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人族群的成分研究
从人种的角度来说，上文已显示殷人有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可是他们的主流血统还是黄色人种，在这一点学界并无争议，但对他们最确切的族属迄今仍无定论。大部分的人显然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以为殷人是中原华北人种。可是学者们透过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均非如此。可惜目前尚无法辨识这些人骨中究竟有无属于殷商王族的骨骼，否则即可以直接确定王族的人种属性。不过，我们还是有不少资料可以间接地推断殷商王族最有可能的人种属性。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Carl Hentze、Herrlee G.Creel根据民族学的考察，从古今的生活方式、仪式、礼器等各方面的对照，提出殷商王族最有可能是古通古斯人种[10]。Florence Waterbury则依据神话记载和殷商礼器与通古斯信仰、仪式对照，认为殷人文化的北方成分很高，或是古通古斯人种。此外，他们的传统中应该另有一些来自西方以及长江华南的成分[11]。
赵尺子先生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殷商语言乃是源于阿尔泰语系，[12]阿尔泰语系的族群范围相当于古通古斯人种。其研究成果亦与前述相同。前文已论述，在距今4000—3500年间，气候冷化，在华北地区发生了非常大的族群变迁，造成早期彩陶黍作文化的消散。而同时经过几波北方族群的掌控，华北地区逐渐形成殷周语言使用者的文明。因此殷周语言使用者的族团确实有很明确的北方草原成分，且在殷商拓展版图与族群融合的阶段中，东北的成分最为突显。直至周时代起，以殷商语言为基础的周时期语言，便逐步吸收了藏族语言的特点，也反映了殷商之后政权中心与西边山脉族群的关系。总体来说，语言学的研究亦显示，上古殷商帝国的统治者，对于黄河南岸、江河平原的先民来说，可能是属于戎、狄之类的族群。
在此问题的研究中，最直接的资料乃考古人类学对殷商大墓中的人骨研究。根据体质人类学的假设，不同的人种在头骨的形状上皆有所不同，若实地加以测量，便可以发现其数据有固定的准确范围。李济先生在安阳发掘，收集人骨总数达几千具。经过详细的测量，与各人种的标准对照，其获得结论是：“安阳的材料应是异种系程度更高的一组。”[13]也就是说根据体质人类学对殷商墓葬的研究显示，在殷墟墓中，各种外来人种出现率甚高。因此杨希枚先生从人类学角度提出疑问：“殷商王朝及其文化的缔造者究竟是何许人种？是古所谓的‘华夏’、‘东夷’，抑是‘西戎’民族？是一个同种系的（homogeneous），抑异种系（heterogeneous）即包括若干族类而由殷王族统治的一个大族群？”李济先生赞成“异种系”概念，他观察到殷墟人群的多元性，有助于解释殷墟考古遗物的多元性以及甲骨文的一些记录，他认为：“合理的解释是，很早以来，华北平原就是许多不同民族支系会集的场所，而原始中国人群就是部分地由这些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虽然，我们必须记取的，即在这些支系中占优势的集团无疑是蒙古人种集团。杨希枚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确切地解释考古发掘和卜辞记录的某些历史事实。”[14]今日，我们在多年发掘成果的基础上，确实有必要对殷墟墓葬的人头骨，作进一步的测量及统计研究，以便能更加了解殷商都城的人口类别。但由于目前尚缺乏对所有墓葬发现皆充分且全面进行统计的资料，因此我们先依照西北冈祭祀坑的数据谈起。
西北冈祭祀坑出土的398头骨，对殷代人种研究提供了颇为关键的自然史料。针对从西北冈祭祀坑中出土的三百九十八具头骨的研究（370具成人头骨、其中319具是男性、51具是女性），也显示非中原人的异种系人骨比例很高。对此杨希枚先生和美国学者孔恩（C.S.Coon）的看法一致，398具人头骨中，一半是属于本土的人，即华北人种。不过杨希枚先生认为他们未必都是河南先民，可能是源于不同种系，包括与河南人生活习惯不一致的西北人。另一半被鉴定为非华北人的头骨，按照测量结果被分为如下五组：30具古典蒙古种（类似布里亚特、楚科奇的、漠北蒙古三族类型）；34具太平洋黑人种（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人等）；2具女性头骨是高加索人种；50具北寒带类古蒙古人（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等），其中一些较像古北欧洲人种（爱尔兰人），或同属高加索、或属混血人种；38具原来未认定，或以为亦属混血人种者[15]，但最近被Kim Hayes已认定为中亚草原白种人[16]。另外，孔恩先生认为头骨中还有数具黄、白人种混血。人头骨祭坑之外的大墓中，也有也有不同种类的人骨[17]。虽然韩康信和潘其凤先生发表过几篇文章，目的为否定在殷商墓里出现东亚蒙古之外的人种[18]，但杨希枚和孔恩两位学者所提供数据和论述更加明确及可靠。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殷墟工作站对殷墟一期的遗物和人骨进行同位素测试，再次发现殷墟贵族来自各地，其中北草原的成分亦十分明显[19]。
上文已提及，将祭祀坑人头视为外来战俘的普遍说法，实际上只是以现代人的观念解释青铜时代的遗址。从当时的文化脉络来看，他们最有可能是与王室亲近的宠臣、宠姬，其中很多是王室宗族，甲骨文资料也能旁证之。据上可见，组成殷商王室的血统相当广泛，不仅是现代中国境内的人种，还跨及北亚、太平洋、高加索等地区的人种。西北冈的398具头骨中，确定有80具属于黑龙江流域以北的东北民族。据杨希枚先生的测试，西北冈以外的大墓中，也常出现北方草原古典蒙古人种的骨骼[20]。
韩康信和潘其凤先生对殷墟小型墓的研究显示，其比大型墓和祭祀坑头的变异性为小[21]，是因为大部分小墓是代表本土原有的人种基质，而大型墓的墓主均是殷商贵族，经常属于王室宗族。所以远地集聚的多元性、及黑龙江流域以北的成分，基本上是殷商高等贵族所有。此外，侯家庄西北冈1400号大墓发现铜面，据发掘者的人类学研究认为，这种面孔应是东北亚人种[22]，燕南刘家河和琉璃河遗址中，恰有同类型的面具[23]。
据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指出，殷商王族来自黑龙江以北的东北地区，甚至与东北亚沿海的民族也有血缘关系。语言学亦旁证殷人与爱斯基摩人的关系，汉高加索大语系另称为德内高加索或德内汉高加索大语系，此即由于这个大语系另外涵盖了北美洲原住民纳德内语系，分布范围包括从中国到北美的沿海路线。学界早已论及，纳德内印第安人是从北亚循着沿海线到美洲。语系上的亲近，即显示殷商前后因一直存有民族迁移而产生的分化关系[24]。
其实，从甲骨文中未见载有殷王往东北方向出兵的文例，这也能够补充否定祭坑中的人头为战俘的说法，这一说法虽然普遍，但与实际资料相左。殷王极少往东北方出兵的记录，可能即是因为东北方是殷商王族本身的发祥地。
至于祭坑中所见太平洋人种，则源自太平洋沿海的文化交流路线。研究河姆渡及良渚文化的学者早已论及这一问题，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这条路线往南可到达南洋地区，向北通往楚科奇半岛，现今在山东、辽东、朝鲜、黑龙江省、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北方沿海地区，均留下了来自南方海岸的文化遗迹。因楚科奇地区的黄种人和来自南海的黑种人早已有来往，所以两者皆可见于殷人的族群之中。因此，将殷人视为东夷的传统理解，并非毫无根据。
据人类学家分析所得的人种比例来看，殷商的人种来源以北蒙为主，其次还包括南洋、白种人等。北蒙人与白种人的来往地域，应该是北蒙及黑龙江草原区；至于北蒙人与南洋人的来往地域则应在黑龙江入海口的南方海岸。这也是殷商王族的发祥地所在。位于黑龙江流域和殷墟之间的辽西大甸子夏家店下层的青铜早期文化，亦可证明殷商王族是从东北进入河北平原，大甸子遗址也出土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骨，与殷墟的墓葬里的情况颇为相似[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