去向游击队的领导汇报。” 随后，他暗中安排游击队战士对陈毅等人严加看管，千万不能让他们跑掉，然后带着傅茨喜离去 。
黄炳光找到湘赣游击队的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两人一听，事关重大，决定让人把陈毅带进山来。
来到游击队团部的陈毅抬眼一看，没有一个熟人，他只好再次自报家门：
“我是陈毅，耳东陈，毅力的毅，肖克是我的老战友，1927年我就同朱德同志搞过湘南暴动，朱、毛井冈山会师后，我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冈山坚持斗争，接着开辟中央苏区。
红军长征后，我和项英同志在一起负责中共中央分局，在赣南那边打游击，蔡会文也和我们在一起，不幸他在前年牺牲了。
我是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今天到这里来，是来寻找你们，向你们传达中央指示。”
“你有介绍信吗 ?”段焕竞问。
“有的，是项英给我写的。”陈毅从皮包里拿出一页纸，上面用毛笔写着：
“兹特派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国共合作事宜。——项英”
段焕竞、刘培善看了介绍信后，心里都在犯疑，这项英的签名是真是假？说是介绍信，上面又没有公、私印章。这种介绍信反动派经常伪造，令人防不胜防。
前不久，一个持有“湘鄂赣边区党委联络员”介绍信的人来武功山“联络”，谁知他走后不久，就引来大批“国军”进山“清剿”，游击队相当被动。
明里暗里的斗争实在残酷复杂。再看看眼前的这个“陈毅”，这种装束 ,这副派头，这些闻所未闻的宣传，令他们不得不加倍警惕。
到了晚上，游击队秘密地把陈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并加了“复哨”，严加戒备。
文武全才的革命家陈毅早已养成了处处宣传革命的职业习惯，看着身边围着一圈游击队员，也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他亮着浓浓的四川口音讲开了：
“同志们，现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国共合作 ,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的游击队要出山啦，要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啦！八路军三个师已开到了山西抗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打了个大胜仗，消灭日军1000多人，是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八路军已是名扬天下……”
陈毅滔滔不绝地讲着，事情有板有眼，人物有血有肉，大家听得有滋有味。
给陈毅等人送晚饭回来的炊事员王鑫生，对刘培善说：“这个人我在瑞金老家见过，就是那个陈毅。”
刘培善总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他忽然想起黄炳光曾经说过，赣州有家报纸曾刊登陈毅向国民党“投诚”的消息。倘若如此，问题岂不是明摆着吗？
想到这里，刘培善再也坐不住了，立即和段焕竞一起走进陈毅住处，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部队在这里的？”
“我在吉安看了国民党的报纸，从中分析谭余保在武功山一带活动。昨天在安福洋溪镇，我向区长彭侠民打听，证实你们在这里。当然，没有游击队的同志带我来，那是绝对找不到你们的。”
国民党的报纸，国民党的区长，原来如此！
“那你为什么要坐桥子来呢？”刘培善压住火气接着问 。
陈毅不禁笑了：“我的胯骨受伤还未全好，走路困难。再说，坐国民党的车子、轿子，用国民党的通行证，由国民党的兵丁来护送，避免了与那些‘保安队’、 ‘铲共队’发生麻烦，一路上顺顺当当，何乐而不为呢？”
“我不跟你说这些。”刘培善一脸严肃，“我问你，听说你在赣州投降了国民党，登了报，白纸黑字，你还有什么可说？”
陈毅一听哈哈大笑。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报纸：“你是说这个吧，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头版大标题：《粤赣边共产党今日投诚》，副标题是‘陈毅抵赣州商谈收编事宜’。同志哥，国民党造谣中伤你也相信？我去赣州谈判是真，国民党还派军乐队在赣州汽车站接我们呢。当时我看到这张报纸很气愤，当天就向马葆珩提出了强烈抗议。结果怎样呢？”
他又从皮包里拿出第二张报纸：“你们看 ,第二天的头版大标题：《共产党代表陈毅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这下该清楚了吧！”
刘培善和段焕竞的心里是紧一阵松一阵，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不得不承认这个“陈毅”确实不简单，有预见，报纸都带来了。
问了阵话，陈毅的回答有理有据。看透了他们心思的陈毅，直话直说：“我的问题你们解决不了，还是早些把我送到临时省委谭余保那儿去吧。”
段焕竞、刘培善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陈毅问题”。最后大家认为：事关重大，只有把陈毅尽快送到湘赣省委去，请谭余保同志作决断。
临时省委在九龙山，离此70余里，黄炳光带了一个班领着陈毅继续前往武功山深处。
名贯古今的武功山，是我国道家“三十六洞天”之一。山高谷深，植被茂密,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一千多年前，陈霸先利用其险要地势挫败过侯景之乱；太平天国时，石达开部将也在此打败过吉安代理知府曾国荃的官兵。
如今，红军的湘赣游击队依托武功山，击退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无数次的“清剿”，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陈毅由游击队员领着，他的眼睛被一块黑布紧紧地蒙着，白天在密林中休息，晚上赶路，第三天拂晓，终于来到了位于铁镜山（属武功山脉）的湘赣临时省委驻地前哨。
黄炳光安排大家就地休息，自己前去报告谭余保。
“你来干什么？”谭余保见黄炳光来了，便问 。
“带来一个人，他说一定要见你。”
“什么人？”
“陈毅……”
话还没说完，谭余保便朝树桩桌子上猛击一拳：“叛徒！叛徒！大叛徒！叫警卫班把他捆起来，我不见他！”说完气咻咻地走了。




另一边，来到临时省委驻地的陈毅还不知道刚才发生的这一切。
摘下眼前蒙布的他朝四周一看，见这里的棚子用毛竹搭屋架，小竹片编成篱笆墙，顶盖是用粗大的毛竹劈成两半，打通竹节，互相搭扣，颇为美观，便风趣地说：
“哎呀呀，你们这里蛮气派嘛，金筒柱、琉璃瓦，礼堂、办公室、列宁室一应俱全。我们在赣南油山搭的棚子就像守野猪的寮棚，又小又矮，人也只能钻出钻进。”
突然，几个游击队员一拥而上，把陈毅捆绑起来，关在一间空房里。
第二天一早，肃反委员颜福华来了。
陈毅满脸怒气，大声质问：“你们怎么捆我呀，简直乱弹琴！”
没想到颜福华火气更大：“哟，你就是陈毅？那个大叛徒陈毅？”
接着，他拿着一张登载“陈毅投诚”消息的报纸扔在陈毅面前，指着自己鼻子说：“我是湘赣省肃反委员会主席颜福华，专杀叛徒的人！”
陈毅急了：“我怎么是个叛徒？我是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去和国民党谈判的。”
“报纸上都登了，你还抵赖！”
“反动派的报纸你们也相信？”
“如你没有叛变，为什么吉安一带敌人近来接二连三向我们进攻？”
……
这就“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不过陈毅哪曾想到，更“说不清”的事还在后头。
陈毅说了很多，颜福华无动于衷。陈毅明白，这样谈下去不会有啥结果，于是叫道：“我要见谭余保，叫他出来！”
“要见谭余保，要见省委都可以。”颜福华说，“但是，你得要把叛变的经过老老实实地都讲出来，你要把怎样勾结敌人，怎样来进攻我们都讲出来，才能宽大处理。”
颜福华边说边把陈毅全身搜了个遍。接着，又吩咐几个人，把陈毅捆个结实，吊在茅棚的柱子上，听后发落。
这时，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正在隔壁的小房间里开会，只隔着一道竹篱笆墙，那边说话，这边也隐隐约约听得到一些。
陈毅听到当时有人发言说，干脆把他处决算了。急得大叫起来：
“老谭，你们开会决定要杀我吗？你们不能杀呀，绝对不能杀的，杀了我陈毅，你们要犯大错误的……”
颜福华跑了过来，随手抓起一块烂布，塞在陈毅嘴里。
进山前陈毅就听说，派往各个游击队传达党中央指示的党代表，有好几位被当做“叛徒”杀害了。
与世隔绝3年的游击战，让游击队员们吃尽了敌军、叛徒的苦头，他们的疑心超越了常人。
尽管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陈毅实在没想到，考验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烈。难道，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厄运，真的就要降临了吗？
备受煎熬的陈毅被反绑着押到棚子外面的土坪上。空地上坐着黑压压的一片人，俨然一副公审大会的架势。
谭余保从棚子里面出来，他脸颊削瘦，眼窝深陷，头戴着红军帽，身背驳壳枪，手里还握着一根长长的竹烟筒，神情很严肃。
陈毅压住怒气问道：“你就是谭余保同志吧。”
“谁是你的同志，你早就叛变了！”谭余保怒气冲冲地回了一句。
“谭余保，你不认识我？我是陈毅，陈毅怎么会当叛徒。”
“我认识你，你在砻市（宁冈县城所在地、井冈山会师地）作报告，从井冈山讲到全世界，头头是道，一讲几个时辰。
你过去讲的话你自己如今还记得吗？讲革命，讲革命就要真革命！就要言行 一致，就要不怕死！可是一到关键时刻，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经不住考验，叛变到反动派那里当官去了。”
“可是，我陈毅没当叛徒！我是代表党来的呀。”
“你代表哪个党？你代表国民党！你没当叛徒，为什么要把军队拉出去给蒋介石改编？共产党历来讲阶级斗争，你却讲国共合作，蒋介石欠下我井冈山八县红色根据地的血债，你为什么只字不提叫他偿还，你不是叛徒是什么？”
谭余保越说火气越大，拿起烟管就敲打陈毅的脑壳。
陈毅疼得要流眼泪，也气坏了：“你有本事就讲道理，打一个被捆吊一天的人，算什么角色？”
旁边的颜福华拔出枪来：“对你这种人，不但要打，而且要杀！”
谭余保瞪了他一眼，把烟管插回腰间说：“你们这些人，平常东一个指示，西一个命令，可这3年艰苦时期，你躲在哪里？一条指示，一个命令都没看见！”
陈毅抓住这个话题：“谭余保同志，你说得对，可是你不知道，我们在中央根据地，同样受到反动派的‘清剿’。敌人出1万元悬赏你的脑壳，可是我陈毅的脑壳敌人也是出了3万元悬赏的啊！那时我和你们一样，也与党失去了联系。”
陈毅这番话让谭余保有些触动，他仔细听着，没有说话。
陈毅接着说道：“主力红军北上后，我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来转移到粤赣边打游击，我何时逃跑了？还不是和你一样一直在坚持斗争嘛！刚才我讲的是党中央的决定，你有意见，可以向党中央讲，叶剑英在武汉，项英还在南昌嘛！”
“叶剑英、项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今日也要把你抓起来！”听了这番话，谭余保有些激动，说话显然出格。
陈毅抓住谭余保说漏嘴的机会，开始反击：
“你出生入死，坚持斗争，我佩服你；你骂我叛徒，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联系中断，消息闭塞，你不了解外面的形势。但是，我讲叶剑英、项英派来的你不管，就连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也要抓。
谭余保呀谭余保，你太不像话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你已经离开了党的原则立场！”
陈毅越说越来气，厉声喝道：“谭余保，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这样对待我；你若是土匪，那就把我杀掉吧！”
“好家伙，看来你真的蛮厉害。”谭余保扭头招呼警卫班，“把他押走，不准叛徒在这里宣扬机会主义。”
回到房间的谭余保内心深处很不平静。
红六军团西征后，湘赣省委、军区为适应斗争需要，重新组织了红军五个独立团，有3000余人枪，在湘赣边区武功山一带坚持斗争。
国民党当局趁主力红军撤退之机，纠集五个正规师，在湘赣边区形成包围圈，妄图一口把留守红军吃掉。
几年下来，有多少同志流血牺牲，斗争是何等艰苦。特别是省委书记陈洪时等人叛变，苏区所有党、政、军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整个湘赣省委、军区和游击队几乎被一举搞垮。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同志们及时召开了棋盘山会议，重新组建湘赣临时省委和军政委员会，提出“不怕死，不动摇”的口号，以武功山为依托 ,以四周相邻山区为回旋之地，隐蔽分散，保存实力，伺机出击，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
大家出生入死，东转西移，才保存下来这300 多号人枪，艰难地走到今天。
堡垒就怕从内部攻破，惨痛的教训和斗争的残酷使谭余保不得不时刻绷紧那警觉的神经。
而就在前不久，武功山又发生这样两件事：
吉安国民党当局知道陈毅要上武功山联络游击队，抢先派来一个揣有“中共湘鄂赣区党委”介绍信的人。
此人说，中共中央的代表已经来了，明天在山下村中传达有关国共合作方面的指示，转告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队领导出席会议。
由于此人对江西各游击区的情况、领导人的名单都很了解，说话滴水不漏。谭余保没有怀疑，很是兴奋。
第二天，临时省委几位领导带30余名战士化装下山。不料一进村，中了敌人的埋伏。
谭余保凭着地形熟悉，率领大家且战且退，虽然脱离了险境，但还是牺牲了六位同志。
仅过三天，又来了两个自称是国民党萍乡县政府的科员，拿着介绍信和各种文件报纸，来请谭余保下山商谈有关国共合作、改编部队事宜。
谭余保再也不听那一套了，当即把他们捆了起来，经过审讯，两个家伙招供了自己是萍乡“反共团”成员，奉石坚之命前来诱骗谭余保下山的。
石坚原是萍乡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后随陈洪时叛变了，如今当上了“反共团”的头目。谭余保一听到这个败类的名字，火冒三丈，当即把这两个家伙处决了。
黑黝黝的夜，谭余保望着窗外，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审过不少敌人，也审过自己营垒中的叛徒。
在他的印象中，凡是磕头求情的，声泪俱下的，都是软骨头，怕死鬼，只有这些人才会当叛徒 。
陈毅却不同，理直气壮，威风凛凛。我说一句，他说两句，脸无惧色。这种人难道会当叛徒？他的脑子里突然闪出当年错杀其他同志的深刻教训。
谭余保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提盏马灯，来到“囚室”与陈毅单独“对话”。
“你讲国共合作，早几天萍乡也派人来谈国共合作，被我审出来了，原来是阴谋，我把他们杀了。”
“杀得好，杀得好！”
陈毅看得出，此时的谭余保尽管思想还处于激烈斗争中，但情绪已冷静许多。对于这位革命斗争坚决的农民领袖，还得耐心引导。
“老谭，我在这里已经四天了，人的耐性是有限度的，给你反复讲情况、讲道理，你总是听不进去，用你个人臆断来作结论。作为一名领导干部，那是十分错误、危险的。我的使命是传达中央指示，时间紧迫，你这样顽固不化，那是要误大事的！”
谭余保沉默不语 。
陈毅又说：“我来的时候走得匆促，手续不够完备，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再强调一句，国共合作，军队整编，这是绝对的事实，不要怀疑。”
谭余保仍是不吭声。
陈毅心里急得要命：“谭余保，这样吧，为了让你相信我，我写一封信，带上我的名片，你派人把它送到南昌或吉安去，找新四军办事处，项英、袁国平在南昌，曾山、韦瑞珍和贺怡等人在吉安，找他们了解一下。我留在这里当人质。 看看我陈毅是红还是白。你弄清情况后再杀也不迟。”
谭余保低头沉思着，还是什么也不说，提起马灯离开了“囚室”。
第二天一早，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陈毅问题，决定派交通员刘全等二人，带上陈毅写的信件和名片下山。
二人来到莲花县城，在街上拦了一辆顺路的货车，按照陈毅提供的路线找到了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
出面接待的碰巧是谭余保的老朋友，原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他听说谭余保要把陈毅当叛徒杀掉，急得直跺脚，立即给了他们半麻袋文件和正式介绍信，叫他们赶紧回山。
办事处的副主任韦瑞珍一看陈毅的信，也是连连惊叫：“他是上级党派去与你们联络的呀，怎么能怀疑他呢？胡闹！回去转告谭余保，要绝对保护陈毅同志的安全，若有半点闪失，要追究政治责任。”
刘全二人一听慌了，急忙带着党组织的证明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又背上半麻袋公文和宣传品，在吉安租了两匹快马，连夜赶回了武功山。
听完刘全他们的汇报，再看了这些文件，谭余保冒着冷汗连声说：“我太鲁莽了，险些误了大事！”
他满含泪水，赶紧跑到茅棚那边，一面给陈毅松绑一面赔罪：“陈毅同志，我糊涂，我有罪，对不起你，我把你吊了四天四夜，你也把我吊四天四夜赎罪吧！”
陈毅拍着自己的胸脯笑道：“我这个人，还是个好同志嘛。”
接着又大度地拍拍谭余保的肩膀说：“你警惕性高，主观上是对的，产生了点误会，也怪我手续不全，同样有责任嘛！好吧，别的什么也不要说了，赶快召开会议，向同志们传达中央文件。”
谭余保很快接受了党中央路线。陈毅在山上住了几天之后，起草了《告湘赣同胞书》，湘赣游击队各路人马于月底分别从武功山、九龙山、五里山、 太平山、柑子山、七都山、杨梅山等地来到江西莲花县龙上村集合，这支400人的队伍，被编入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奔赴江浙沪前线抗日。
陈毅武功山历险就此告一段落，不过，他和谭余保的故事还在继续。
事情后来传到延安，毛泽东称赞谭余保“政治上很强，粗中有细”，还把王震找来，让他给陈毅和谭余保讲和。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
原来，时间来到了延安整风期间，陈毅和谭余保都来参加学习会，恰巧在同一个学习组里。
有段时期大家都在讨论整改“土匪作风”，一次讨论会上，陈毅发言说：“农民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以防堕落成土匪。”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谭余保正是农民出身的党员，陈毅在武功山被吊打的时候也批评过谭余保有“土匪作风”。
谭余保有些敏感，认为自己当时已经承认了错误，绝不是“土匪”作风，怎么陈毅还在会上冷嘲热讽。
而陈毅也不愿过多解释，君子坦荡荡嘛。
就这样，谭余保当年差点误杀陈毅的事在延安传开了，时间一长，加上先前会上的争议，两人见面都有些尴尬，一度连招呼都不打。
事情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杀了也就杀了，可是谭余保没有错杀陈毅，说明他‘政治上很强’，‘粗中有细’。”
接着笑眯眯地把王震找来：“王胡子，你同陈毅、谭余保两人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王震与谭余保同为湖南人，陈毅是四川人，三个人都嗜辣如命。
王震愉快地答应了，他决定准备几道湖南菜，邀请陈毅和谭余保前来赴宴。
第二天一早，王震扛上猎枪就出去了，打了不少野味回来，又自己动手，做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
陈毅和谭余保到后，王震解下围裙，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就不要把桌子推倒了！”
谭余保与陈毅二人相视一眼，笑了起来。谭余保率先开口：“陈毅同志，8年前你来到武功山找我，我还把你当作叛徒，差点害了你，真的对不住了，真是个大误会啊！”
陈毅也笑着说：“当年的形势，怀疑是正常的，大家都是为了党嘛。”
说罢，陈毅夹了一口菜，对还在做菜的王震说：“王胡子，多放点辣子……”三个人对视一眼，也哈哈大笑起来。
两个直爽的人握紧了手，从此成为至交。
1972年，陈毅病重弥留之际，王震前去探望。陈毅握着王震的手，轻轻地问：“谭余保还在吗？三十多年了……”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围剿了十余年的红军一下子成为了南京政府的合法军队，老蒋给了番号：

在北方的几万红军整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咱们说的八路军；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游击队则整编成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我党在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八年中，自己控制的军队就这两支，区分很简单，北方的是八路军，南方的是新四军。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中，新四军的存在感不那么大，好像除了「皖南事变」耳闻能详之外，我们对新四军的认知非常模糊。完全不像八路军那样，什么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出镜率相当高。
同样都是我党领导下的军队，区别为什么这么大？
今天咱们就聊聊新四军前前后后的那些事。
壹·留下的红军变成了游击队

要聊新四军，就得从长征前说起。
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在中央苏区待不下去了，打算转移到湘西去找贺龙的红二军团，重新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是大部队要撤前，苏区并未完全沦陷，需要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战斗，以便大部队顺利转移。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了过段时间打回来做准备，这个理由也就是听听，没法明说。
看看当时留下的是一些什么人，就大体上明白了。
主力部队全部带走了，一共剩下了 16000 人左右，其中有 2000 多是重伤员，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突围，带着都是累赘。其他的那些大多数是拿着大刀梭镖的非主力部队，你让这些人去对抗跟老蒋几十万带着飞机大炮机枪的部队？
而看看留下的那几个大佬们，就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陈毅是腿负伤走不了路，而项英、瞿秋白、何叔衡、贺昌等人，是跟博古和李德有过意见冲突合不来的。也就是说，当时被留下的这些人，面对的是一个自杀式任务。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最后只有少数人突围跑了出去，其中就包括项英和陈毅，还有日后威震中原打的国军叫苦不迭的粟裕。
粟裕留下的情况不太一样，他是红七军团的参谋长，当时为了扰乱国民党军的部署，率队北上拓展，错过了跟随大部队长征的机会。
革命就是这样，为了全局，牺牲局部，也是可以理解的。
领导人不是也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只是博古和李德出于个人喜好，把自己不喜欢的同志排除在长征名单范围之外，确实有点不地道。
需要多说一句，当时领导人也是被留下的。领导人和博古、李德的矛盾都是众所周知的。
只不过很多人不同意，周恩来出面反复协调，领导人才跟着大部队出发了。
不然，历史又将是另外一个走向了。
苏区剩下的近 3 万人，最后只有 1400 多人突围了出去。
由此开始，留在南方的红军们，从 1934 年 10 月，开始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涯。
他们和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断绝，没有根据地、没有物资、没有援助，而且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内活动，面对的不仅仅是如何生存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躲过围剿和搜索。
陈毅当时写的一组《赣南游击词》很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困苦情形。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满山抄，草木变枯焦。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再请把兵交。

在这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绝境面前，南方 8 省的游击队足足坚持了三年。这些游击队员们，就是新四军的前身。
贰·新四军的成立

1936 年的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并没有达成对红军改编的协定。
但是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陕北红军已经有了几万人的规模，蒋介石即使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也已经不可能考虑剿灭了，这时候如果再去打红军，得被全国人民的唾沫星子淹死。
于是，西安事变之后谈谈停停的国共谈判一下子有了突破，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陕西红军变成成了国民政府革命军第八军。
但是还在南方打游击的那部分人怎么办？
南方 8 省的这些游击队，这几年一直坚持在深山老林打游击，没有通信设备，早已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我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抛下这些当年留守苏区的同志们。
尽管蒋介石开始没有改编这部分人的想法，但是在我党的坚持之下，作为谈判的条件之一，最终同意了把南方游击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至于新编第四军这个番号倒是有一番来历。
这个番号是叶挺跟老蒋建议的，最终得到了国共双方的认可。
蒋介石认可「新四军」，是因为当年他任总司令进行北伐的时候，北伐军里面有一个第四军。
而领导人对「新四军」这个番号的认可，则是因为他创建红军时的第一个军就叫红四军。
于是，南方游击队集结之后的番号就这样在两党的认可之下定了下来。
这儿说到叶挺了，那就顺便聊聊这位新四军史上最憋屈的军长。
叶挺的资历够深，南昌起义时主力部队就有叶挺的 5 个团，后来的「红军之父」朱元帅当时还是南昌的公安局长，手里也就几百号人，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叶挺和贺龙他们。
但是朱元帅最大的功劳就是把残兵收集起来带到了井冈山，为革命保留了火种，这在当时的兵败的情况下是相当不容易的。
叶挺是个牛人，当年北伐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有「北伐名将」之美誉。后来在南昌起义中任前敌总指挥，作用巨大，因此成为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但是后来做了一件糊涂事。
1928 年去苏联汇报情况的时候，由于王明、李立三等人对叶挺无端指责，把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他一个人，加上对党内一些问题也看不惯，而选择了退党。这次脱党事件，也严重影响了他后来在新四军中的地位和工作开展。
新四军组建时，关于军长的人选问题国共又干了起来。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必须是由国民政府派人担任。这样的方案我党当然不同意。
军长人选牵扯到后续新四军是姓国还是姓共的控制权问题，延安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
但是蒋介石也绝不同意由我党指派军长，这个事就陷入了僵局。
之前在澳门隐居的叶挺因国内抗战爆发已回国，希望为国效力。蒋介石对自己这个曾经的部下很是欣赏，于是决定指派叶挺担任新四军的军长，并在未和中共确认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布了委任状。这让中共很是恼火。
但是叶挺毕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我党人员，在中共上层有一定的人缘，而且后来又应领导人之邀去了一趟延安，在延安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这让叶挺非常感动，也向延安保证日后新四军的军权交由中共控制。
由此，经过国共双方的互相协商让步，最终军长一职由国民政府指定的叶挺担任，副军长由中共方面指定的项英担任。
归根结底，国共双方都想夺得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这也导致了日后皖南的悲剧。
叁·项英的两个问题

先聊聊叶挺和项英这两个人的关系。这两个人就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完全就是不对付。
项英这个人资格很老，早期是搞工人运动的，后来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很高，当时被外界称为和领导人、朱德并列的苏区三大领军人物。
项英就是典型的和士兵打成一片的「土包子」类型，对外表不讲究，理个大光头，说话大大咧咧。天天和士兵一起端个大碗蹲地上吃饭，非常平易近人，很受士兵的爱戴。
叶挺则完全不一样，他对外表和生活极其讲究，就是现在说的那种很小资的一个人。
叶挺是正规军校出身，整天穿一身将军服，戴着白手套，活脱脱就是一个普鲁士贵族军官的形象，和新四军这帮刚从大山里面钻出来的「土包子」完全是两种概念。而且他在国外居住多年，喜欢摄影，对食物也比较讲究，跟新四军战士根本就格格不入。
咱们肯定就看出来了，项英和叶挺两个人指定是谁也看不上谁，要想让两个完全不搭的人成为朋友，那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但是导致他们矛盾的最根本原因，并非个人性格以及生活爱好的不同，而是理念和思想认识，特别是对军队控制权的矛盾。
前面我们讲过，新四军成立之初，本身就是从 8 省 15 区的游击队临时集结起来的，这和一直在党领导下的陕西红军有很大不同。这些游击队和党中央早就失去联络多年，在残酷的环境下，很多游击队实际上跟土匪差不多了，对党的很多方针政策的变化都不理解。
所以呢，像这样一支并非完全由中共控制、国共两党都想取得控制权的队伍，对于担任正副军长的叶挺和项英两个人来说，就很尴尬了。而最尴尬的一个人则是叶挺，为什么？他是光杆司令一个，而像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那妥妥都是我党的人啊。
这还怎么玩？本来叶挺就是党外人士，新四军这些领导人甚至包括中央都不是对他很信任，也就是说没有拿他当自己人。尽管叶挺上任之前去了延安一趟并且相谈甚欢，但是毕竟隔着那么一层窗户纸，差那么一点事。加上叶挺在生活习惯上与大家的格格不入，所以叶挺在新四军中，反而成了客人一样，大家都对他彬彬有礼，但是很难跟其他人打成一片。
叶挺是北伐名将，跟国军上层比如顾祝同等人都很熟，还能直接和蒋介石搭上话，这是一个双刃刀。
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关系为新四军争取利益，比如武器、物资之类的，叶挺利用自己的人脉，确实为新四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和国民党的亲密关系，更加导致了我党同志对他的不信任感。
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建军初期，中央发给新四军部的一些电报，大多都是发给项英，指名发给叶挺的很少。但是有些内容需要作为军长的叶挺知道，如果直接把原件给叶挺看，上面没有叶挺的名字，这会让敏感的叶挺感到难堪；如果直接由项英口头转述，更加增加了叶挺是个外人的感觉。不过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前期，后期中央也发现了问题所在，慢慢有了改观。
中央发现了什么问题？那就是项英对中央指示的执行问题，以及项英无法调节跟叶挺关系的问题。
由于两人的关系问题，导致在一些决策方面影响了新四军的正常发展。比如说在商议一件事的时候，一般都是项英和张云逸等人商议完，然后派一个参谋去通知叶挺，说军长那啥关于那个什么事，副军长和参谋长刚才商议了，来请示一下您的意见，这样做行不行？啊，你要考虑一下？不用考虑了，那啥小分队已经出发了，要不这次就这样定了吧……
这还怎么玩？
叶挺的愤怒可想而知，但是又不好直接闹翻。
咱们如果把自己代入当时的叶挺，估计能体会到叶挺那种既愤怒又无奈的心情。
所以后来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囚禁时，他写下了「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的悲叹，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再一个项英的问题就是路线执行问题。
国共共同抗日后，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简单理解就是一切都听国民政府指挥安排。这自然和领导人的理念是完全不合的。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正确，你也不能说这个方针不对。当时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中共高层不在少数，领导人还一度成了少数派。
但领导人早就看明白了，如果真的这样干，按照老蒋的一贯手法，肯定是把中共军队安排到第一线去跟日军硬拼，就中共那点军队，没几天就拼没了。
最终中央还是统一了思想，那就是在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中共的独立自主。这样一来，灵活性就大了。
结果是啥？八路军在北方没几年由 4 万人发展到了 30 多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四军 1937 年 10 月成立时 1 万人左右，到 1941 年皖南事变时，则只有 2.5 万人，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发展。
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当然不能否认地域的影响，新四军所在地还没有完全沦陷，有国民党军队驻扎，发展有困难可以理解，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项英坚持王明路线，以服从统一战线为荣，对中央指示的东进北上的方针以种种理由推脱。
这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后，没几年时间就发展到了十万多人，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当时为了新四军的正常发展，周恩来曾多次设法协调项英和叶挺的关系，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合作共图发展。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这两个人你谁也不能换掉。
叶挺不用说了，北伐名将，当时在国内有巨大的声誉，况且是国民政府指派的，如果把叶挺换掉，那很可能引起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应和舆论压力，破坏统一战线的大帽子就压到中共头上了。
项英更不用说。资格老得不得了不说，当时组建新四军的时候，是项英凭着自己在南方游击队中的巨大声望，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南方 8 省的游击队整合到了皖南，是新四军建军的最大功臣。
顺便说一句，当时南方的游击队都在深山老林里坚持战斗，缺吃少穿没有任何外援不说，更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基本就是自己说了算，各自为战，对中央的组织变化和政策方针的变化一无所知。
当时把这些人聚集到一起，跟他们说以后和国民党是一家人了，一起去打日本鬼子，很多人根本思想就转不过弯来。
所以项英能在短时间内把这些人整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因此他也被称为「新四军的灵魂」。
但是到了 1940 年，中央实在看不下去了，下了决心要把项英调回延安，让叶挺掌握实权在南方好好发展。但是项英还是左右推脱，后来由于蒋介石也不同意项英去延安，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这个结果，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惨剧发生。
肆·国共摩擦不断

咱们一直说十四年抗战，但是实际上真正打得激烈的就 1937 年和 1938 年这两年，1939 年之后日本人就慢慢消停了。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石油不足，一个是兵员不足。
日本军队是机械化部队，什么汽车坦克都是需要石油的，更不用说海军那些吃油的祖宗了。而日本本身不产石油，本来寻思着中国地大物博，废了老大劲攻下了半个中国，到处勘探石油，却悲剧地发现：我 X，中国竟然也没有石油！
当时日本的石油 80% 是从美国买过来的，后来慢慢地也把外汇耗的差不多了，就想跟美国商议能不能延长一下账期。美国那帮子资本家也不是傻子，一看日本也是没钱了，就没同意。加上后来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石油一下子成了日军最紧缺的东西。
所以后来日本人挺不住了，没办法就铤而走险去搞了美国的珍珠港，结果把自己搞死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没石油怎么办？那就节约着用吧。所以大战役没有了不说，日军基本上就龟缩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出去溜达就得费油不是？
再一个原因就是兵力问题。话说日本侵华投入了 100 万兵力，一听哇这么多，但是架不住中国地方大啊。这一百万人平均到所有的沦陷区，那就跟在河里撒了一把沙子差不多意思，很快就没影了。
所以到了 1939 年的时候，日军除了已经打下来的地方，基本上是打不动了，即使打下来也守不住。
于是竟然出现了奇特的和平共处现象。铁路周围的城市是日军占着，离铁路远的城市是国军占着，而农村的广阔天地，则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活动。大家谁也奈何不了谁，就这么耗上了。
据说最后驻防的两家部队的士兵还有的成了朋友，没事递个烟聊聊天什么的。
在抗战中有一个诡异的事不得不提一下。
事实上从 1938 年下半年以后，日本曾经和蒋介石政府关于停战谈判了三次。
原因就是日本也知道想完全占领中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而老蒋也知道硬刚是刚不过日本人的，所以双方都有停战的意愿。
但最终因为条件问题没有谈成。
老蒋的意思是让日本人回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但是日本人不同意，心想我费了这么大的劲死了那么多的人，好不容易占领了这么多地方，你再让我回到起跑线，你不当我是个大傻子么。
言归正传。当时在东部沦陷区，有四支武装力量在纠缠：日伪军、国民党政府军、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地方抗日武装是国军和新四军都想争取的力量，不属于两党统辖只求自保，但是国军和新四军的矛盾却日渐突出。
当时蒋介石为了防止中共军队的扩张，特意给中共军队划出了规定的防区，而这块防区三面环绕国军，另一边是江对面的日军。老蒋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把新四军牢牢地摁在这儿别乱跑。
这和我党的方针就相违背了嘛，原因你懂的。于是没事就到处溜达，看哪儿好就占下来不走了。看地图就很明白了，国军防区到处都是新四军的支队，搞得国军是苦不堪言。


红色是新四军，绿色是国军，黑色是日伪军，各方势力乱成一团 。多说一句，新四军当时面对的形势确实是很不乐观。
为什么这么说呢，八路军在北方，大部分国土都是沦陷区，国军都跑了，所以八路军是从日本人手里抢根据地，老蒋有意见也说不出什么来。
因为我是在打日本鬼子嘛，抗日难道不对吗？
但新四军就不一样了，三面环绕的都是国军，你从国军手里面抢地盘，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这样一来，老蒋就不干了，就开始准备对付新四军了。
当时苏北那一带是江苏省长韩德勤的国军驻防。
陈毅和粟裕不是提前北上了嘛，在苏北建立了根据地，这就相当于是抢了国民党的地盘。双方打了一顿嘴仗，谁也不让步，最终升级成了一场大战，这就是「黄桥战役」。当时韩德勤的 89 军战斗力不行，让新四军给消灭了 1 万多人。
事后国共双方互发电报谴责，反正是各说各的理，都想占据舆论制高点。
我党就说，你们破坏统一战线，无故跟友军开火。
国民党就说，你们跑出了自己防区，严重违反规定。
我党就说，我们没事溜达溜达看看打几个日本鬼子咋的？
国民党就说，你打日本鬼子不去江北溜达到我家门口是几个意思？
反正大约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次事件属于事情小影响大，国共摩擦不断，基本上处于马上准备撕破脸的架势了。
伍·皖南事变的发生

1940 年 8 月，彭元帅带着八路军发动了针对日军的「百团大战」，参战兵力达到了 105 个团。
蒋介石对战绩并不怎么关心，他关心的是啥？
娘希匹，八路军整编的时候不是只有 12 个团吗，什么时候变成 100 多个团了？
于是，对中共军队的压制，成了老蒋火烧眉毛的事。
百团大战的事，后来在彭元帅挨整时也被翻出来，说搞那么大的阵势，暴露实力，引来日军和国军的围剿。有一说一，这么讲也有一定的道理。
对此，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给蒋介石出了一招。
1940 年 10 月 19 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八路军的朱德、彭德怀，新四军的叶挺发电，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 50 万的兵力削减至 10 万人。
中共直接懵得一逼，我擦，老蒋脑子坏了？我没白没黑好不容易攒了这么点家底，你怎么能提出我根本不可能同意的二百五命令？
人家老蒋要的就是你的不同意。
1940 年 12 月 9 日，蒋介石直接发布命令：一、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 12 月 31 日前开赴至长江以北；二、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 1941 年 1 月 30 日前开赴黄河以北。
第二条命令中共连想都没想，直接无视。
八路军的根据地都是在敌占区，给老蒋 10 个胆子他也不敢跑到沦陷区来剿共。
但是第一条就有点纠结了。
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四面八方全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到时候不走，蒋介石直接以反叛的名义进行剿灭，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实际上，对于新四军四面皆敌的处境，领导人早就发现有问题了。
早在 1940 年 1 月、3 月和 4 月，中央连续发电报给项英，要求尽快将军部移至苏南和江北，这是最安全的，也是最易于今后发展的。
到了 5 月，已经在苏南的陈毅和粟裕也向项英发电，建议尽早转移到江北。
但是奇怪的是，项英对此的反应非常消极，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不想离开皖南。
后来国民党提出要求北上的命令后，延安方面心急如焚，连续发电要求项英带军部过江，但是项英依然是各种推脱，甚至到了公然对抗中央命令的地步。
直到 12 月 26 日，毛泽东忍无可忍，措辞严厉地给项英发电：

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

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面对如此严厉的催促，项英还是拖拖拉拉，直到过了国共两党约定的期限 12 月底依然没有行动，直到 1941 年 1 月 4 日才开始移动。
咱们来揣测一下项英为何不愿意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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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新四军刚组建时有四个支队，一个支队下辖两个团，相当于八路军的旅，全军总人数有1.03万人。1941年1月6日，国民党突然命令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撤往江北。

为了抗日大局，军长叶挺率部前往江北，但在行军途中，却遭到国民党八万人的突袭，9000多人的队伍，最后只有2000余人突围，连军长叶挺都被俘虏了，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高级将领不幸遇难，新四军遭到巨大打击。




作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央军委不会轻易放弃新四军。1941年1月20日，中共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由陈毅出任代理军长（军长叶挺尚在人世，所以名义上陈毅一直是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兼任副军长，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委。新组建的新四军有七个师。

这七个师的发展各有特色，有的战斗力强，有的占据的地盘多，有的会经商致富。

一师三师战斗力强

这是新四军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师。

一师师长是粟裕，刚成立时，全师有1.2万人，辖三个旅，三位旅长都是一等一的猛将。

解放战争中，华野著名的“叶王陶”，就是指新四军第一师的三位旅长——叶飞、王必成和陶勇。这三个旅，分别发展成华野一纵、华野四纵和华野六纵，原旅长升任纵队司令员。



当时，华野各纵队战斗力相差甚大，分为好几个梯次，而战斗力最强的就是一纵、四纵、六纵、九纵。华野四个王牌纵队，有三个来自新四军第一师，可见一师的战斗力之强悍。

三师师长是黄克诚。黄克诚原来是八路军的将领，皖南事变后率部南下支援新四军，其部队被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在七个师中，三师的整体战斗力不比一师差多少，因为三师的底子是身经百战的八路军，还有许多红军骨干。



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第三师北上，因为三师是当时极少数全副武装前往东北的，整体战斗力非常强，所以深得林彪器重。而三师前往东北的三万多人，也逐渐成了四野主力。

二师造烟多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整体的处境较为艰难，二师所处的淮南根据地更是如此，因为自然条件限制，当地粮食产量低，根据地周围还有许多日伪军、顽军。打仗需要钱粮，为解决部队的粮饷弹药问题，师长张云逸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响应中央号召，开垦荒地种植粮食蔬果，全体官兵一边打仗，一边开荒搞生产。

除此之外，打仗时为了缓解紧张等情绪，官兵们爱吸烟，为满足战士们的烟瘾，二师还开办烟厂，生产“飞马”牌香烟，在满足战士烟瘾之余，还可以把多余的香烟卖掉，然后再换回武器、弹药、粮食、药品等军需物资。

所以说二师造的香烟最多。

四师骑兵强

和三师一样，新四军第四师同样由南下的八路军改变而来，师长叫彭雪枫。抗日战争中，彭雪枫目睹了许多战友都倒在敌人的马刀下，痛心之余，他萌生了组建骑兵团的想法。

说干就干，1941年7月，四师组建了骑兵团。




彭雪枫对骑兵团非常爱护，训练严格，在他的领导下，新四军第四师拥有全军数量最多且战斗力最强的骑兵。四师的将士们，也可以看到自己的骑兵在平原上驰骋杀敌了。

五师地盘多

五师师长是李先念，在他的带领下，新四军第五师的地盘横跨鄂、豫、皖、湘、赣五省，是全军中占据地盘最多的一个师。

六师相对较弱

六师刚组建时有两个旅8000余人，不过两个旅所处的位置不太好，比如16旅所处的苏南地区是日军必争之地，1941年底，数千名日军长途奔袭，目标就是16旅。面对日军重兵的突然袭击，16旅损失惨重，旅长罗忠毅和政委廖海涛均不幸牺牲。六师18旅所处的江北，因为孤掌难鸣，新四军军部就把18旅划归粟裕的第一师指挥。后来苏南的16旅也归粟裕指挥。




两个旅都交给粟裕，六师师长谭震林就成了光杆司令了，所以不久后，六师并入第一师，谭震林改任新四军第一师政委。

七师富甲全军

七师师长是张鼎丞。
新四军刚重建时，七师人数最少，全师仅3000余人，比六师还少了5000人。不过七师所处的皖江根据地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而且日伪军的数量也比其他根据地少，再加上七师有一批经济人才，懂得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经济。

这一系列因素下，七师就成了全军中最富有的一个师。七师伙食标准很高，主食有大米，每个人还有零钱、牙膏、香烟，全师的军装也都是最新的，是全军中军装最整齐的，装备是清一色的日式装备，比山东的八路军还要好，就连新四军军部的经费也是七师负责的。

画了个思维导图，双击可放大。第一次画，还不熟。
把中共军队从1927年到1949年的主要枝蔓节点以及次要且容易被忽略的枝蔓节点及相互关系理一下。但图不包括次要但不容易被忽略的节点。
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共军队发展上的两条重要分支，但在同一时期这两个分支并非全部。例如琼崖工农红军由于地理原因长期与中央隔绝，只能自行发展，因此这支部队就没能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改编，但它仍然是中共军事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在诸多回答中，类似琼崖红军的情况特别容易被忽略，那回答就容易产生误导了。

红军是统称，泛指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是这个一般是井冈山之后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井冈山之前是国民革命军里面的，还没另立队伍番号。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就出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来叫解放军，红军这个称呼基本不再使用）。所以红军应该是指２７年到３７年之间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也就是因为共同抗日的需要，国民党收编了共产党的部队。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简称。１９３７年８月，将红一方面，红二方面，红四方面军改编成八路军。基本上就是长征以后到达陕北并且和陕北原有的红军会师的那支部队。后来改成十八集团军，但是称呼上还是叫“八路军”。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以后（４６年），和新四军一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新四军也是３７年改变南方八省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具体情况和八路军差不多，只不过其部队大部分人员是没参加长征而留在南方打游击的共产党队伍。后来皖南事变，新四军番号被国军撤销，共产党又立了一个新四军……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变成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