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他们的饮食是怎样的？

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他们的饮食是怎样的？

转自 同名 公众号。
改善伙食一般靠缴获、打土豪。所以长征路上吃得很差。
1955年授衔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出身于穷苦人家，参加革命前吃不饱饭是普遍现象。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参加革命的，还有像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等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放弃高官厚禄的，毕竟是少数。《彭德怀自述》还回忆了他童年时代跟随祖母出去讨饭的苦难经历。
正因为吃不饱饭，正因为受到欺压，正因为不平等，才要参加红军闹革命。不少人参加红军，只是带着一种朴素的感情和追求，并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对于一帮十几岁的不识字的农民子弟，不能要求太高。
当了红军，行军，打仗，饥一顿饱一顿。吃顿饱饭也不容易。井冈山时期，朱德还得亲自挑粮。红一方面军长征，除了军事上的失利，根据地财政枯竭、山穷水尽也是重要原因。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很多人牺牲，很多人退缩，很多人叛变，坚持下来、活到1949年的，都是幸运儿。靠的是坚定信念，靠的是钢铁意志，靠的是必胜信心，靠的是人民支持。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近9万人，长征途中还有补充，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八千人。
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贺龙的外甥女婿、杨尚昆的妹夫廖汉生中将回忆到，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部队对湘鄂边苏区进行围剿，他当时随贺龙的大姐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原型）带领的游击队在山上打游击，大雪封山没吃的，一伙人好不容易下山从群众家里带回一罐黄豆，每天煮一点。贺英规定，吃的时候，只许“骑马”（筷子立着夹），不许“抬轿”（筷子平着抄）。黄豆吃完了，就四处捡野果，挖野菜，猕猴桃、羊桃子、蕨葛根都没少吃。
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的鄂东北道委、游击总司令部秘书科长刘华清回忆到，1933年11月，国民党部队对鄂豫皖苏区围剿，他随郑位三在湖北红安北部打游击，冬天山上有时连野菜都找不到，只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白天不敢生火，也没锅，只能晚上用茶缸子煮点东西吃。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当地人烟稀少，大片无人区，没有庄稼地，没有牛羊群，有钱没地方花，筹粮十分困难，经常断粮，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大批同志因为饥饿倒下。一口吃的，一口热水，有时就能救一条命回来。红四方面军和改称红五军、红三十二军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过了三次草地，一次比一次苦。
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彭德怀是出名的。黄克诚大奖回忆，红三军团在彭德怀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俄界会议决定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后，派到红三军团部队的一军团干部，经常私下里弄好吃的，引起不少议论。李志民上将回忆，过草地的时候，彭德怀得知部队断粮，有的连队挖草根吃，有的煮皮带吃，以身作则，马上命令把军团部六匹骡马全部杀了，连他自己舍不得骑、经常用省下来的干粮喂的黑骡子也没留下。杀了之后，军团机关也只留下一点杂碎。
宋任穷上将当时担任干部团政委。他们过草地走了七天七夜，每天只吃三两粮、一两片烤羊肉干，主要靠吃青苗，青稞是最好的饭。有一次碰到董必武，抓一点干炒青稞给董老，就是最好的招待。
王平上将时任红十一团政委。团直属队发现了一匹死马，也不管怎么死的，弄来就吃。掉队和他们走在一起的红1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孙毅，本来不吃羊肉和马肉，这会也没那么多讲究了，拿来就吃。过班佑河之后，彭德怀令王平带一个营回去接应尚未过河的部队，王平他们老大不情愿地往回走了几十里，拿望远镜一看，河对岸七八百人都不动了，派人过去一看，除了1名战士还有喘息（后来也没救过来），其他同志都牺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当时担任红六师政委的廖汉生回忆，从甘孜到草地中心的阿坝，原计划走10 天左右，结果走了17 天。红六师只带了一天半的青稞粉（后来从其他师调剂了一点），因此专门规定，各级首长要到连上帮助分发青稞粉，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红17团有一个指导员分青稞粉的时候多拿了一把，马上撤职。到阿坝后，根据前边部队经验，红六师四处翻藏民家的牛粪堆（怀疑里边藏有粮食），打开藏民家里佛龛上供奉的菩萨肚子，也没找到多少粮食，还饿死10几个人。有次实在没东西吃，廖汉生的警卫员烤了一小块草鞋上的牛皮给他，结果几个人推来推去都没吃。过了阿坝，红二方面军全军断粮，沿途的野菜也早被挖光，幸好等来了朱老总让红四方面军留下的一批牛羊。到了水洼多的地方，廖汉生他们开始学着贺龙钓鱼，无盐水煮，后来又有了罗炳辉给的二两盐，吃得津津有味。
全世界唯一两次被授予上将的洪学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接替调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王宏坤负责方面军的后方（筹粮、后方医院、伤病员安置、安全保卫等）。从黑水、芦花到班佑，几百里草地，他们弄不到粮食，就采蘑菇、挖野菜、杀马，有时就把皮带、马鞍煮了吃。洪学智得了伤寒病倒，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老中医开药吃，每天吃水煮小蘑菇（没有盐），冲白糖水喝，才给救回来。
红军征粮，有的时候存在与民争食的问题。当地主要是藏区，一开始藏民不了解红军，基本都跑了，甚至对红军打黑枪。后来，一些头人、寺庙跟红军关系不错，卖了很多粮食给红军。大户无所谓，但对于散户藏民来说，粮食就那么多，红军吃了或带走了，藏民自己就没的吃。红军纪律好，哪怕藏民家里没人，带走粮食也给钱，或者打欠条（当时能想到什么时候革命胜利给兑现？），但即使拿到钱，藏民也不好找地方买粮。王平回忆到，藏民跑了，他们就自己动手割青稞准备干粮，自己动手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当时说，听到牲畜的叫声心就跳，不宰吧，部队没吃的，实在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红军驻地外边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我们就得饿死。”据说建国后给了当地人不少补偿。
走出草地到了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哈达铺，物价便宜，吃的东西就多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红10团通信主任张震，带了2个通信兵，买了3只母鸡、5斤面，竟然没吃饱！廖汉生率红六师在哈达铺休整，有的战士饿得太久，吃锅盔吃得太急太饱，撑死了。
西路军失败后，剩下不多的同志在祁连山风餐露宿，东躲西藏。未来的国防部长、1955年到1988年终于进步一级（从中将到上将）的秦基伟，和几个同志好不容易在一户农牧民家里美美吃了一只羊，睡了一个踏实觉，结果悲剧了，第二天早上被马家军俘虏，后来侥幸在和一批西路军战士被押解到西安的途中逃脱。徐向前、李聚奎上将等比他运气好点，一路要饭回到了陕北。李聚奎路上碰到曾在国民党26路军当兵的一个青年，吃了顿饱饭，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背着不少大馒头上路。欧阳毅中将一路卖字加乞讨回了陕北。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日子也绝不好过。
正因为吃顿饱饭不容易，有人请你吃顿好的、给点好东西，你能记一辈子！1936年11月红军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打响之前，红三十一军行经红七十八师二三二团驻地，肖克带着妻子和10几个人去跟团政委刘懋功（1955年少将）要吃的。炊事员们立即动手，用剩下的1个牛头炒了一锅肉，烙了荞面饼子。肖克一行一扫而光，再三道谢，尽兴离开。40多年后，刘懋功在兰空当司令，肖克前去视察，还记得这事。
王宗槐中将念念不忘，1935年6月，他随红四团行进到卓克基以北十余里处的马塘村，刚安排好住宿，团政委杨成武给了他一包盐，大概五斤重，太珍贵了！
当然，长征路上也不都是苦日子，有打土豪、发洋财、开洋荤的时候。王平回忆，部队在云南白水缴获了不少火腿，没少吃。进军金沙江途中，在一个天主教堂发现不少铁桶饼干和果酱。张爱萍（时任红十一团政委，王平是政治处主任，后来接任政委）懂外文，拿起果酱就吃。王平怕被忽悠，没敢吃，被张爱萍笑话是土包子，后来看马夫吃饼干才跟着吃，后悔没让部队多带一些。
因为吃，还差点闹出命案。1930年10月，红四方面军攻下河南光山县城，当班长的陈锡联在街上遇见了老班长孙玉清。第二天一早，孙玉清拿几个钢板，陈锡联带班里的10几个战士凑了点钱，一起买了几根油条和一碗鸡血汤，每个人尝了尝，结果被定性为“吃喝委员会”，陈锡联差点被抓。没有徐向前及时制止，就没有后来的陈上将了。

红军长征中的饮食总得来说是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的。
进入贵州之前应该是主要吃大米，因为沿途主要产米，通过买和打土豪获得粮食，宿营地吃上一顿，再带上一顿米团行军时吃。
进入贵州之后筹到的粮食除了大米，还有苞谷，有段时间吃糯米，但有红军抵制糯米，说是地主老财吃的，吃了腿软，走不得长路。
进入川西之前，每隔上几天通过打土豪和购买还能吃上顿肉，大多是猪和鸡，但有时候还有鸭和火腿，比如进入云南时吃宣威火腿，在过北盘江前打土豪没收了非常大一群鸭子，一两天都是吃鸭子了。在遵义还下馆子吃过大餐，在茅台渡口还喝过茅台。
进入川西就是吃糌粑，牛羊肉，青稞面，准备过草地时备粮，因为缺少磨，吃青稞粒。野菜蘑菇等，逮住啥吃啥。过草地时最艰难吃的最惨，彭总把战马都杀了吃，皮带、鞋底都煮煮吃了，草根也是吃过的。
进入甘南开始吃面，特别是在哈达铺，吃锅盔大饼，饿怕了的红军在出发时每人要背上两三个脸盆大的锅盔。甘南往陕北羊多，有机会能吃上羊肉。
到陕北就是吃小米饭了。
总得来说，饥馑多，饱餐少，野菜杂粮多，大鱼大肉少，所以说还是非常苦艰苦的。
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饮食相对好点，军级领导后面都背有十几背篓的香肠腊肉。为迎接会师，考虑到中央红军厨师不会做藏区饭，还准备了一批厨师支援中央红军。

1、酥油糌粑bai
　　长征刚进到藏区时，部队里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这是一种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粉，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里用手抓着吃的食物。开始，来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红军战士都吃不惯那股腥味，不愿吃，各部队政治机关只好专门发了材料，解释说藏民的这种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壮是很有好处的，鼓励大家吃下去。
　　2、牛耳大黄
　　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如何筹备粮食？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请来当地通司和老百姓，问清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获知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甚至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牛耳大黄就是其中的重要食材之一，而且《草木便方》中记载，牛耳大黄还有抗肿瘤的作用。
　　3、毒蘑菇
　　长征中某日，杨成武所在的红四团到毛儿盖附近山里去挖野菜，偶然发现了在绿荫树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蘑菇，有碗口大的，有铜板大的，有白的，有灰褐色的，有的上面还有花纹。同志们看到高兴极了，采回来后，用水洗洗，便煮着吃了。怎知吃完后，许多同志上吐下泻，身子软得不行，后来卫生队的医生一检查，才知道是吃了毒蘑菇。上级很快发了个通知，以后再见到这种蘑菇谁也不能采了。
　　4、皮带
　　红四方面军部分战士曾经三过草地。1934年,作为战利品,战士周广才分得一条皮带。过草地时,6位战友的皮带已经相继吃完,轮到吃周广才的皮带时,年仅十四五岁的他却大哭起来,哀求大家不要再吃了。就这样,大家强忍着饥饿，把皮带存了下来。为了纪念那些曾与本身生死相依的战友们,他在皮带反面深情地刻下了“长征记”三字,一直珍藏着。由其大家还写了一首《牛皮腰带歌》

红军在路上一般是就地买粮+没收白鬼子和反动地主的存量+野外寻找可食用的食物。
·红军路过遵义时，很多人品尝到了当地特色的辣子鸡，豆花面，羊肉粉，鸡蛋糕等，物美价廉，士兵们领着银元去下馆子，很多人高兴的说过了年，红军把人家的馆子吃的鸡丁供应不上拿猪肉充数，还被一个军官写在了回忆录里。
·在云南时曾经缴获过服务于白色政府的火腿公司仓库里大量的火腿，云南火腿大家都知道的有名，分了一部分给平常吃不起的老百姓，自己留了一部分，结果炊事员也是土包子没见过，就用做红烧肉的办法烹制火腿，结果油多无味大家不爱吃。
·肖劲光见过世面，他就不要公家烧的火腿，自己领了份生的蒸熟放在饭盒里，每次吃饭就打开来下饭，吃的津津有味。
·路上基本上是向当地农民买粮，有时候买着糯米，有时候买着青稞，有时候买着羊肉，有时候老百姓逃难去了红军发现人家家里的粮食想买又买不到就把粮食带走钱给人家搁下。
·翻雪山和过草地是最苦的，雪山容易冻死人，草地有时野草有毒会毒死人，没办法就把牛皮的皮带皮鞋煮了烤了吃。
·翻雪山基本是凉的煮土豆，辣椒汤，炒面粉，雪加糖精放在缸子里的人工冰淇淋。
·过草地有野菜汤，鲜鱼野菜汤，马肉汤，烤马肉，烤牛皮，煮青稞，野菜炖牛蹄筋等。
·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好点，减员少的多，徐海东还二话不说给主席支援大洋，主席一直记这个情。
·主席建国以后曾经拒绝吃厨师给他做的东安鸡，而是要求吃“长征鸡”，这是把鸡块和胡萝卜土豆野菜等一起烧，因为路上食物匮乏，肉类更少，所以来之不易的一只鸡就放了不少配菜让大家填饱肚子。

麦面疙瘩汤、野韭菜、野蒜、臭蒿子、豌豆苗、蘑菇汤，青稞、牛皮带、旧牛皮鞋、牦牛肉、苞谷、小米、南瓜、蕨根……
　　这是从各种回忆红军长征的记载中找来的部分食物单子。长征一路上从东南行军到西北，沿途移风易俗，红军的胃口也在不断地调整，而最重要的却是红军的胃口不得不一再缩减，这是由于红军是一支非政府补给的部队，长期在外行军，给养完全跟不上，所以食不果腹地行军作战，成为经常的事情。
　　在长征中，“吃”，毫无疑义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吃什么”和“如何吃”。几万人马，粮食自筹。在不同的地区，还得入乡随俗，适应新的饮食环境，甚至还得亲自动手收割粮食，采摘野菜。
　　长征初期，红军将领萧锋听到战士们议论：在白区作战，比在苏区吃得还好一些，就是粮食无保障，老是饱几顿饿几顿。在红军的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之后，将士们的日记或回忆录里，关于缺粮少食的内容逐渐增多，可见食物已经越来越成为心头大事。
　　当时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长征途中只有李德有专配的炊事员，其他领导人与士兵吃的都一样。
　　最有意思的细节是南方的厨子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全都一筹莫展。长征中担任炊事员的大多是江西出来的老战士，在此之前他们从没见过青稞麦，也没做过玉米饭，于是只好动脑筋、想办法，学习新的做饭技术，于是炊事员每到宿营地，首先就忙着到处找碾子推磨。
红军自从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日记里写到与苗民购买糯米的事：“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但经过了解，原来这里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大家只好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籍贯来自东南地区的战士，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吃糯米。红军这段路程多以苞谷、青稞麦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违了的大米。
　　有一个用行政命令解决水土不服的故事：长征刚进到藏区时，部队里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这是一种把青稞炒熟后磨成粉，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里用手抓着吃的食物。开始，来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红军战士都吃不惯那股腥味，不愿吃，各部队政治机关只好专门发了材料，解释说藏民的这种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壮是很有好处的，鼓励大家吃下去。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济部队，红军还从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取食物。有则关于食物的笑话在路上流传：红三军团在渡金沙江前缴获了一些铁桶饼干和罐头，时任11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不知道罐头是何物，就随手扔掉了。结果被懂些外文的政委张爱萍拣到，认出是果酱就打开来吃，而王平怕上当，怎么也不敢吃。
　　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如何筹备粮食?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请来当地通司和老百姓，问清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获知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甚至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一个没有食物的部队，食物与打仗都是将领的头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它们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
　　指挥作战的朱德对食物事必躬亲。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战友：“这些东西怎么做呀?”正在和战士们讲太平军故事的朱德，停了下来，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这些如同一个农民家庭厨房里的温馨对话，让现场的战士印象深刻。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胜利会师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专门为食物的问题通电各个军团，电报讲了如何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规定了各军团的筹粮地区，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携带干粮数量，宣传节粮，严惩浪费粮食的现象。规定每人每天食量为：麦子1斤4两;苞谷、什粮1斤2两;牛羊猪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粮食，每1斤鲜肉按半斤算。还要求部队“每天改成两餐，一稀一干”。
　　从爬雪山开始，粮食的情况日趋恶化。在藏区，红军本来还是想按照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取得藏民的拥护，然后筹粮，准备北上的物资。然而现实却令红军一筹莫展，藏民要么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么就不断地进行骚扰，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并对卖粮食给红军的当地人处以死刑，以示惩戒。红军虽然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当时曾专门发了《总政治部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要求在征集粮食时，“严禁侵犯群众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点利益，绝对禁止强买粮食、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
　　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供奉的粮食，他们把这些多年陈粮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味同嚼蜡，但毕竟是粮食。
　　红军也不得不收割了藏民耕种的青稞，但他们留下了金钱或借据。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对这段割麦经历有这样的描述：“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了少数担任勤务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都一起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把这笔我们不得不从他们这里抢夺过来的给养偿还给苗人和番人。”
　　最惨的一幕发生在草地。由于先头部队的战士们饮用了草地上有毒的水，大都患上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仍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再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他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的烙印，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奥运精神、三峡移民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神六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和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解，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的英勇足迹镌刻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长卷中，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铭记;长征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

文作者：吴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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