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称之为：“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短短几年时间，他们便横扫东北亚大陆，疆域面积辐射到我国黄河以北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版图远远超过大宋王朝，周边女真、高丽、日本及中原王朝闻之胆寒，纷纷纳贡敬服；这是一个神秘的民族，他们较早就开始实行一国两制的治国方略，他们的文化引起美国、意大利等世界各国专家的关注，他们在中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留下惊鸿一瞥，便人间蒸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契丹，直到今天，俄罗斯等国称中国的音义仍为“契丹”。在契丹王朝200多年的统治时期，共设五大皇陵，其中“显陵”和“乾陵”就设在医巫闾山地区，可这两座皇陵的具体方位更是扑朔迷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深秋，一位老人穿行在医巫闾山最高峰望海堂下的密林中，当他来到琉璃寺位置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一座濒临颓毁的寺庙状建筑立于旷谷之中，尽管周边都是残垣断壁，但这风烛残年的建筑仍不失皇家威严。从散落的黄绿琉璃瓦上看，属于典型的辽代风格。在这座建筑的左侧，立着一座七八尺高的方形石室，整座石室用四块岩石拼砌而成。这位老人不是别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先生。
金毓黻从史料中了解到，辽王朝的显陵就设在医巫闾山，民国时期，曾有日本人鸟居龙藏到医巫闾山进行考察。因此，金先生此番是专程来考察辽代显陵的情况。尽管此地建筑风格等都符合辽代特征，但始终没有直接的文字类证据似乎说服力不强。
就在金毓黻有些失落之时，忽然，他从草丛中发现一小块残碑，上面仅存几个字，可这几个字却令金先生欣喜若狂。只见上面刻着“系大辽让国皇帝”七个字。看来，这就是辽太子耶律倍的显陵所在。
金毓黻先生满意而归，可是也给后人留下一条悬念，那就是这块残碑又出自何时？“系大辽让国皇帝”几个字从称谓上讲，明显是后人所为，绝不是当年留下来的。
这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文人，那就是清朝康熙年间吏部侍郎汤右曾。能书善画的汤长官在出差北镇之际，自然免不了游览下医巫闾山美景。他在一首五言诗《医巫闾山》中记录到：“昔者东丹王，校猎来清秋。忽慕吴太伯，举帆越芝罘。随身千卷书，美人同彩舟。丹青入画图，秘府多藏收。洛城血坡陀，归魂招得不。犹闻影殿在，岁久不可求。前年地忽坼，遗踪出山陬。朱门森阴沉，仿佛垂前琉。牧竖不敢入，风雨声啾啾。昨者杨县尹，始掩土一抔。我欲镌之石，大书立道周。”
汤右曾的这段文字，前面主要介绍东丹王耶律倍曾在医巫闾山狩猎居住，后来渡海投后唐，死后归藏医巫闾山的事。史料记载，辽太子耶律倍非常喜欢舞文弄墨，在来医巫闾山狩猎之时，被这里的如画美景所吸引，便与心中最爱高美人隐居于此。他还从中原地区买来数万卷善本图书，在医巫闾山绝顶望海堂建起一座藏书楼。
后来，为躲避皇帝耶律德光的猜忌，不得不带着部分书卷和高美人一起投奔后唐。几年后，耶律倍在洛阳被杀。他的儿子将他的灵柩带回医巫闾山，在此安葬，并建起气势恢宏的凝神殿用来纪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凝神殿以及耶律倍的墓具体在哪人们早已分辨不清。
最值得注意的是汤右曾后面的记录：有一年地陷了，露出了朱红大门，里面阴森恐怖，放牧的和老百姓都不敢进入。地方官杨县令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命人掩埋。等到汤右曾来这里旅游，杨县令当然要如实进行情况汇报。汤长官不仅要做出重要指示，判定这就是辽太子东丹王耶律倍的墓，还要展露一下文采，于是亲自撰写碑文，昭示后人。
这个记录与民国年间出版的《东北古迹拾遗补》所描述的相符，据说以前曾有人见过琉璃寺立有“大辽东丹王耶律倍之墓”的石碑，后来被毁坏了。由此可见，金毓黻先生所得残碑应该就是当年汤右曾撰写的碑文中的一部分。
如今，琉璃寺那些建筑早已难于寻觅，只有一个巨大石槽和散落各个角落的残砖败瓦，仿佛向人们讲述着曾经的历史。依稀可辨的道路与车辙，恍若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契丹皇帝谒陵盛况就在隔日，从那口花岗岩垒砌的井口内，依旧可以舀出一瓢大辽的水豪饮一番。
一千年啊，弹指一挥间。
1970年，各地开展备战备荒运动，就在医巫闾山脚下的富屯乡龙岗子村挖防空洞之时，发现两座辽代墓葬。经过考古人员清理，共挖掘出三块墓志铭。一块为“魏国大王墓志”，一块是在这魏国大王同一墓室中发现的“秦晋国妃墓志”，还有一块是在魏国大王墓室旁另一座墓室中发现的“郑王墓志”。其中，魏国大王和郑王墓志铭中分别有“归葬于乾陵”和“陪葬于乾陵”的记载。
由此可判定龙岗子为辽代乾陵所在地。然而，问题出现在秦晋国妃墓志铭上，这块墓志铭却记载“有诏于显陵开魏国大王玄堂而合袝焉”。明明都是陪葬在乾陵，怎么又诏显陵开魏国大王玄堂呢？
也是在1970年，与龙岗子东面相隔几里远的新立村在挖防空洞时，挖到了一段大型墓墙，还出现许多沟纹砖、琉璃瓦等辽代建筑构件。只是当时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没有进行系统发掘。1991年，北镇市鲍家乡高起村发现一座辽墓，为辽代广陵郡王耶律宗教墓，墓志铭中记载“附葬于乾陵之西麓。”这些墓志铭中的记载，令许多专家学者琢磨不清。
有专家根据龙岗子辽墓推断，位于医巫闾山望海峰下琉璃寺位置应该是辽景宗耶律贤与萧太后的合葬墓乾陵。这里无论从规模上看还是从形制方面看，非常符合辽代鼎盛时期的建筑。可如果这里是乾陵，那么显陵又在何处？
前不久，考古队又在琉璃寺西山发现一处辽代大型建筑遗址，从建筑风格上看，应该就是当年耶律倍与高美人隐居之处。与此同时，考古队又在位于富屯新立村西北方向的骆驼峰下发现一处墓葬遗址，形制与琉璃寺不相上下。在这个遗址西北侧山峰上，有一大型建筑遗址，其规模远远超过望海堂藏书楼遗址。在新立村当年挖防空洞位置，经过考古队初步清理，也发现存在大型墓葬。在未能系统发掘和没有墓志铭出土的前提下，这下面究竟是谁的墓很难定论。
笔者认为，望海峰下琉璃寺位置绝不可能是辽代乾陵。契丹族素来崇拜东向，他们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因此陵寝大多偏东南走向。纵观辽代陵寝，从怀陵到庆陵，都是偏东位置是长辈，然后向偏西方向排列。从龙岗子辽墓分析，都是景宗儿子耶律隆庆一脉，这个皇太弟耶律隆庆属于陪葬父母的，如何能排到父母陵寝前面。那么，如果琉璃寺不是乾陵，是不是耶律倍的显陵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辽世宗的一次祭祀历程。
辽世宗在位执政近五年，杀伐征讨不断，谒陵记载却鲜见于史，这与辽代皇帝十分注重谒陵大相径庭。只有在胡峤的《陷辽记》中，记录了辽世宗唯一的一次谒陵。对于此次谒陵祭祀的对象，学者们持有不同见解。那么，此次辽世宗祭祀的究竟是谁呢？
辽世宗名耶律阮，又名兀欲，是契丹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孙子，东丹王耶律倍之长子。大同元年（947）四月，辽太宗去世，耶律阮即皇帝位，他也是契丹国的第三位皇帝。胡峤，五代时为同州郃阳县令，后为契丹宣武军节度使萧翰的掌书记。萧翰被告发谋反，胡峤因此受牵连被羁押，辗转契丹境数年。回国后，他将所见所闻写成记述契丹地理风俗的《陷虏记》，也是后来的《陷辽记》、《陷北记》。
据《陷辽记》载：“过一大林，长二三里，皆芜荑，枝叶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无草。兀欲时卓帐於此，会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门，两山相去一里，有长松丰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诸部大人惟执祭器者得入。入而门阖。明日开门，曰‘抛盏’，礼毕。问其礼，皆秘不肯言。”有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在所著《祖州城》和法国神父闵宣化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中一致认为，此次祭奠的是辽太祖陵，只是行走方向、里程记载有误。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判断有断章取义之嫌，应与胡峤后面的记述衔接分析才符合事实。按照胡峤所述，安葬太宗耶律德光后“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四百多里的路程恰巧与太宗的怀陵到医巫闾山的路程相符。
医巫闾山位于今辽宁省北镇市境内。有东丹王耶律倍显陵。《辽史》载，人皇王性好读书，不喜射猎，购书数万卷，置医巫闾山绝顶，筑堂曰望海。大同元年，世宗亲护人皇王灵驾归自汴京。以人皇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也就是说，世宗的父亲耶律倍葬于医巫闾山。
值得注意的是胡峤接下来的记录：“峤与部曲东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峤等东行，过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东行数日，过卫州，有居人三十余家。”胡峤这个《陷辽记》是他回国后根据回忆整理的记录，因此，行走方向难免出现纰漏，毕竟当时胡峤属于身陷囹圄之人，在异地他乡辨别方位很难，何况契丹人在中原人面前还有曲折回环行进的习惯，借以迷惑对方。但在地名记载上，胡峤不会出现错误。
辽世宗等此行的路线应该是：祭祀后东行到福州，随后又折回十三山，又东行到卫州。十三山位于今辽宁省凌海市石山镇，属于医巫闾山西南麓尽头。辽代福州在今辽宁省昌图县南马仲河车站北或康平县西北小城子。辽卫州位于今辽宁省彰武县北太平庄一带。由此可见，福州和卫州都在医巫闾山东北方向。胡峤等往返于福州、十三山和卫州之间，必然路过医巫闾山。刚当上皇帝几个月的世宗两次路过医巫闾山却不祭拜父亲耶律倍陵寝，这实在不符合常理。
从有关辽代史料中可以看到，契丹王朝对谒陵非常讲究，无论是征伐还是生子等事宜，都要谒陵祭拜。辽太宗六次谒太祖陵，辽景宗、圣宗、兴宗等五代帝王数十次来医巫闾山也大多是谒显、乾二陵，唯独没有世宗来医巫闾山谒陵的记载。厉鹗《辽史拾遗》卷四：“《册府元龟》曰，永康王兀欲即东丹王之长子也，后改名。笔善丹青，尤精音乐。”由此可以看出世宗也继承了其父耶律倍的雅好。“壬戌，次归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让国皇帝于行宫。群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弑，年三十四。”世宗出征之时还不忘祭祀父亲，可见他们父子感情之深。
综上所述，胡峤在《陷辽记》中描绘的世宗谒陵祭祀场景，应当发生在医巫闾山，是世宗当上皇帝后，对父亲耶律倍进行祭祀，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那么，东丹王耶律倍的陵寝应该在哪个方位呢？在《晋出帝北迁记》中有这样一句记载：“出开州，拜东丹王墓。”辽代开州位于今辽宁省义县境内。由此可见，契丹人让晋出帝拜东丹王陵寝，说明是他们是从开州启程，在向东行走的路上恰好路过东丹王陵寝，亦或距离东丹王耶律倍的陵寝不远，是一处比较方便出行之地。而琉璃寺是在医巫闾山主峰东侧，海拔很高，并不方便大队人马往返。而骆驼峰北侧就有一条通往义县的路，在骆驼峰下这座辽墓遗址正符合耶律倍陵寝的方位。胡乔描述的“两山相去一里”正完全符合骆驼峰下辽墓遗址特征。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形制，与胡乔描绘的一样，只是专家们没有到过骆驼峰，只知道辽太祖陵的黑龙门是符合两山相去一里的特征，所以就将那次祭祀定为祭辽太祖。
金代王寂在《辽东行部志》中记载：“闾阳，辽时乾州也。承天皇太后葬景宗于先茔陵之东南，建城曰乾州，取其陵在西北隅。”这里的先茔绝不是指景宗的父亲耶律阮，应该是耶律倍。骆驼峰下的辽墓遗址正位于富屯新立辽墓西北方向。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谓“契丹主（辽圣宗）葬其母（萧太后）于显州北二十五里”；李焘在《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三中称“辽主葬母于显州北二十里”。此记载与新立辽墓正好相符。辽显州（有人说是现在的北镇城，也有人说是位于北镇庙前）与富屯新立辽墓距离恰好是二十里左右。
《辽史》记载，辽世宗耶律阮死后，被葬于“显陵西山”，应该就是琉璃寺位置。由此勾画医巫闾山显陵与乾陵的大体方位，就是从骆驼峰到琉璃寺间山上部分属于显陵范围，从新立辽墓到龙岗子辽墓，这些山下分布的辽墓属于乾陵范围。而龙岗子辽墓属于袝葬乾陵，这里的守卫仍属显陵护卫管辖，因此，秦晋国妃墓志铭才会出现“有诏于显陵开魏国大王玄堂而合袝焉”的记载。
曾经的万卷藏书楼早已灰飞烟灭，只有当年耶律倍栽植的丁香花依然努力绽放着。站在医巫闾山最高峰举目四望，远山层峦叠嶂，四面美景尽收眼底。遥想当年，小资情调的耶律倍与高美人在这书楼之上，或抚琴作画，或宴饮高歌，这宴席上，有常伴弯弓烈马气宇轩昂的将军，也有颂着小曲温润如玉的墨客，更有眉眼盈盈低首斟酒的美人。可惜，这些都属于往事，只盼得当下之人还能对酒当歌，笑叹这烈酒暖不了秋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