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有一座“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
上面纪念了“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北京大学含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的师生和校友”中的“八十三位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其中不乏倒在抗日战场上的先烈。例如，参加抗日义勇军，1933年牺牲于热河抗战前线的黄绍谷烈士；1944年牺牲于莒县战役的曹秉衡烈士。
建议可以在纪念碑对面竖一合适造型的胡适铜像。
像底座四面可这样安排：
正面大字自然是刻“胡适像”三个字。旁边可刻 蒋公抗战时对胡博士的痛评为注（1942年10月17日， 蒋公日记【上星期反省录】）：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所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争，毫不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获罪于美国。 
左边刻上胡博士在热河-长城抗战最后时刻（1933年5月30日）给 蒋公的电报中的名句避免局势扩大，当亦为国联、国际所渴望，此时千钧一发，稍纵即逝。华北谈判在一定大范围中应有全权应付危局。 
在胡博士力挺之下，次日《塘沽协定》签字，冀东变“非军事禁区”。“冀东”的边界，是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以东以北地区。也就是说北京北、东六环外已非我有。
右边刻上胡适博士七七后上书 蒋公鼓吹承认伪满的亲笔：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背面可以贴上胡博士五十年代末唱和西藏叛乱的演讲“嘉言”。在上次八年中日战争期内，日本军队从未侵入安徽南部的某些山区，特别是徽州府所属的六县，日本军队甚至从未动念进入那些地区。这是因为徽州一带的山地海拔在两千五百呎，使日军的军事行动难以展开。再看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最高山峰有两万多呎，大部分都是一万六千呎左右的山岭高地，共“匪”对此将更感困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