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围剿了十余年的红军一下子成为了南京政府的合法军队，老蒋给了番号：
在北方的几万红军整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咱们说的八路军；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游击队则整编成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我党在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八年中，自己控制的军队就这两支，区分很简单，北方的是八路军，南方的是新四军。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中，新四军的存在感不那么大，好像除了「皖南事变」耳闻能详之外，我们对新四军的认知非常模糊。完全不像八路军那样，什么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出镜率相当高。
同样都是我党领导下的军队，区别为什么这么大？
今天咱们就聊聊新四军前前后后的那些事。
壹·留下的红军变成了游击队
要聊新四军，就得从长征前说起。
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在中央苏区待不下去了，打算转移到湘西去找贺龙的红二军团，重新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是大部队要撤前，苏区并未完全沦陷，需要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战斗，以便大部队顺利转移。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了过段时间打回来做准备，这个理由也就是听听，没法明说。
看看当时留下的是一些什么人，就大体上明白了。
主力部队全部带走了，一共剩下了 16000 人左右，其中有 2000 多是重伤员，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突围，带着都是累赘。其他的那些大多数是拿着大刀梭镖的非主力部队，你让这些人去对抗跟老蒋几十万带着飞机大炮机枪的部队？
而看看留下的那几个大佬们，就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陈毅是腿负伤走不了路，而项英、瞿秋白、何叔衡、贺昌等人，是跟博古和李德有过意见冲突合不来的。也就是说，当时被留下的这些人，面对的是一个自杀式任务。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最后只有少数人突围跑了出去，其中就包括项英和陈毅，还有日后威震中原打的国军叫苦不迭的粟裕。
粟裕留下的情况不太一样，他是红七军团的参谋长，当时为了扰乱国民党军的部署，率队北上拓展，错过了跟随大部队长征的机会。
革命就是这样，为了全局，牺牲局部，也是可以理解的。
领导人不是也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只是博古和李德出于个人喜好，把自己不喜欢的同志排除在长征名单范围之外，确实有点不地道。
需要多说一句，当时领导人也是被留下的。领导人和博古、李德的矛盾都是众所周知的。
只不过很多人不同意，周恩来出面反复协调，领导人才跟着大部队出发了。
不然，历史又将是另外一个走向了。
苏区剩下的近 3 万人，最后只有 1400 多人突围了出去。
由此开始，留在南方的红军们，从 1934 年 10 月，开始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涯。
他们和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断绝，没有根据地、没有物资、没有援助，而且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内活动，面对的不仅仅是如何生存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躲过围剿和搜索。
陈毅当时写的一组《赣南游击词》很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困苦情形。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满山抄，草木变枯焦。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再请把兵交。 在这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绝境面前，南方 8 省的游击队足足坚持了三年。这些游击队员们，就是新四军的前身。
贰·新四军的成立
1936 年的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并没有达成对红军改编的协定。
但是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陕北红军已经有了几万人的规模，蒋介石即使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也已经不可能考虑剿灭了，这时候如果再去打红军，得被全国人民的唾沫星子淹死。
于是，西安事变之后谈谈停停的国共谈判一下子有了突破，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陕西红军变成成了国民政府革命军第八军。
但是还在南方打游击的那部分人怎么办？
南方 8 省的这些游击队，这几年一直坚持在深山老林打游击，没有通信设备，早已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我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抛下这些当年留守苏区的同志们。
尽管蒋介石开始没有改编这部分人的想法，但是在我党的坚持之下，作为谈判的条件之一，最终同意了把南方游击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至于新编第四军这个番号倒是有一番来历。
这个番号是叶挺跟老蒋建议的，最终得到了国共双方的认可。
蒋介石认可「新四军」，是因为当年他任总司令进行北伐的时候，北伐军里面有一个第四军。
而领导人对「新四军」这个番号的认可，则是因为他创建红军时的第一个军就叫红四军。
于是，南方游击队集结之后的番号就这样在两党的认可之下定了下来。
这儿说到叶挺了，那就顺便聊聊这位新四军史上最憋屈的军长。
叶挺的资历够深，南昌起义时主力部队就有叶挺的 5 个团，后来的「红军之父」朱元帅当时还是南昌的公安局长，手里也就几百号人，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叶挺和贺龙他们。
但是朱元帅最大的功劳就是把残兵收集起来带到了井冈山，为革命保留了火种，这在当时的兵败的情况下是相当不容易的。
叶挺是个牛人，当年北伐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有「北伐名将」之美誉。后来在南昌起义中任前敌总指挥，作用巨大，因此成为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但是后来做了一件糊涂事。
1928 年去苏联汇报情况的时候，由于王明、李立三等人对叶挺无端指责，把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他一个人，加上对党内一些问题也看不惯，而选择了退党。这次脱党事件，也严重影响了他后来在新四军中的地位和工作开展。
新四军组建时，关于军长的人选问题国共又干了起来。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必须是由国民政府派人担任。这样的方案我党当然不同意。
军长人选牵扯到后续新四军是姓国还是姓共的控制权问题，延安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
但是蒋介石也绝不同意由我党指派军长，这个事就陷入了僵局。
之前在澳门隐居的叶挺因国内抗战爆发已回国，希望为国效力。蒋介石对自己这个曾经的部下很是欣赏，于是决定指派叶挺担任新四军的军长，并在未和中共确认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布了委任状。这让中共很是恼火。
但是叶挺毕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我党人员，在中共上层有一定的人缘，而且后来又应领导人之邀去了一趟延安，在延安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这让叶挺非常感动，也向延安保证日后新四军的军权交由中共控制。
由此，经过国共双方的互相协商让步，最终军长一职由国民政府指定的叶挺担任，副军长由中共方面指定的项英担任。
归根结底，国共双方都想夺得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这也导致了日后皖南的悲剧。
叁·项英的两个问题
先聊聊叶挺和项英这两个人的关系。这两个人就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完全就是不对付。
项英这个人资格很老，早期是搞工人运动的，后来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很高，当时被外界称为和领导人、朱德并列的苏区三大领军人物。
项英就是典型的和士兵打成一片的「土包子」类型，对外表不讲究，理个大光头，说话大大咧咧。天天和士兵一起端个大碗蹲地上吃饭，非常平易近人，很受士兵的爱戴。
叶挺则完全不一样，他对外表和生活极其讲究，就是现在说的那种很小资的一个人。
叶挺是正规军校出身，整天穿一身将军服，戴着白手套，活脱脱就是一个普鲁士贵族军官的形象，和新四军这帮刚从大山里面钻出来的「土包子」完全是两种概念。而且他在国外居住多年，喜欢摄影，对食物也比较讲究，跟新四军战士根本就格格不入。
咱们肯定就看出来了，项英和叶挺两个人指定是谁也看不上谁，要想让两个完全不搭的人成为朋友，那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但是导致他们矛盾的最根本原因，并非个人性格以及生活爱好的不同，而是理念和思想认识，特别是对军队控制权的矛盾。
前面我们讲过，新四军成立之初，本身就是从 8 省 15 区的游击队临时集结起来的，这和一直在党领导下的陕西红军有很大不同。这些游击队和党中央早就失去联络多年，在残酷的环境下，很多游击队实际上跟土匪差不多了，对党的很多方针政策的变化都不理解。
所以呢，像这样一支并非完全由中共控制、国共两党都想取得控制权的队伍，对于担任正副军长的叶挺和项英两个人来说，就很尴尬了。而最尴尬的一个人则是叶挺，为什么？他是光杆司令一个，而像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那妥妥都是我党的人啊。
这还怎么玩？本来叶挺就是党外人士，新四军这些领导人甚至包括中央都不是对他很信任，也就是说没有拿他当自己人。尽管叶挺上任之前去了延安一趟并且相谈甚欢，但是毕竟隔着那么一层窗户纸，差那么一点事。加上叶挺在生活习惯上与大家的格格不入，所以叶挺在新四军中，反而成了客人一样，大家都对他彬彬有礼，但是很难跟其他人打成一片。
叶挺是北伐名将，跟国军上层比如顾祝同等人都很熟，还能直接和蒋介石搭上话，这是一个双刃刀。
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关系为新四军争取利益，比如武器、物资之类的，叶挺利用自己的人脉，确实为新四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和国民党的亲密关系，更加导致了我党同志对他的不信任感。
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建军初期，中央发给新四军部的一些电报，大多都是发给项英，指名发给叶挺的很少。但是有些内容需要作为军长的叶挺知道，如果直接把原件给叶挺看，上面没有叶挺的名字，这会让敏感的叶挺感到难堪；如果直接由项英口头转述，更加增加了叶挺是个外人的感觉。不过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前期，后期中央也发现了问题所在，慢慢有了改观。
中央发现了什么问题？那就是项英对中央指示的执行问题，以及项英无法调节跟叶挺关系的问题。
由于两人的关系问题，导致在一些决策方面影响了新四军的正常发展。比如说在商议一件事的时候，一般都是项英和张云逸等人商议完，然后派一个参谋去通知叶挺，说军长那啥关于那个什么事，副军长和参谋长刚才商议了，来请示一下您的意见，这样做行不行？啊，你要考虑一下？不用考虑了，那啥小分队已经出发了，要不这次就这样定了吧……
这还怎么玩？
叶挺的愤怒可想而知，但是又不好直接闹翻。
咱们如果把自己代入当时的叶挺，估计能体会到叶挺那种既愤怒又无奈的心情。
所以后来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囚禁时，他写下了「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的悲叹，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再一个项英的问题就是路线执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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