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是民族英雄毋庸置疑，很少提及是因为他并没有被「神化」。
他是个真实的「人」，会切扶大厦之将倾，但也会摇摆纠结。
令人惋惜的是，哪怕不在皇权斗争中站队，他最后也没能逃过「忠臣不得好报」的结局。
文天祥转世
据说于谦是文天祥的转世。
民族英雄文天祥死后成了神，一直受到中华儿女的敬仰，而于谦的祖父就是这许许多多的人中的一个。
于谦的祖父不仅是在心里崇敬文天祥，更是把文天祥供奉起来。
也因为这一层关系，在于谦的母亲身怀六甲时，文天祥托梦给于谦的父亲，说他愿意作为于家的子嗣。
于父梦到自己父亲的偶像，哪还有不答应的，在梦里便答应了下来，之后于谦便出生了。
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是开头的描述，在文章的回目中也能看出作者的寓意，作者的这种想法，其实也是百姓的想法。
小说中的于谦就是应百姓的愿望而生的。
这不仅和于谦生前的行为相关，也是百姓对万历年间社会问题申诉无门的一种愿景。
小说中把文天祥塑造成了死后成神的形象，然后由神降生为于谦，这其实就是把于谦当成当朝的文天祥，是当朝百姓对于谦最真实也是最客观的综合评价。
如此人物是如何长成的呢？
民族英雄的早年
于谦祖上世代官宦，据于谦之子于冕《先肃憨公行状》及于谦同僚王直《侍郎于公墓表》记载，于谦祖上从八世祖开始，直到四世祖于夔，均在今山西、河南等地做官，五世祖于伯仪和四世祖于夔分别被追封为河南郡侯、河南郡公。
曾祖父于九思曾拜杭州路总管，但到了父亲于仁之时，「幼孤贫流落」，隐德不仕，于是作为长子的于谦，便承担起了重振门楣的重任。
只是这些书并不是以写史见长，许多事情也是作者道听途说，所以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也不知道。
但我们能从这些书中看到，于谦在整个中国都是有足够高的人生境界。
许多年后，于谦在《忆老婢》的诗中，也写到了自己少时求学的经历。
而后在十五岁时考取了钱塘县儒学生源，进入吴山三茅观潜心学习，开始接受正规的儒学教育。
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于谦还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特别是他从小就以古代的仁人志士作为学习的榜样。
于谦特别崇拜「宋末三杰」之一的文天祥，甚至将文天祥的画像悬挂于房内。
在其同僚叶盛的《水东日记》中就有相关记载，说是郎中张遂有一幅文天祥的画像，后来将这幅画送给了于谦，听说于谦数十年如一日地将这幅画像挂在屋内。
可以说，于谦之所以如此珍视这幅画像，其实客观地反映了他是以文天祥作为自己的目标去努力的。
另外像诸葛孔明这种被后世文臣所敬仰称颂的忠贞名臣，也同样是于谦欣赏和羡慕的对象。
对于于谦一生的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于谦自己写过的一篇《过南阳挽孔明》中，于谦就曾表达了自己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
甚至可以说，明代整朝对诸葛亮的评价都非常高，于谦受此影响，也成了万千迷弟中的一人。
于谦在多年儒学的教育和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浸润下，形成了高尚的人格和品质，成了儒家经世致用学说的贯彻者，隐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意识。
他做官三十余年，从监察御史到地方大员，直至成为朝廷支柱，一直夙兴夜寐，忠于职守，对百姓具有宽厚爱民的仁心。
鞠躬尽瘁
于谦的政途开始于宣德初年的监察御史一职，因在位时言谈举止皆为上上品，时任都御史的顾佐对于谦钦佩不已。
在朱高煦谋反时（史称「高煦之乱」），于谦跟随宣宗朱瞻基亲征乐安。
朱高煦出城投降后，宣宗命于谦数落朱高煦的所有罪状，事后得到了宣宗的奖赏。
于谦因为在「高煦之乱」中的优异表现，被任命为河南、山西巡抚。
在任时他为官清廉，秉直不阿，对当地的水灾、旱灾皆据实上报。
于谦的清官形象在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中被有意地夸张进行了许多艺术化的处理。
这些艺术上的处理方式，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于谦出任地方官时政绩卓著，在百姓心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于谦仕途真正的开始正是在出任地方官时，因为同时期的各级官员都以国家利益为先，以百姓社稷为先，才有了后世对这段时期「仁宣之治」的评价。
正统年间，他曾上疏谈论关于地方贫困户发放粮食补助的问题，英宗朱祁镇采纳了他的建议。
在地方上水灾治理方面，于谦也是出力甚多，对于河南靠近黄河附近的堤坝决口问题，提出了实用的解决方式。
正统初年，以「三杨」为首的官员对于谦非常器重，对于谦上报的奏章，当天就能批复许可。
可于谦「两袖清风」的做派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因为朝中有「三杨」的照拂，再加上于谦的政绩斐然，当时朝中并没有人会公然与于谦对立。
可「三杨」陆续离开后，内阉王振开始干政，朝中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朝臣。
王振对朝臣实行了高压政策，以一点小事为由头就能将朝廷大员下狱。
于谦原本就是刚正不阿的性子，一直以来不愿自甘堕落，得罪了许多阿谀奉承、贪赂行贿之辈。
得罪了这些人，无论于谦有没有过错，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安上「莫须有」的罪责，于谦便因此下了狱。
但王振察觉到这次事件实在出师无名，牵强附会，便很快将于谦放了出来，但总不能直接官复原职，所以将于谦贬为了大理寺少卿。
可这一决定惹得当时许多官员不满，甚至传到地方，地方百姓也不愿意他们的「青天大老爷」受此不白之冤，便有许多官员得知此事后上疏谏言，希望能让于谦官复原职。
甚至明朝朱氏宗亲中也有许多人持有这种想法。
在巨大的压力下，于谦还是官复原职，再任巡抚。
北京保卫战
于谦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也是成就其身后名的时刻，便是「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
正统十三年（公元 1448 年），因为边防吃紧而调入京师的于谦，出任兵部侍郎。
这时距离土木堡之变不过一年的时间，边关将士多年未得训练，军饷又发不出来，在蒙古瓦剌的铁骑下，明朝军队一触即溃，完全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
正统十四年（公元 1449 年），在王振的一意孤行下，发生了土木堡之变，皇帝朱祁镇被俘。
当时京师的留守官员大为震惊，一时间竟无任何办法。
负责监国的朱祁钰召集群臣商量对策，一种观点是放弃北京南迁。
毕竟当时的明朝在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官员体系，所以赞同这种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
并且这些官员都或多或少知道明军如此不堪一击的缘由，所以也不认为死守北京能有好下场。
在他们心中，国家的利益始终不如国之根本重要。
可当时参与决议的于谦认为那些持「南迁」想法的官员都应该被斩首，他举出宋朝南迁国家国力江河日下的例子进行反对。
朱祁钰听后，采纳了于谦的意见。
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有雄心壮志，再想力拒蒙古铁骑，没有兵将如何能敌？
当时明朝北京的精锐部队都被英宗带往了前线，随着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精锐部队十去其九，京师中剩下的这点兵力哪里是蒙古铁骑的对手？
再加上皇帝都被抓了，将士们的士气也是跌到了谷底，就算有最精良的兵器战甲，未战先怯，哪里还能上阵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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