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深圳正式注册成立，从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PBX）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起步，开始了另人惊叹的富有传奇性的发展历程。2015年华为全年营业收入3950亿人民币（628.55亿美元），净利润达369亿元人民币，纳税额超过337亿元人民币，营收、纳税双双超过BAT总和，在2016年《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榜单中位居129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2015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达1.08亿部，仅次于三星（Samsung）和苹果(Apple)，位居全球第三位。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公报，在企业专利排名方面，2015年华为以3898件连续两年蝉联全球榜首。
华为交出举世瞩目的成绩单无疑让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更另人产生无限遐想的是，华为是财富500强IT企业中唯一一家未上市的公司。
华为高速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中国商业的史诗，是一部商学院的精彩实战案例，其成功的原因是任何一个外人都无法准确归纳总结的。谈起华为的成功，不得不谈一个公众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就是华为传奇的缔造者、独一无二的精神领袖——任正非。
1、不熟不做，内行老板才能看清门道
很多所谓的创业者，看到这个行业爆发，那个生意赚钱，就不管自己懂与不懂，想当然的纵身一跃跳将其中，当投资过半开始运营的时候才发现隔行如隔山，行行深似海，事业发展的趋势和原先预想的出入很大，行业潜规则、合格人才难寻、宣传不得要领、渠道开拓不力、成本超支、竞争激烈……种种难题一拥而上，直至折腾得心力交瘁、弹尽粮绝不得不黯然收场。
创业者要对创业领域有着深入的了解和实践经验，理解越深经验越多越容易成功，反之亦然。任正非选择创办生产销售通信设备的华为公司，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崇拜科学的“狂热者”，一位终身学习的“苦行僧”，一位技术和管理上的“行家里手”！
祖籍浙江浦江的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安顺。任正非的家族算不上文化世家，在任正非的父辈中，父亲任摩逊是唯一一个读过三年大学的文化人。实际上，由于任正非爷爷、奶奶相继病逝，任摩逊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时期，在同乡会的介绍下，任正非的父亲到了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过会计员。但是任摩逊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却积极宣传抗日，认同共产党的观点。任正非刚刚几岁的时候，父亲就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以后的几十年中，父亲一直是这所专科学校的校长，任正非的母亲则是学校里一名普通的教师。
这样一个由老师组成的家庭，对任正非后来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家中7个孩子中，任正非排行老大。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极度贫寒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从来没有穿过衬衣。任正非也依靠自己的勤奋和父母的鼓励考上了大学。
任正非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而这也是他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1967年正值“文革”大潮席卷全国之时，重庆的武斗非常激烈。为了躲避武斗，任正非从大学扒火车回家；结果因为没有票，途中不仅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在火车上还挨过上海造反派的打，硬生生地被推下了火车。经过千辛万苦回到家中，父母却在吃惊之余来不及心疼就让他第二天一早就赶快回去。当时，任正非的父亲由于在国民党军工厂的工作经历已经被揪出来批斗，善良的父母怕别人知道任正非回来探望受到牵连，影响他的前途。
临走的时候，父亲说的一句话让任正非至今仍记忆犹新：“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背负着这种重托，在重庆混乱的环境下，任正非却有毅力静下心来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还自学了逻辑、哲学和三门外语，当时他的英语水平甚至已经达到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而任正非对于那些改变了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们的崇拜和敬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种崇敬和对知识的追寻也最终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
到过位于深圳龙岗区的华为坂田基地的人都会看到，坂田基地的所有道路都是以中外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像贝尔路、冲之路、居里夫人路、稼先路、张衡路等等。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路名都是由任正非本人亲自命名，而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使得原来如农村一般的坂田镇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任正非对于改变人类历史的科学家们的敬意不仅仅体现于此。在1997年底访问贝尔实验室的时候，任正非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年轻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情超越爱情。”而从来不愿意留影照相的他硬要把随访的李一男拉过来，在著名的晶体三极管发明人巴丁先生的纪念栏前合影留念。在随后参观实验室的时候，任正非又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巴丁50年前发明晶体三极管的那张工作台前，伫立良久。甚至，当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将一个纪念巴丁发明晶体三极管50周年的纪念品送给任正非的时候，任正非由衷地表示自己感到莫大的荣幸，并称赞巴丁不仅是贝尔实验室的巴丁，也是全人类的巴丁。
1968年，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之后就直接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工程兵战士。因为没有荒废自己，在“文革”动荡中坚持刻苦学习，使得任正非毕业参军之后在部队中表现出了良好的科技素养。1978年3月，“文革”的混乱结束之后，任正非以军队科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那时候的他只有34岁；而在6000多人的代表当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人。
任正非当时有着不凡的理工科功底，更是一个读书狂，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每年读的书比华为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读的书还多。所以任正非在早年代理香港公司用户交换机（PBX）的时候就逐渐对通信设备行业有了深入的理解和实践经验，为华为走向通信设备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任正非的成功对于现在创业者的启示之一在于：不熟不做。如果不了解一个行业，第一要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去了解，在相关的公司用心工作积累实践经验；如果要进入生产和研发领域，那么最好从代理其它品牌的产品销售开始，掌握销售渠道后再进入生产环节。在创业之初，创业者要在创业领域的研发、生产、管理、销售等关键环节做到一精多通，才能大幅度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2、常打胜仗，吃香喝辣
一万个领导有一万种领导风格，或柔或刚，或弯或直，或宽或严，不一而同；论述领导技巧和领导艺术的理论和课程也多如牛毛，千奇百怪；有不少管理者不停的为揣测上下属心思，置身职场政治而头痛不已。究竟哪种领导才能称之为领袖，被下属心甘情愿的追随呢？任正非最为直白的丝毫不能称之为艺术的领导艺术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做非凡的领袖不在于领导的过程，而在于领导的结果。任正非作为华为的领袖只做到了两件事：第一、相信我，按我说的做准成功！第二、跟着我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这和电视剧《亮剑》中的团长李云龙的领导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妙，李云龙一个大老粗大大咧咧，对下属严格要求，对下属所犯的错误严厉批评和处罚，毫无情面可讲，可是独立团的战士们跟着李云龙就能打胜仗，获得的待遇和装备也比其它团的战士好得多，所以战士们就死心塌地的跟着李云龙干。
很多人都承认任正非有着极强的影响力，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华为员工、管理层甚至是华为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之中，都对任正非有着一种由衷的崇拜。这种崇拜的来源是很复杂的，但是其核心却有着很强的军队特色—不是靠公司政治的手腕、也不是靠驾驭人际关系，而是靠“战场上的长胜不败”。你跟着的一位将军总是可以准确指出方向和问题，跟着他总是打胜仗，你又怎能不对他信服？
1996年底，华为派一位新员工去当时的邮电部情报所洽谈合作，当时情报所所长鲁阳的桌子上正好放着一张《华为人报》，上面有任正非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华为计划用1997年、1998年两年的时间确立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就是成为中国第一。当时华为的这位员工就对鲁阳说，也许任正非只是说说而已，目的是给华为员工打气。鲁阳却认真地对这位员工说：“千万不要这样想。你刚来华为不久，对你们老板还不够了解。我和你们老板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每年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们华为的下一个目标，当时我们邮电部的人也和你现在一样，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话能够兑现。但是，5年过去了，他每年提出的目标都能够实现，现在我们都会非常认真地看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了。”
除了“攻无不克”，任正非的“不自私”也是其拉起一支狼性队伍的关键。任正非上高中的时候正赶上3年自然灾害，当时家里连饭都吃不饱。高三的时候，任正非在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有时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父亲看到后也非常的心疼。但即便是父亲如此心疼，即便是当时家里还有一点存粮，任正非却不敢随便抓一把，因为他知道父母也在挨饿，而且自己还要留给弟弟、妹妹们吃。任正非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华为公司是国内第一批实现全员持股的公司，任正非仅占华为公司股份的1.4%，其它98.6%的股份都由员工持有，一位老员工每年的股份分红就达百万之多，远超其工资数倍。有一位离职创业的华为员工有感触的说道：“在华为干活和创业的一样累，但是赚得钱比当老板还要多。”
华为董事、高级副总裁陈黎芳，2015年底在北京大学宣讲会上给应届生开出的薪酬是：14万到17万起薪，最高到35万人民币每年。从一份华为律师函件中显示：某地区部某销售副总裁岗位22级，每月工资税前82500元。
陈黎芳还在2015年底北京大学宣讲会宣称：奋斗越久越划算，工资变成零花钱。此言一出，华为内外一片哗然。据知情人士透露，此言非虚。
除另人艳羡的工资之外，华为员工还有两大更加恐怖的收入来源：
其一为：分红+升值。按华为《2015年虚拟受限股分红预通知》，每股分红1.95元，升值0.91元，合计2.86元，工作五年基本可达15级，饱和配股9万股，分红+升值达25.74万元，即使不饱和配股，基本分红也可以达到税前20万。工作10年，17级配股普遍超过20万，税前分红+升值超过50万；而23级虚拟股票超过200万股，税前分红+升值超500万。
其二为：奖金。例如2015年终端BG一年发了2次奖金，让其他BG羡慕、嫉妒、恨！由于绩效考核结果不同和扣税严重，研发和服务部门同为15级的资金可能为5-20万不等；海外销售业绩好的代表处销售经理30万，差的也有10万。
除了另人眼红的 “超级胡萝卜”之外，还有超出同行的工作环境和其它福利。
华为2015年底全球员工17万人研发人员占比45%。程序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坐着办公，因此华为公司在员工的座椅投入上更是不贵余力。华为为国内八大研究所和比较大的分部批量定制了达宝利销售的优ioo人体工学电脑椅，单椅市场零售价在3K以上，分红布白框和黑布白框两种，而且网布并不是普通的进口网布，而是专利云纹路设计；除此之外，在椅子后背头枕固定处均印制了华为公司的Logo。
华为公司订制的达宝利销售的优ioo人体工学电脑椅与普通座椅相比，在设计上更突显优美高雅，除多达12种的调节功能外，更是增加了3D弹性腰枕支撑系统（给予腰部三维全方位的动态支撑，舒适支撑腰部第3-5节脊椎）、互动式颈舒宝系统（利用材料的塑性弹性自动调整对颈部的支撑）和折叠式躺舒宝（可在座垫前延展出一个用于搭腿的网布垫，配合椅背后仰功能，用于午休小憩或135度躺式办公）。
华为公司在全球有70多家分公司。而设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华为欧洲供应中心，是华为在欧洲乃至全球供应链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给予员工更好的办公环境，华为匈牙利分公司将办公空间设计改造为开放式的公共协作区Elematrix、私密性的会议区、人性化的工作站M-box以及舒适健康的达宝利销售的人体工学办公座椅金卓Enjoy，这一切都保证了员工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1998~2000年，华为在深圳建设坂田基地的时候，手中拥有充足的现金。当时，企业投资房地产正风行一时，即使是联想这样的老牌IT企业也都投身到房地产这块巨大的“市场”中去分一杯羹。但是，任正非对此似乎一点兴趣也没有。相反，他把研发大楼和培训中心作为投资最大的基建项目，仅培训中心硬件投入就超过10亿元，以至于许多员工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一个培训基地修成超五星级的“豪华酒店”？有职工酒店式公寓、游泳池、室内羽毛球场、运动、休闲中心、多个职工食堂。
很多海外的伙伴来华为培训考察，学会的第一句汉语是“你好”，第二句就是“好吃！”来到华为位于多个区的多家餐厅，会一改你对食堂的偏见，仿佛走入美食的联合国。有醇鸭季大厨“立体式刀法”片下的现烤的烤鸭；鲜悦烘焙的星座蛋糕成为生日宴中的重要角色；“牛魔王”入口即化、肥而不腻的胸口肉，凑肥搭瘦、肉质鲜美的吊龙肉令人欲罢不能。每逢Family Openday，E区主题餐厅就变成了一片温馨的乐园，到处都是孩子的身影。还可以在娃娃机给孩子抓一个小玩偶！想家的时候，只有家乡的美食才能慰藉思念。上海的生煎包、四川的燃面、水煮鱼、重庆的火锅、麻辣香锅、西北的手抓羊肉、客家的盐焗鸡，苏杭的泉水蛙在华为都应有尽有。不管你来自哪里，在华为都能找到家乡的味道。
惬意的午休时光，除了美美的睡一觉，最该去的地方就是每个园区各具特色的咖啡屋了。那里是结识志同道合伙伴的绝佳场所。
华为的品牌、实力日益强大、华为人享受到的薪酬、待遇与国外同行相比并不逊色，这也导致一部分华为驻外人员在当地骄纵起来，以至于任正非点名批评及时刹住了部分驻外人员的骄奢自大之风。
但是这种现象仍然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任正非实现了“领袖”的终极目标：带兵打胜仗，让员工充满成就感和荣誉感，给员工超出预期的物质回报。在领袖终极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员工极大满足之下，对于一个肯把98.6%的利益都让给员工的老板来说，一切领导的手段都是细枝末节，即使有瑕疵也是瑕不掩瑜了。
例如军队的烙印也给任正非带来了日常工作中的暴躁脾气。任正非的“直接沟通”也许是军队文化的一种延续，没有温情脉脉、更多的是怒吼和咆哮。华为的高管私下就说，得到任正非的一次表扬就好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而“挨骂”却是天天都可能发生的“家常便饭”。
任正非的“直接沟通”风格也让其主持会议的效率极高，参加会议的人发言一般都是直奔主题，如果偶尔说出一些与议题无关的“废话”，任正非要么直接打断，要么就冲发言人说上一句“少放臭屁”。
1998年，任正非在公司内部的一次会议上半开玩笑地说，以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部队里很难得到晋升，还是朱建萍（当时华为的宣传部部长）的一段话说出了其中的缘由。朱建萍说：“怪不得你在部队里得不到提拔，像你这样坏的脾气肯定很难与领导处好关系。华为人之所以可以容忍你火暴的脾气，只是因为你是老板而已。”
所以，老板管理员工，更应该是考虑如何做好事而不是如何做好人。把事业做好，把企业做好，只要你做到公正不阿，懂得财散人聚，不必拘泥于是否擅长驭人之术，自然会有一群信赖你追随你的铁班子；反之事业、企业做不好，即使领导每天与属下推心置腹、称兄道弟也不能长久。
一位营销大师曾经讲过：“不要做让下属喜欢的领导者，而要做让下属尊敬的领导者。”这句话也算道出了“领袖”的真谛。
3、不抬头做企业明星，只低头做明星企业
今天，伴随着华为崛起所吸引的注意力，很多“没有进过华为大门”的人都可以讲述任正非的故事，而任正非也给这些人留下了足够多的文章和语录来进行分析和猜想，但是想真正了解任正非是很难的，因为他留给公众的全都是背影。任正非为什么要刻意回避媒体、回避公众活动、甚至回避传播华为经验？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位神秘的企业家。
任正非的面孔在公众视线中消失，是1998年以后的事。1998年的华为以80多亿元的年营业额雄居当时声名显赫的国内通信设备四巨头“巨大中华”之首，势头正猛。而华为的首领任正非不但没有从此加入到明星企业家的行列中，反而对各种采访、会议、评选唯恐避之不及，直接有利于华为形象宣传的活动甚至政府的活动也一概拒绝，并给华为高层下了死命令：除非重要客户或合作伙伴，其他活动一律免谈，谁来游说我就撤谁的职！整个华为由此上行下效，全体以近乎本能的封闭和防御姿态面对外界。
其后的任正非几乎变成了一个神秘人物。2002年的北京国际电信展上，任正非正在公司展台前接待客户。一位上年纪的男子走过来问他，华为总裁任正非有没有来？任正非问，你找他有事吗？那人回答，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见见这位能带领华为走到今天的传奇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任正非说，实在不凑巧，他今天没有过来，但我一定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他。
关于任正非的神秘出没还有很多故事。有人去华为办事，晕头转向地换了一圈名片，坐定之后才发现自己手里居然有一张是任正非的，急忙环顾左右，斯人已踪影不见。有人在出差去美国的飞机上与一位和气的老者天南地北地聊了一路，事后才被告知那就是任正非，懊悔不迭。
下图是2016年4月份，有网友偶然拍到72岁的任正非深夜在虹桥机场独自拉着皮箱排队等出租车的照片，身边竟没有一个随从人员。网友大呼：“谁要是敢动任总一根汗毛，全中国人民和他过不去。”
近年来，华为进入手机这个消费电子行业，也出于打开国外市场的需要，华为与境外媒体来往密切，和国内媒体的接触也灵活了不少，华为一些高层也开始谨慎露面。但是唯一没有解禁而且没有任何解禁迹象的就是任正非本人。
和其他因为种种原因保持一定程度“低调”的企业家相比，任正非消失之彻底、规避之严苛，在旁人看来几近刻意。有人曾问任正非的一位好友，任正非退居幕后或退休时，是否可能会以合适的方式总结一下他多年来的创业经历？回答是：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
但是，不露庐山真面目的任正非却有着许多争相展露头角的企业家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是以华为在行业乃至国际市场的实力和影响力为基础，同时也是任正非本人看似扑朔迷离实则清晰鲜明的个人形象所致。每每到华为发展的关键时刻，任正非即适时抛出《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华为的冬天》等充满了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文章，这些文章或演讲稿不仅在华为内部流传，在同行乃至整个企业界都流传甚远、万人争读，有人甚至能大段背诵出文章的精华部分。而与此同时，《我的父亲母亲》这样的文章又展现了任正非理性和激情背后温情的一面。
如此的“语录”或许并不是任正非刻意所为，但这种偶尔露峥嵘的方式却一再成功地强化了他的存在感。以至于华为的同行曾不无艳羡地猜测，任正非施展影响力的策略的确高深。
另外，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总结说：“由于家庭背景原因，‘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培养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
企业与政治往往一线之隔，政治家的底线是安全，毕生追求及最高目标其实更是安全。任正非不是政治家，但是作为有着深刻政治定位的企业家，他也一直把企业的安全作为基本原则，坚信只有安全才可以保证企业持续的发展。毕竟，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创造历史。
他有一条坚信不移的法则，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企业成为“出头鸟”是企业家的梦想，但企业家切不可太过招摇和张狂。随着华为成为中国企业界的翘楚，并开始与国际列强抗衡，华为的事情就微妙了，各种声音、各种目的就多了，哪一天轰然倒塌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暴露，尽管这样做会有很多损失，却能规避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不抬头做企业明星，只低头做明星企业”这是领袖任正非传授给创业者和企业家的另一条成功经验。许多创业者和企业家逐渐陶醉在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参加活动、颁奖领奖、培训讲学之中，说得好听些是宣传品牌和产品，但是更深层的驱动力仍然是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虚荣心。他们迷失在颂扬声和闪光灯中，而放松或淡忘了作为企业领导人的天职是经营好企业，思考发展方向，引领企业发展，成为国内行业的翘楚，挺进世界500强。一心不得二用，企业家将心思更多的用于个人光环的攫取上，必然只有更少的精力来经营和管理公司，顾此失彼，为企业埋下失败的种子。
事实也证明，绝大多数热心抛头露面的明星企业家和创业者在耀武扬威了几年后纷纷悄然归于沉寂！热爱做秀的陈光标债务缠身、慧聪郭凡生惨淡经营、脑白金史玉柱曾被捧杀得巨人大厦倒掉、神奇百货王凯歆破产倒闭等等；原来参加过赢在中国、参加过各种创业选秀节目的商业明星们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们的企业又经营的怎么样呢？
国际上许多百年企业的CEO都是声名不显，例如世界500强的百年企业3M公司现任历任CEO知晓的人很少。除了中国古话所讲的“人怕出名、猪怕壮”之外，企业家要想清楚经营企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是留给世界一个光环缠身的人物，还是留给世界知名的品牌和产品，一个组织机构完整、决策和运行机制科学的能够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人而自行正常运作的百年公司？
一个企业家的工作时间仅仅不到40年，积累再多的光环，有助于事业的百年长青吗？只有客户接触到的品牌、产品和服务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础，企业本身这个“钟”比企业家这个“敲钟人”更为重要。
另外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人性善变，兄弟反目、父子成仇、夫妻分飞……至亲尚且如此，路人转粉，红粉转黑粉更是变脸比翻书还快。昔日的锤粉今日就能状告罗永浩，昔日成功时把企业家捧上天的媒体人在今日失势时把可以把企业家批得体无完肤，种种残酷的现实不禁让人唏嘘。如此的企业家明星不做也罢。抛头露面、指点江山应是媒体人和所谓的专家、大师这类人物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想成就一个像华为一样成功的企业，作为企业家就该像领袖任正非一样韬光隐晦，低下头沉下心踏踏实实把企业经营好，一个持续赢利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光环。
如果你想发声，不妨学学任正非写出《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华为的冬天》等锦绣文章，在文中表达你的观点和看法，不必宣传文稿，若是庸文，自娱自乐；若是佳文，自会转载传播，至于他人如何评价文章，企业家就应该有武则天无字碑的胸怀，“是非功过任人评说”，再与作者无任何关系。
4、戒奢戒傲，净本清心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两句论成败的古语值得创业者和企业家牢记。一句是“成由勤俭败由奢”；另一句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任正非将这两句话切实贯彻到自己的行为和公司的治理中。
戒奢，勤俭深植于任正非的灵魂深处，贫寒苦难的成长经历给了他抵御奢侈侵蚀的盾牌。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从来没有穿过衬衣，所以即使是很热的夏天他还是穿着厚厚的外衣。当时，家里是2~3人合用一条棉被，而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时造反派来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可能会比较富有，在看到如此状况的时候连他们都惊呆了。
当时，任正非到大学住校需要一条被子，而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办法，任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后给了他，这条被单就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陪伴他度过了难忘的大学生活。
家境的贫寒让任正非一直到现在依然保留着勤俭节约的传统。1997年年末，华为公司的高层在珠海召开公司战略规划会议。午餐的时候，每张桌子上坐了8个人，会务人员却只给点了三四个菜，任正非就笑着说负责会务的何佳太抠门。而实际上，华为所有的高层心里都明白，宁可先少上几道菜，不够再加，也比让任正非看到餐桌上出现浪费要好很多。
2000年之后，华为公司的条件已经非常不错了，在深圳的坂田基地还设有专门宴请来宾用的高级餐厅。但是，每次宴请外宾的时候只有任正非面前的一份吃得最干净。有一次，新来的服务员不了解情况，以为总裁还没有吃饱，就问他是否还要再加点什么，任正非赶紧说不要了。华为内部都知道，即使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也会把自己的那一份全部吃掉。
对今天普遍强调“宁愿浪费也要注意养生”的人们来说，这似乎是个难以理解的习惯；但是，与任正非有同样经历的那一代人一定可以理解这种习惯的由来。
出身贫寒的许多中国企业家往往存在一种“矫枉过正”的普遍的现象—由于过去吃苦太多而形成了对个人财富积累的过度追求，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在任正非身上发生。甚至任正非的节约是在华为出了名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华为整个的价值观。
在华为登顶中国市场成为100亿规模企业的时候，任正非还一直开着一辆二手的广州标致，直到2000年左右，才在大家极力的劝说之下，出于安全考虑，换了一辆白色的宝马，但仍然坚持不配司机，他的秘书通常都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由“任老板”充当驾驶员。
虽然任正非并不要求所有高管都自己开车，但有人开玩笑说，老板的习惯至少让其他高管就此失去了“开好车”的机会。
华为内部一直流传这样一个关于“车的故事”。有一年任正非去新疆办事处视察工作，当时华为的新疆办主任，是一位刚刚从业务一线提拔起来的“新官”，对任正非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了解，基于中国传统企业对高级领导“巡视”的重视，特意租用了一辆加长的林肯轿车去机场迎接任正非的“光临”，任正非刚下飞机，看到接他的是一辆豪华轿车，当时就非常气愤，上车之后，就把办事处主任给臭骂了一顿。
他先质问，派这样的轿车纯属浪费，办事处的一般车辆就足够了，即使办事处车辆不够，他也完全可以打辆“的士”。接着任正非越说越生气，干脆指着那位主任的鼻子说：“再说你只要派司机来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你亲自来迎接？现在你应该待的地方是客户的办公室，而不是陪我坐在车里！”
任正非对自己工作和生活上的节俭与对员工薪酬和待遇的大方两者并不矛盾。不受物欲所累，也使得任正非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全心全意操纵着华为这艘巨轮远航。
反观一些爆发户穿金戴银驾豪车搞外遇，好日子并不会长久；一些富二代因为没有经历过长辈那些物质极度匮乏的苦难日子，对勤俭豪无概念，挥金如土，也注定着他们不会经营好父辈留下来的事业。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的儿子尹喜地爱车如命，2009年购买的布加迪威龙价值3000万，他老爸要卖出750辆价值4万元的力帆520才能买得到一辆，另其父大为震怒！有报道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在获得风险投资的第二天就为自己换了一辆豪华座驾，令风投公司失望之极，这样迷失于奢侈和面子的创业者自然不会有大的成就。
每每到华为发展的关键时刻，任正非即适时抛出《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华为的冬天》等充满了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文章，为华为员工和组织日益滋长的骄傲自大的情绪泼上一盆凉水。
任正非如同政治家一样执著于华为的“安全”，最终还是源于内心深处对理想无比执著所带来的不为人知的恐惧感。早在1994年，华为还鲜为人知，销售额也不到10亿的时候，任正非就喊出了要和西门子、阿尔卡特比肩成为世界电信设备商“三甲”之一的口号，梦想固然伟大，但随着华为规模的增长和竞争程度的加剧，他很快就意识到心中理想与现实环境的巨大差距，即便如此，任正非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对这个远大目标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内心世界不由自主地同时陷入到另外一种情境当中，就是对目标极有可能无法实现的担心和恐惧。
在外界一般人看来，任正非是一个有着非凡魄力和胆识的无畏者，但实际上他在重大战略方向和原则的决策上却表现得异乎寻常地谨慎。对于资本运作，任正非也是一贯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他心里明白，在没有具备相当的整合能力之前，即使资金非常充足，也不会贸然采取大规模的收购行动。
人们普遍认为华为大规模地引进IBM推行西方式的流程体系是一种激进的行为，但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了任正非的高度稳健，在成为国内的龙头老大之后，任正非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与国际对手间的巨大差距，如果不首先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流程化组织和职业化的员工队伍的话，则不可能在高端的产品及市场领域与竞争对手抗衡，更无法实施收购兼并策略，因为一群青纱帐里走出来的“农民”绝不可能去运营国际化的现代企业，也无从去消化买回家来的“西式大餐”。
《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任正非认为只有时刻有更高的目标，满怀忧患意识，稳健前行，华为才能避开暗礁越行越远。
如果把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比做一个人，那么这个朝代的衰败就是从这个人开始骄傲自满、不思进取、反应麻木、行为迟缓开始的。同样在企业经营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企业开始腾飞是因为创始人高瞻远瞩、苦心经营、背水一战完成某个惊人的目标开始的，也同样是因为伟大的目标实现后，企业家没有制定新的伟大的目标，反而居功自傲、裹足不前开始衰落的。
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在1908年生产了第一辆T型车，至1927年停产为止共计销售了1500多万辆。T型车以其低廉的价格使汽车作为一种实用工具走入了寻常百姓之家，美国亦自此成为了“车轮上的国度”。T型车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其亨利·福特的数项革新，包括以流水装配线大规模作业代替传统个体手工制作的面世使1908年成为工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然而自从福特创造出流水线和T型车之后就开始自满骄傲，走上固步自封的道路，在T型车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新的车型推出，错失了多次汽车技术革新的机会，以至于后来福特汽车危机四伏，在80年代初期出现美国企业史上最大的年度亏损，3年内共亏损33亿美元，差一点倒闭，之后才开始令人称羡地反败为胜和长久所需的企业再造。
1952年，全世界民航制造领域的一场楚汉相争悄然开始了。在民用飞机制造领域，道格拉斯公司（即后来的麦道公司）一直是行业的领头羊。当时没有一家飞机制造公司能够证明民用喷气式飞机有市场，竞争对手道格拉斯公司更是坚定地认为螺旋桨飞机会继续主宰民航飞机市场。而当时主要替军方制造飞机的波音公司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方定单锐减，51000名员工被裁减到了7500人。正是这样痛苦的经历使得公司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民航飞机市场。为了开发喷气式飞机的原型，大约要耗费过去5年平均年度税后纯利的3倍，相当于公司整个净值的1/4。然而，为了实现民航飞机市场领导厂商的远大目标，波音公司开始了它的豪赌。波音707就这样诞生了，民航市场从此进入了喷气式时代。与此同时，守旧的道格拉斯公司眼睁睁地看着波音公司不断推出新的机型，自己只能扮演一个苦苦追赶的角色，最后落到了被购并的地步。
除此之外，世界上最早研发出数码相机的柯达公司却将这项技术束之高阁最后死于其它品牌的数码相机围追堵截之下；因为开发迷你随身听“Walkman”而迅猛崛起的索尼没落于未及时进入MP3播放器市场；在手机行业，最早生产便携式电话的摩托罗拉败给了给手机添加短信功能的诺基亚，而诺基亚又迅速败给了将智能电脑系统融入手机的苹果公司……
数不清的企业衰落案例血淋淋的阐释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断制定伟大目标，时刻保持危机意识，积极而谨慎的前行这一基业长青的真理。
《华为的冬天》里这样写道：“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的人太少，也许就快来临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华为公司老喊狼来了，喊多了，大家有些不信了。但狼真的会来了。今年我们要广泛展开对危机的讨论，讨论华为有什么危机，你的部门有什么危机，你的科室有什么危机，你的流程的那一点有什么危机。还能改进吗？还能提高人均效益吗？如果讨论清楚了，那我们可能就不死，就延续了我们的生命。”
（文中很多的资料引自吴建国先生的著作《华为的世界》，特此鸣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