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于是高宗令分检渠上碾硙,皆毁撤之。未几,所毁皆复。广德二年,臣吉甫先臣文献公(李栖筠)为工部侍郎,复陈其弊。代宗亦命先臣拆去私碾硙七十余所。岁余,先臣出牧常州,私制如初。至大历中,利所及才六千二百余顷。
《全唐文》卷八八僖宗:关中郑白两渠,古今同利,四万顷沃饶之业,亿兆人衣食之源。比者权豪竞相占夺,堰高硙下,足明弃水之由。稻浸稑浇,乃见侵田之害。
《宋会要·食货》七云:(至道)二年四月,皇甫选何亮等言:“奉诏往诸州兴水利,臣等先至郑渠,相视旧迹。案《史记》,郑渠元引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白渠亦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余里,溉田四千五百顷。两处共四万四千五百顷。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顷,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询其所由。皆云:因近代职守之人,改修渠堰,拆坏旧防(原作“坊”,从奏议改),走失其水,故灌溉之功绝不及古渠。……” 由此可以看出从唐朝到宋朝,关中地区的生产力是在迅速下降的,究其原因是权势之家多占水利资源,导致灌溉能力的下降,进而导致生产力的下降,与此同时国家需要的粮食有增无减:
《通典》卷六赋税下“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于此“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十四百万石给充外费 关中地区粮食生产困难就需要从外界大量输入,然而关中地区的运输条件实属恶劣,无论是通过三门峡,还是渭水运输的困难,都让长安作为一个政治中心的存在愈发艰难,也导致唐朝政治中心的东移。
在安史之乱前,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关中,作为经济钱粮的江淮和河北恰好构成了一个三角形,而位于这个三角形中心的正是洛阳,洛阳不但是通济渠的起点,而且距引黄河入永济渠的河口不,再加上唐朝前期没有恶化的运输条件,因此洛阳成为关中联系河北和江淮的最佳平衡点,
故有:
东都有河朔之饶,食江淮之利,九年之储已积,四方之赋攸均 然而在安史之乱后,随着河北的丧失,大动脉之一的永济渠丧失了运输粮食的作用,再加上漕运的变化,是的汴州(开封)成为新的平衡点。紧接着唐中央与藩镇的斗争中,汴州又称为维护漕运安全的军事平衡点,这两个因素的重合直接促成了汴州(开封)的崛起,并逐步取代了洛阳的地位,成为了中原地区的中心城市。
安史之乱后洛阳的衰落
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牛必羸角,舆必说輹, 栈车輓漕,亦不易求。——旧唐书 卷一二三
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汴郑,达于徐方,北自覃怀,至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 卷一二〇 即使几十年后的敬宗时期,洛阳依旧萧索
国家营创两都,盖备巡幸。然自艰难已来,此事遂绝。东都宫阙及六 军营垒、百司廨署,悉多荒废。陛下必欲行幸,亦须稍稍修葺。一年半岁后,方可议行 在唐朝末期,经过黄巢起义和军阀混战,洛阳变得更加残破不堪
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己。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资治通鉴 卷七十三 而汴州则一直保持着重要藩镇的地位,早在唐代宗时期,就在汴州设置了河南节度使,领郡十三,辖区包括黄淮平原的广大地区以及山东半岛。
唐德宗时期,宣武军节度使从宋州迁至汴州,驻军多达十万以上,汴州城的军事力量从此雄视天下,成为了左右全国形势的重镇。朱温更是凭借汴州崛起。
汴州抱吴、楚之津梁,据咽喉之要地
梁宋之地,水陆冲要,运路咽喉,王室屏藩
今之天下之镇,陈留为大。屯兵十万,连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
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 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丞相治所,鸩鹭成列。地辟土沃,兵多 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 更关键的是洛阳的漕运条件渐渐逊色于开封,随着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由开封到洛阳得到航运条件不断恶化,水量越来越少,季节差越来越大,在一年中可以用来运输的时间不断缩短,黄河河道本身,汴口,汴河的通航状况都不尽如人意。在古代社会的技术条件下,既然无法改善漕船的运输能力,那么缩短运输距离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从长安到洛阳再到开封恰恰符合这一缩短运输路线的规律,这一点最终决定开封彻底取代洛阳并一跃成为了国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