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最大的风险是疫情和地缘政治，这两条主线一直贯穿全年。展望2023年，随着防疫优化，疫情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国内经济有望恢复。但海外依然波诡云谲，地缘风险相比去年不降反升，东亚、欧洲、中东局势都有被引爆的可能，人类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
2023年主要有七大风险：
一、全球经济衰退
近十年来看，美元体系越来越不稳定。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大量放水，导致后来全球出现剧烈通胀。去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又极度紧缩，这会使2023年全球经济犹如过山车一般，陷入衰退的境地。
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行，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能削弱，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均面临劳动力萎缩和需求疲软的问题。今年海外贸易可能会负增长，全球经济二次探底。
制约全球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原因是供应链脱钩。一个是欧俄能源脱钩，另一个是中美技术脱钩。俄乌战争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类似1973年石油禁运，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能源出口国之一，西方想要寻找替代能源的难度非常大，断供对经济的冲击至少持续三年。
中美技术脱钩则是全球经济下行的另一个原因。由于美国担忧经济实力被中国赶超，因此在科技领域对中国发动全方位制裁，特别是芯片方面。这种制裁是把双刃剑，中国的产业升级进程固然会受到影响，但中国毕竟消费了全球70%的芯片，美国也会因此失去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市场。不仅如此，中美GDP占全球40%以上，一旦中美半脱钩，对全球经济会造成灾难式影响。
2023年欧美俄日印军费大幅上调：
历史上，当全球经济衰退时期，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注定抬头，各国政治互信降低，在热点区域更容易爆发新一轮地缘冲突。2023年虽然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各国军费普遍上调。美国军费从去年的7400亿美元上调至8600亿美元，一口气增加了800亿美元，其中一部分用于向台湾提供武器援助。日本军费则上调了30%，达到6.8万亿日元，多出的部分主要用于采购射程1600公里的巡航导弹，目标直指中国。德国则单独设立了1000亿欧元的国防基金，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英国也不甘示弱，其计划用七年的时间，让军费在现有水平上翻一番。自冷战后，西方国家军费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剧烈的攀升，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个世纪30年代，军备竞赛的阴影笼罩整个世界。
二、俄乌战争升级
当下来看，俄乌战争不可能在2023年结束。由于去年欧洲经历了暖冬，天然气需求大幅回落，再加上俄罗斯搞了四州“公投”，欧盟内部绥靖派已经完全破产，只剩下对俄强硬一条路。西方给俄罗斯开的和谈条件是要俄罗斯无条件撤军，这让俄罗斯无法接受，因此战争只能继续打下去。为了进一步打击俄罗斯，近两个月来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了1000多亿美元援助（包括美国450亿军事援助和欧盟180亿欧元财政援助），战争规模进一步升级。
德国“豹-2”主战坦克：
今年以来，西方开展了新一轮对乌武器援助。在过去，西方主要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比如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但这次，西方提供的主要是进攻性武器，比如英国就一次性提供了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德国也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大名鼎鼎的“豹-2”坦克，这款坦克在冷战时期被专门设计用于对付苏联，凭借德国先进的发动机和火炮技术，“豹-2”足以抗衡俄罗斯所有现役坦克。欧盟有2000多辆“豹-2”，只需给乌克兰提供400辆，就足以扭转战场局势，使乌克兰具备进攻正面能力。
乌克兰筹划发动“春季攻势”，重点进攻扎波罗热州南部：
等得到足够的重武器后，乌克兰可能会举行新一轮反攻。主要进攻方向应该会选在扎波罗热州南部，因为这里仅有一条铁路可供南线俄军维持补给，一旦乌军切断该铁路线，南部的俄军在失去补给后只能撤退，主动让出乌克兰南部平原。在收复了赫尔松后，乌克兰会进一步尝试收复克里米亚，这是普京的政治资本，也是其容忍的底线。
作为应对，俄罗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采取总动员，像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那样转入战时经济体制，把大量白领赶到工厂里面生产炮弹，以举国之力对抗西方。在补充了兵力后，俄罗斯会先下手为强，赶在西方武器运往乌克兰之前发动大规模攻势，以进攻代替防守，打乱乌克兰的反攻计划。
如果总动员仍不能赢，俄罗斯就有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战术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既不会为了乌克兰与俄罗斯同归于尽，也不会完全坐视俄罗斯搞核敲诈，西方可能会交给乌克兰与原子弹等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报复俄罗斯。
最差的情况下，假如核战争爆发，那欧盟和俄罗斯将成为死敌，在未来几十年内都没办法和解。资本也会大量逃离欧洲，使脆弱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不仅如此，一旦欧盟和俄罗斯同时被削弱，美国也能腾出手来专门对付中国，我国地缘压力将成倍增加。
三、中美关系恶化
今年年初中美关系一度有缓和的迹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计划于2月5日访华。但如果对历史有足够了解，就会知道这种缓和只是暂时的，中国的实力每增长一分，美国对中国的忌惮也会多一分。如果美国真的有意跟中国搞好关系，那至少应该先停止芯片制裁，再把加征的关税取消掉。否则如果是说一套做一套，对于缓解两国关系毫无意义。
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通过对华强硬来转移矛盾的诉求确实小了很多，但中美缓和的状态很难持久，未来一两年中美关系不容乐观，台海局势存在发酵的风险。
赖清德（民进党）、柯文哲（民众党）、侯友宜（国民党）：
原因在于2024年1月台湾省有“大选”，大选前半年两岸关系注定“波谲云诡”。从当下的选情来看，最有可能竞选的三个候选人分别是接替蔡英文的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隶属国民党的新北市市长侯友谊。2024年台湾省选举的结果，会深刻影响未来十年两岸关系走向。
赖清德是一个比蔡英文还要激进的台独分子，鼓吹所谓“一边一国”和“法理台独”，执政期间多次掀起去中国化运动。如果他上台，那两岸关系完全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台海局势有被引爆的可能。
侯友宜则务实得多，作为警察出身的他一直强调法律和秩序的作用，受到很多台湾民众支持。他公开表示不甘心充当美国的棋子，不愿让台湾沦为第二个乌克兰，希望与大陆“平等交流”并建立信任。如果侯友谊上台的话，两岸关系或许还有缓和的余地。
2019年才成立的民众党主要是拉拢中间选民，但更多是泛蓝派选民。民众党在两岸关系方面表态比较模糊，投机的成分更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曾做过台北市长，但作为小党领袖，他去参选基本没有胜算。
从基本盘来看，台湾目前蓝营比绿营势头更强。民进党执政8年来两岸关系大幅倒退，经贸受到严重冲击，再加上俄乌战争的教训使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抗中保台”的主张失去兴趣。因此理论上国民党的基本盘更稳固，2024年台湾省选举国民党应该占优才对。
其实不然，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内斗，在大陆是这样，到了台湾也是这样。国民党目前人气最高的是侯友宜，但当前国民党主席却是朱立伦，朱立伦曾参加过2016年台湾大选，结果却惨遭失败。对国民党来说，目前最好的策略就是举全党之力支持侯友宜参选，但同样有参选想法的朱立伦真的愿意让贤吗？如果朱立伦和侯友宜为角逐竞选名额而产生内斗，势必会影响选情。相比之下，民进党基本确定由赖清德参选，这意味着他有足够时间去做准备工作，提前进入拉选票阶段。
另外民众党的柯文哲如果参选，对国民党也不是好事。因为民众党会吸纳大量蓝派选票，造成分流效应。届时即便岛内蓝营人数更多，也可能会因为内部不团结而输给绿营。
今年还值得注意的风险是美国可能会重新推出《台湾政策法案》，去年由于遇上中期选举，该法案没有足够时间单独通过，因此只能把部分条款写入《国防授权法案》，比如未来5年向台湾提供100亿美金军事援助。今年国会换届后，美国有足够时间重新提交《台湾政策法案》，再走一遍流程，在美国反华意愿很强烈的今天，该法案通过的概率很大。
我们也要看到，新上任的共和党议长麦卡锡对华非常强硬，刚选上就设立“中国问题委员会”，意图在知识产权、出口管制、供应链等领域对华施压，并打算窜访台湾。在美国国会分裂的背景下，未来两年美国只会更激烈打中国牌。
今年最差的情况是：美国推出《台湾政策法案》的时间和台湾地区“大选”正好撞一块，“台美”形成勾结之势，严重侵犯大陆红线。对我们来说，一味忍让并不是好办法，因为这会助长台独气焰，让民进党有更大几率赢得选举。地缘政治讲究的是能伸能屈，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是值得推出的。
四、欧洲政治和经济危机
俄乌战争的持久化对欧洲经济造成灾难性打击，如果俄罗斯完全切断天然气输入，今年欧盟天然气缺口会比去年还大，因为去年俄罗斯至少还给欧盟提供了650亿立方的天然气。即便欧盟高价向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短期内也无法完全代替俄罗斯的天然气，今年欧盟至少面临300亿立方的天然气缺口，届时很多工厂只能被迫停产。特别是德国的化工企业，几乎一半的燃料都是用天然气，断气的后果相当严重。
如果俄罗斯完全切断天然气输入，今年欧盟将面临300亿立方天然气缺口：
今年欧洲经济可能会陷入负增长，在失去廉价能源供应后，欧盟面临史无前例的滞胀问题。一方面是经济持续衰退，过去的高福利体系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节节攀升的通胀，老百姓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为了遏制通胀，欧盟宁可接受经济负增长也要持续加息，今年欧盟基准利率可能会突破4%，达到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最高水平。对于人口老龄化的欧盟来说，如此高的利率会加重经济负担，经济硬着陆很难避免。
去年下半年以来塞尔维亚局势日益发酵，与乌克兰不同，塞尔维亚深处欧洲腹地，假如塞尔维亚局势被引爆，那邻近的希腊和意大利必然会受到波及。这两个经济体本来就是欧盟内部最脆弱的一环，长期靠举债维持经济增长。2010年的欧债危机就是在希腊和意大利爆发，糟糕的是，2023年希腊和意大利的宏观杠杆率相比欧债危机期间不降反升。如果再爆发一次债务危机，整个欧洲都要被拖下水。
经济问题很容易带来政治问题。在过去，欧洲依靠高福利制度，让大部分老百姓都维持较体面的生活，民众在吃饱穿暖后开始关心各种“道德”问题。因此欧洲左翼思潮泛滥，成为全球最反战、最关心环保和人权的区域。但如今欧洲经济越来越凋敝，极端思想抬头，内部也出现分裂隐患，各国之间产生猜疑链，政治互信荡然无存。
比如德国宣布扩军后，引起波兰等东欧国家恐慌，它们历史上经常遭到德国入侵，对德国的警惕程度不亚于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上，欧盟内部也出现分歧，对俄能源依赖程度很深的匈牙利公开反对制裁俄罗斯。因此德国主张在欧盟内部推行议会制改革，取消匈牙利等国一票否决权，这引起大多数成员国不满。
德国和法国的关系也明显倒退。曾经德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欧盟领导者，但俄乌战争对德国经济的冲击明显大于法国，法国自己有核电站，还有来自北非的天然气，不缺俄罗斯那点能源。近几年来德国经济增速一直比法国低，这一趋势预计仍会持续很多年。如果德国无法再成为欧洲经济火车头，法国可能会借此抢夺欧盟领导权，德法之间的裂痕会越来越深。
五、中印地缘冲突
去年12月，中印在藏南地区爆发军事冲突，这是双方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以来最大冲突。这是印度向美国递交的“投名状”，在此之前印度刚刚和美国在中印边境举行联合军演，美印勾结之势已然成型。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印度曾顶着西方压力向俄罗斯进口石油，历史上印俄关系一直不错，印度也采购过大量俄制武器。印度的中立，使中俄在面对西方的时候少一些后顾之忧。但好景不长，随着俄军进展不顺，获胜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印度主动疏远与俄罗斯关系。不但取消印俄峰会，还在公开场合谴责俄罗斯，印度在外交上越来越偏向西方。
2024年4月印度将迎来五年一度的大选，按现在的情况，莫迪应该会寻求连任。虽然莫迪上台十年来经济搞得不错，但印度在腐败、贫富差距、宗教矛盾等问题上越来越糟糕，新冠疫情期间很多民众对莫迪颇有不满。莫迪在印度的支持率波动非常大，经常在20%—80%之间来回波动。为了保证连任，莫迪在明年大选前可能会通过对外强硬来提高自身支持率，要么挑起印巴摩擦，要么制造中印冲突。这招在过去屡试不爽，巴基斯坦现在无力对抗印度；中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是美国，因此不愿意跟印度过多纠缠。因此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印度有可能主动在中印边境挑起地缘摩擦。
2022年各经济体GDP增速：
| GDP增速（%） | | 印度 | 7.0 | | 中国 | 3.0 | | 法国 | 2.6 | | 美国 | 2.1 | | 日本 | 1.9 | | 德国 | 1.9 | | 俄罗斯 | -2.7 |
从长期来看，印度或是我国最大威胁。2022年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如果未来生育率不能大幅提升，这一趋势可能还要继续，十多年后我国可能会像日本那样进入“老龄化、少子化”社会。相比之下，印度的人口结构相当于90年代的中国，印度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处于25岁以下，中国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25岁以下。过去几十年，中国凭借计划生育大幅降低人口抚养比，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取得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与印度的经济差距也明显拉大。但未来几十年，中印人口红利优势会完全反过来，印度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会越来越高，其GDP增速也会持续高于中国。根据人口结构进行估算，2022年—2035年中国GDP平均增速预计4%左右，印度则为7%左右，印度有望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我国面临人口负增长压力：
就人口来说，今年有一个长期事件，那就老龄化加速。从数据来看1963年—1973年是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1963年出生的人到2023年正好60岁，很多人将在这一年退休，工人数量会下降。当前我国劳动力大约7.4亿人，从2023年开始我国将迎来退休高峰期，每年因为退休而减少的劳动力可能超过2000万人，占总劳动力2.7%，对应的每年新增的20多岁的劳动力供应则将在5年内从1500万掉到1000万以内。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可能会从需求端转向供给端，人口红利在快速消失。
参考日本的经验，老龄化也会削减居民购房和购车需求，这意味着房地产会从经济拉动项变为拖累项，我们很难像过去那样再靠大规模城镇化来推动经济增长，每年10亿平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将是房地产市场所能容纳的极限，如果超出这个数字，就有出现地产泡沫的风险，必须放弃过去依赖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估算，长期来看老龄化可能会拖累GDP增速1个百分点。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等原因，我国潜在GDP增速预计将从2021年的5.2%下降至2025年的4.3%。按照现有趋势，我国人均GDP仍有望在2027年左右突破2万美元，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如果我国想成为日韩那样的高收入国家，使人均GDP突破3万美元，那就需要与人口老龄化赛跑，要么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者，要么使人民币代替美元成为全球结算货币。
不管怎么说，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刻不容缓。
六、全球新一轮颜色革命浪潮
上一轮颜色革命浪潮是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当时的幕后推手是奥巴马政府，美国为此大约花了上百亿美金，颠覆中东多国政府。
“阿拉伯之春”使中东和北非地缘形势骤变：
如今，随着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对外干预能力大幅下降，英美打算再次推动新一轮颜色革命浪潮。
托卡耶夫和纳扎尔巴耶夫：
第一个容易变色的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执掌该国30年，在他执政期间，哈萨克斯坦在外交上完全倒向俄罗斯，并大力发展石油工业。因此哈萨克斯坦经济还算可以，老百姓口袋有钱也不会想着闹事。但随着纳扎尔巴耶夫年事已高，他已经没有足够精力治国理政，于是在2019年的时候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亲信——托卡耶夫，以图能得善终。由于不放心，他又安排自己的其它亲信和女婿掌控安全部门，形成了一种制衡。
托卡耶夫刚上台的时候，由于根基未稳，因此对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出无限忠诚，连首都都改成了纳扎尔巴耶夫的姓氏。但随着时间推移，托卡耶夫不愿再充当傀儡，开始了夺权之路。他打着现代化的名义去搞政治改革，以削弱前总统势力。最终，两派人马矛盾激化。
2021年1月，哈萨克斯坦爆发反政府骚乱，表面上其背后推手是“西方势力”，实际上其背后推手主要是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势力。他们试图通过内乱给现政府制造难堪，等时机成熟后，再发动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出来掌控大局。这样不仅能打倒现政府，还能获得平息叛乱的大义名分。
但纳扎尔巴耶势力失算了，因为托卡耶夫选择向俄罗斯搬救兵，他将哈萨克斯坦的骚乱描述为西方煽动的“颜色革命”，要求俄罗斯以集安组织名义出兵镇压。由于担心中亚变天，俄罗斯火速派出空降部队帮助哈萨克斯坦维持秩序，叛乱得到平息。
事后，有了俄罗斯支持的托卡耶夫罢免了前总统安插在安全部门的亲信，将前总统势力一网打尽。不仅如此，托卡耶夫还对纳扎尔巴耶发起清算，不仅取消其作为“首任总统”的特权，还对其发起腐败调查，没收大量资产。虽然纳扎尔巴耶在哈萨克斯坦经营了三十年，表面上树大根深，但由于年事已高，哈萨克斯坦很多官员更愿意把宝压在年轻的托卡耶夫身上，因此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如果只是内斗的话，对我国影响不大。但俄乌战争爆发后，在托卡耶夫的推动下，哈萨克斯坦内政和外交发生明显转变。先是从总统制改为议会制，以拉近跟西方的距离。之后又主动疏远俄罗斯，提高了俄罗斯石油过境费，并声称要退出集安组织。俄罗斯失算了，本以为出兵帮助托卡耶夫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盟友，没想到最后竟被反咬一口。
如果哈萨克斯坦从亲俄转向亲美，势必会在中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军可能会进驻中亚，我国西北将面临更多压力。
除了哈萨克斯坦外，伊朗也有颜色革命的风险。
伊朗政治架构：
伊朗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表面上三权分立，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实际上伊朗最高权力掌握在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手里，宗教领袖拥有神学解释权，掌控治安、司法、舆论等权力。当然伊朗宗教领袖背后也有庞大的顾问团帮助其出谋划策，在治国和外交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体系。
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
去年以来，伊朗局势越发扑朔迷离，去年年底甚至出现了大规模抗议。伊朗局势恶化，有内外两大原因：
一方面，在西方持续制裁下，伊朗经济每况愈下，社会失业率很高，很多民众日益不满。再加上西方煽动，大量年轻人走向街头游行示威。伊朗的盟友俄罗斯又深陷战争泥潭，很难像过去那样对伊朗提供援助，伊朗面临财政吃紧的问题。
另一方面，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多次传出住院消息，这使伊朗内部暗流涌动。伊朗主要分两大派系，保守派主张延续哈梅内伊的政策，宁可得罪西方也要推进核武器研发，并继续与中俄交好，他们得到军队和宗教团体支持。亲西方派则愿意以放弃核武器为条件换取西方全面解除制裁，希望将政策重心从军备建设转向经济发展，这得到伊朗一部分民众拥护。
对我国来说，如果哈梅内伊之后伊朗是保守派掌握政权，那中伊关系依旧保持稳固，伊朗也能继续成为在中东牵制美国的重要力量。可一旦未来是亲西方派上台，那伊朗可能会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美国也乐于让伊朗填补俄罗斯带来的能源缺口。届时不仅中伊关系将面临考验，我国在伊朗的投资项目也会面临打水漂的风险。
总体来看，2023年无论是中亚还是中东，都有颜色革命的风险。一旦伊朗出现变乱，失去俄伊支持的叙利亚政府也岌岌可危。应警惕英美掀起新一轮颜色革命浪潮。
七、中东爆发战争
2023年土耳其将成为中东一大不稳定因素。土耳其作为8000万人口的大国，拥有一定工业实力，配备F-16战机等西方武器，算得上中东头号强国。今年5月，土耳其将迎来5年一度的大选。
埃尔多安经济学——用降息来解决通胀：
如果只是普通选举，那影响不大。但土耳其当前面临极其严重的通胀，美国通胀8%就让民众叫苦不迭，土耳其通胀可是达到80%，相当于老百姓存银行的钱，一年后缩水将近一半。但埃尔多安与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土耳其之所以出现通胀是供给不足导致的，所以应该通过降息来促进企业生产，市场上流通足够的商品后，通胀就能自动降下来。所以土耳其央行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在高通胀期间还开动印钞机搞货币宽松的，土耳其不单物价飞涨，汇率也在急速贬值，这使其外债风险越来越高。
中东民族分布：
如果到今年大选前土耳其通胀问题还是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埃尔多安可能会考虑发动对外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以提高自身支持率，否则他有可能会输掉选举。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以打击库尔德人为借口，蚕食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盘。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和俄罗斯都无力干涉中东事务，而且双方都希望拉拢土耳其，这给了土耳其扩张领土的机会。它完全可以借这个机会抢占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定居点，反正这两个国家军力弱小，不是土耳其对手。
土耳其还可以借助俄罗斯分身乏术的机会，鼓动阿塞拜疆进攻亚美尼亚，没有俄罗斯支持，亚美尼亚无力抵挡，土耳其有望打通前往里海的通道。除此之外，土耳其跟希腊也有矛盾，包括领土争端和历史仇恨，因此不排除希土之间爆发军事冲突，这样欧盟会再次被拖下水。
从土耳其大选来看，如果埃尔多安继续干，那中土关系有望得到保障，他一直主张跟中国搞好关系。中国在土耳其有大量投资，作为横跨欧亚的国家，土耳其也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但如果土耳其是亲西方派上台，那就很麻烦，毕竟土耳其历史上有反华传统，土耳其内部有很多支持“疆独”的势力，如果没有埃尔多安压着，中土关系可能会出现变数。最终结果将在今年5月见分晓。
2023年中东的另一个风险是伊朗核试验。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曾以解禁伊朗石油出口为诱饵，想促使伊朗重新签订《伊核协议》，但被伊朗拒绝了。当前伊朗浓缩铀浓度已经超过60%，离生产核武器只差一步之遥，这意味着伊朗随时都有可能搞核试验。前面也说过伊朗现在面临颜色革命风险，搞核试验可以凝聚社会共识，获取民众支持。
如果伊朗真的搞核试验，以色列绝不会坐以待毙，以军会对伊朗核基地发动空袭。以色列拥有隐身战机F-35，在经过改装后航程可覆盖伊朗大部分区域，届时伊朗和以色列关系势必恶化。
除了土耳其和伊朗外，沙特的立场也很关键。近些年来，沙特和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双方既有能源矛盾也有意识形态冲突，沙特也尝试在中美之间骑墙，推动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美军撤离中东后，留下广阔的势力真空区，沙土伊三国都想趁机扩张。今年中东形势不容乐观，假如战火波及到产油国的话，那油价仍会反弹，全球也有二次通胀的可能。
俄乌战争彻底改变了国际旧秩序
2020—2021年期间，我国凭借出色的疫情防控，经济一骑绝尘。相比之下，我国最大的两个对手——美国和印度，则成为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这两年我国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拉大了与印度的差距。
去年的俄乌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是英美和印度。俄乌持久战对美国极为有利，一艘出口到欧洲的LNG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美国可以赚1亿美金。美国虽然对乌克兰提供了几百亿美金的援助，但它光靠武器和能源出口赚的钱就达到上千亿美金，更不用说削弱欧洲带来的政治好处。
虽然国内舆论喜欢贬低拜登，但拜登的统战能力相当了得。拜登上任后成功整合了民主党，使民主党议员在国会投票的时候空前团结，相比之下共和党则陷入内讧。拜登凭借其强大的统战能力，成功打击了特朗普和普京这两个传统右翼。共和党分裂成挺川派和反川派，北约则因为俄乌战争重新联合在一起。假如拜登身体正常，他可能会选择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如果民主党再干6年，美国离岸制衡的外交政策能得到延续，意味着我国可能会面临美日印韩和欧洲的共同围堵。
最差的情况是，北约可能会东扩到亚太地区，吸纳日本和韩国，甚至包括澳大利亚和一部分东南亚国家，组建一个针对中俄的包围网。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日本和韩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跟北约展开密切合作，未来加入北约的概率并不低。
在很大程度上，俄乌战争彻底改变了全球地缘形势，堪称二战之后影响力最大的一次战争。当初朝鲜战争虽然规模也很大，但中美都无意扩大战争，双方在第一年就进入对峙状态，之后打打停停，直至签订和平协议。朝鲜战争期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经济均保持高速增长，受战争影响很小。相比之下，俄乌战争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使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并打破了冷战后的地缘平衡，反美阵营力量被大幅削弱，使中美对决提前到来。
总的来说，2023年地缘环境很难改善，地缘冲突仍是全球主要矛盾，对今年中国经济复苏可以多一点信心，但对国际局势恶化要多一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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