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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m 先生珠玉在前,我实在不敢妄言。另外我的能力也很有限,远远达不到研究水平,在此愿以poem先生的回答为纲,仅仅谈一下我个人对训诂学的感受吧。文字学部分期待波斯基先生和赵瑾昀先生吧。
根据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理论,音(音韵)和形(文字)都是能指,而义(训诂)是所指。所以训诂的学习不可谓不杂,必须有一定文字、音韵、校勘、词汇、语法、修辞等科的理论基础,大致对应着形训、声训、互训、义训、递训、反训等训诂方法。训诂的综合性使其与名物、典章、文化、风习、社会心理等方面也密切相关着。
训诂虽然侧重研究语义,但不等同语义学,准确的说应该叫「文献语义学」。狭义的语义学仅指词汇学,研究词语音和义的关联,词义构成因素,词义演变规律等;而文献语义学是研究古代文献中词、语、句、段、篇各種语言单位的意义,包括表达意义的方法、来源等。总体说来是研究语义发展变迁的规律。正是因为训诂的全面解释习惯,训诂可以说是小学中最难构建研究体系的。
训诂方面的书籍大致分两类:一是随文释义的注解,如《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音注》等;一是概括释义的辞书、类书,如「群雅」和《说文》等。我个人学习训诂是从雅学开始的,因为雅学是按名物的角度划分编排的,相对来说容易入手,也很有趣味。比方我不看《郫雅•释兽》的「羚羊夜眠以角悬树,足不着地,不留痕迹,以防敌患」,我就很难理解古诗中出现的「羚」字有超脱世外的意象;看到《郫雅•释虫》「伊威,又云鼠负,食之令人善淫,故有妇名。」,我才能理解苏轼说「朝暮盘羞恻庭闱,幽房无人感伊威」话中的哀怨。我举这例子就是想说明,其实训诂也是很容易入门的。
至于相关系统的理论,可以先从黄侃《量守庐学记》开始,现代训诂学体系基本都是在黄季刚的基础上建立的。辞书类我推荐自己母校的《故训汇纂》,是集大成之作,网上可以免费下载。
另外,学习训诂切忌没有根据的臆断,这也跟考据有很大关联,所以不得不拥有巨大的语料库,这里推荐这个网站
中央研究院 漢籍電子文獻。(这个网站主要是可以用于统计词汇在各个时代的使用频率,另外点开书籍名还可以看见具体的例句和足够的上下文,推知词汇具体含义也是颇有裨益的)
最后,重复一遍poem先生的话,学习训诂也需要投入时间,重在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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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瑾昀 先生的答案非常精彩,极具可读性,我觉得自己很是应该向他看齐啊,以免这个答案显得那么敷衍啊。弗雷泽在《金枝》中说「理论是短暂的,事实的记录则有其永恒的价值」,所以我再补充一些实例来解释一下我自己理解并操作过的几点训诂基本原则吧。
一、训诂应该具有普遍性,不能孤立解释
王引之《经籍释词》说可靠的训诂应该「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同」,王力在编写《古汉语常用字典》时也大力贯彻了这项原则。
《左传▪僖公四年》的「风马牛不相及」的风有三种解释:一是俞文豹的「牛喜顺风,马喜逆风」说,此说尤其诡吊,马牛本身就不同,何必要说遇风才不相及呢?二是服虔的「牝牡相诱」说,这种说法最为常见,认为牛马不同类,不致相诱,但是疑点在于除了「风马牛不相及」这一例外就找不到其他例证了;三是逸走说,《释名▪释天》「风,放也」《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郑注「风,走逸」,孔安国「众人有得佚马牛、逃臣妾,皆敬还」,「马牛其风」与「风马牛」虽然结构不同,但是「风」的词义是一致的。
音韵上,「风」和「放」,分别是凡声和方声,唇音近似,韵部侵阳也通转,很有可能「风」就是「放」的借字。
历史上,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以「负刍」列于「征伐」条后,是因为殷商有以「往刍来牧」为开战由衅的习惯。《费誓》也证明了西周仍有这种牲畜走失可能成为入侵借口的惯例。联系到「风马牛不相及」的语境,也刚好符合楚成王致书齐桓公的目的,因此「风马牛」训为「走失的马牛」无疑。
举这个例子就是为了说明训诂应该要综合考量,参照各种文献,以追求普适的含义。
二、训诂应该具有共时性,不能以今释古,也不能以古释今
疏解文意必须以共时存在的词义为前提。
《孟子▪告子上》讲礼重于色说「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这里「搂」有两说:一是赵岐的牵拽说,二是杨伯峻的搂抱说。均有权威人士的支持,但细思可知孰是孰非。
本义上,「搂」有「抱」的意思可能明代以前是没有的,最早的例证出自《西游记》,最早载其义的是《正字通》。而《说文》「搂,曳聚也」,段注「此当作曳也,聚也,各本夺上也字」,说明「聚」恐非许慎原文。《诗经▪唐风▪山有枢》「子有衣裳,弗曳弗娄」,《毛传》「娄亦曳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鲁》《韩》娄作搂」,都说明「搂」原义是「曳」。
读音上,《玉篇》「搂,玉殊切」是平声,《正字通》注为「郎斗切」是上声,读音相异,「搂」用于搂抱之义,很可能是文字假借,或者仅仅是同形字。
书证上,《孟子▪告子下》「五霸者,搂诸侯而伐诸侯者也」,可知牵拽之义有内证。
文意上,「搂抱」充其量算非礼,焉能「得妻」?唯有强行牵拽才有可能跟抢婚的上古旧俗相对应。
因此,训诂时不可以今释古,反过来以古释今标新立异也不可。比如硬要把「床头屋漏无干处」的「屋漏」解为先秦词汇中「西北角」的意义,也是矫枉过正的例子。
三、训诂应该遵从文献原貌,不能郢书燕说
训诂需要维护作品的本源性,需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料和校勘校正典籍中的错误。
《战国策▪赵策四》「太后盛气而揖之」中的「揖」,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指出是「胥」之误,以《史记▪赵世家》为参照,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但是现在仍然很多教科书上却仍然按照「揖」字解诂。
《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里「富贵」说「得」可以理解,可是「贫贱」也说「得」就殊为不通了。历代或说第二个「得」是「失」之误,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或说应该重新断句,应为「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但是这种不仅让「不以其道」语义残缺了,也仍然没有解决「贫贱」和「得」的矛盾;杨伯峻在《文病若干事》中认为这只是古人不经意的说法,不必深究,我认为这也是最有道理,最近其实的说法了。
当文献本身出现了差错,而我们对其产生原因莫衷一是时,就需要谨慎求证,一定不能滥言通假、轻谈形误、增文成训。比如硬要把「苛政猛于虎」的「政」解为「征」的通假,就是很不科学的例子。
我们如今学习训诂已经很难有老一辈学者寝馈典籍的毅力了,今后恐怕也很难改变,对于这种现状就应该从掌握正确方法入手,养成学术自觉,慢慢杜绝误说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