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家军在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这样严格的军纪下如何保持如此高的战斗力的？

如上 以南宋好像也提供不上太多的军饷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问军队的收入来源。
军队的战斗力来源一是精神一是物质。
精神方面有政治因素有组织因素。古人说的“以治胜”，通常就是讲的组织因素，但是杂糅了政治因素进去。因为古人也发现组织工作必须以政治导向为核心。所以就构成了表面上讲组织工作实际上强调政治导向的、杂糅在一起的指导思想。
物质方面则相对复杂。表面上看应该涉及到的是薪酬分配、赏罚激励、升迁调动、后勤补给等直接经济因素，实际上和军人的阶级身份以及社会的阶级构成这些社会经济构成模式都有关系。
精神因素在关键时刻可以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在平时需要坚强的物质因素来涵养精神因素。
所以要保持好的组织度，不光要有政治导向，还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
就这个问题来说，想问的其实是直接经济因素。甚至可以粗略简化为薪酬和后勤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说，在没有掳掠的情况下如何维持住了组织度，进而保证了战斗力。
这就涉及到组织度是否需要靠掳掠来维持的问题了。
我们看古代史上的游牧民族入侵，往往都是要掳掠的，似乎掳掠是维持组织的必要因素。近现代史上不是游牧民族的日本入侵，也和古代游牧民族一样，也要进行掳掠，似乎掳掠的确是维持组织的必要因素。如果考察蒙古西征的历史，那么沿途屠杀似乎也是维持组织的必要因素。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但是背后的逻辑关系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去看早期的军事著作，例如《孙子兵法》，居然可以看到答案。
《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受限于春秋战国时期后勤技术条件的限制，己方顺利抵达前线发挥作用的物资只有己方动员物资的二十分之一。于是掳掠获得的物资补给，一份物资可以抵消自己后方动员物资的二十倍。于是《孙子兵法》提出了因粮于敌的军事经济策略。
所以事情还是比较清楚的。掳掠是解决军事行动物资补给的重要手段，特殊情况下甚至是唯一手段。这反映的是特定条件下军队后勤补给能力的脆弱性。所以游牧民族和近现代日本以掳掠为重要特征的军事后勤行为，反映出了他们后勤能力低下的特点。
这从后勤角度解释了一部分问题。但是还有一部分问题，就是组织性的问题，没有充分解释。
对此《孙子兵法》也有分析。
《孙子兵法》明确指出，深入敌境以后，军队会由于恐惧而变得更加具有凝聚力。这和在本地作战不同。在本地作战，同样是由于恐惧，军队会倾向于逃散回家。这样一来，同样是出于恐惧，一方变得高度团结，一方变得高度涣散。
那么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游牧民族入侵时，由于往往是无后方作战，所以变得更加凶狠，掳掠起来也更加急迫残忍。日本后勤能力不足，也表现出了类似情况。
那么反过来说，作为本土作战的军队，一般来说后勤没有这么脆弱。即便后勤脆弱，需要采取临时措施，比如说以征收、征用的名义进行与掳掠相似的物资征集工作，一般也会采取事后偿还的方式予以弥补。
因为本土军队需要考虑政治影响问题，他们的最终目的往往是继续维持与民众的合作关系。入侵军队则往往需要粉碎民众原有的组织关系，通过树立权威来新建合作关系。二者有本质不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岳家军保持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严格军纪，就有助于他们在光复区和沦陷区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从而与各地民众形成潜在的合作关系。一旦他们出击到这些地区，就会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后勤体系建设，从而避免了后勤过分脆弱的问题。那么从后勤角度说，岳家军的战斗力就是有着充分保障的。
与此同时，这一军事纪律保证了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并为随后必然到来的政治统治准备了充分的正义性。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一看明清战争。明军的后勤补给体系问题十分严重。名将卢象升在本土作战，却断粮三天，最后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被迫与清军主力作战。其他明军也因为在本土行军而断粮屡次闹出哗变事件。明军对后勤应该是十分重视的，但是决策层似乎对此缺乏足够认识。像觉华岛这一重要后勤补给基地沦陷、大量物资被后金掳走，明军竟然以宁远城未陷落为亮点，对此战进行了表彰。后金攻宁远是为了取得战果，当他们发现觉华岛才是战果的时候，选择了放弃宁远转攻觉华，并成功获得了胜利果实。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宁远算什么胜利呢？秃鹫吃腐肉的时候发现宁远只剩下了白骨，肉都在觉华，于是放弃了宁远去觉华吃饱走了，这算什么胜利？这是严重失败才是。明军的掳掠行为十分严重，被指为流寇的农民军甚至都可以在军纪上超越他们。清军则连续五次入关，隔两年就来一次，每次都掳掠大批人畜，弥补由于满清封建主残酷剥削导致的人力资源损失。双方都缺乏足够的正义性。
宋军在后勤上也十分无能。雍熙北伐的时候宋军主力在河北平原上跑了几次折返跑，就把粮食吃光崩溃了。在西北地区，宋军修建了大批堡寨，看起来保证了后勤道路通畅，实际上每次出击都死在后勤上。
岳家军之所以分外强大，就是因为岳飞成功经营起了一支后勤上有了充分保障的重兵集团。然后这支军队就被宋朝自己干掉了。
岳家军有良好的后勤保障，又有良好的纪律保障，战斗力就可以保持在较高水准上平稳发挥。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得力。而这些也是他们组织工作做得好的表现。
掳掠表现出来的是军队的政治特性，并不能代表战斗力。就像中国的古人喜欢用豺狼形容游牧民族入侵者，不是因为惧怕他们， 而是以此点明消灭他们的正义性。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执政者要像农民一样组织经济建设、保护经济建设成果。特别是要像农民保护农田一样，像鹰隼驱逐鸟雀一样，将破坏经济建设的敌人消灭掉。
中国古人在称游牧民族为豺狼的同时，自称为熊虎。这和现代的叛徒公知是不同的。那些河殇派往往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术语，将入侵者称为豺狼的同时，将自己称为绵羊。所以他们脑子里是“狼图腾”，是狗一样的东西。
中国的政治术语是将入侵者称为豺狼的同时，将自己称为熊虎。而且称为熊虎的同时，中国政治哲学明确是以农夫保护农田的角度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定义与限制。而不是像西方政治的羊群哲学一样搞羊狠狼贪的暴虐统治。
二者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军纪本身就是战斗力的一部分。
就拿当年红军渡金沙江这件事情来说，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军在皎平渡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河行动。由于当时的船数量有限，因此红军制定了严格的渡河守则，并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对船进行座位编号，并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协调战士上船。而对红军战士来说，没有接到命令前需原地待命，不得接近渡口，接到命令后需在第一时间登船，不得迁延。
在这样的组织下，红军仅凭几条渡船就在七天之内将几万名红军渡过了金沙江。
而在红军度过金沙江之后，追击的薛岳部队准备在龙街渡渡口过江。但因为未能组织好过江的次序，薛岳部队在江边陷入了混乱，因为争抢过河而出现的打斗时有发生。在可以充分调用各方资源的前提之下，薛岳部队用了十四天的时间才全部渡过金沙江。
在这个过程中，红军与薛岳部队并没有直接交战，但因为军纪的差距，双方已经拉开了十几天的距离。正是有了这个时间差，红军才能渡过大渡河，彻底将追兵甩开。
如果红军部队的军纪跟薛岳部队一样，那这仗根本就不用打了。

宋朝是一个允许军队经商的朝代，而岳飞和岳家军不但经营有方，而且还不贪污，保证了士兵的军饷供应。岳家军军纪严明而又能保持强悍战斗力，根本原因在与不差钱。
宋朝商品经济发达，而军队数量庞大，冗兵严重，朝廷不得不允许军队自行经商，称为“回易”，其结果就是回易行为“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军队的战斗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更加堕落，因为大将们忙着发财，甚至役使军队从事商业活动，荒废正常的训练。如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就士兵运输朝廷管制商品茶叶，从中牟利。
宋朝军队在经商之余，要想打造一支无坚不摧的劲旅，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经营活动由专人打理，军队专注主业；（2）回易所得全部用于士兵补贴，将领和经手者大公无私，不贪一分钱，洁身自好。这是极度考验人性的，几乎没有人做到。
但宋朝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位异类，他就是曾说出“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名将岳飞。
南宋中兴四大名将人人都是挣钱的好手。
岳飞任命了一个叫李启的职业经理人，专门打理岳家军在鄂州、襄阳一带的酒库、典库、营田、房钱、博易场。李启这个人“有心计，能斡旋财赋，佐飞军用甚多”，他经理的岳家军产业共有十四库，“岁收息钱一百十六万五千余缗，营田稻谷十八万余石”，除这一宗外，在鄂州的典库、房钱、营田杂收钱，在襄阳府的酒库、房钱、博易场等零星收入一年也有四十一万五千余缗。
岳飞本人则在庐山购置大量不动产，一部分租给农民耕种，一部分作为商铺出租，由于大量人口南下，岳飞的商铺“赁金日增”，不过他并没有当大财主，而是将所得用于补贴军用，分文不取。
当他在风波亭遇害后，宋高宗派人抄家，当时宋高宗预计会小赚一笔，兴奋地对秦桧说：

“闻飞军中有钱二千万缗，……纵不能尽，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岁计所入，供军之余，小约亦数百万缗”。

宋高宗保守估计岳飞家里至少能抄出几百万，结果却大失所望，

“岳少保既死狱，籍其家，仅金玉犀带数条，及锁铠兜鍪南蛮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余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余万，书数千卷罢了”。

与岳飞合法经商不同，其他几位名将不但中饱私囊而且吃相难看。比如刘光世自比陶朱公，他的发财手段有两个：一是巧取豪夺侵吞民田，二是贩卖私盐。另一名将张俊更是高手，竟派部下假冒大宋使臣，与南洋诸国搞起来海上贸易。另外，张俊常使唤手下士兵建造酒店旅馆等产业，又省了一笔工钱。
另外两位名将吴玠和杨沂中更是商业奇才。吴玠擅长“佛面上刮金”，向僧侣买卖度牒。杨沂中则不怕重口味，垄断了军队的马粪产业。

军队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其他回答都说很好了，我再简单讲个岳家军军官层的情况。
岳家军最早的一批人，是岳飞从原来宗泽的东京留守司里带出来的军队。这批人有相当数量的河北人和原河东军班底。北宋末年的时候，河北被金人屠成废墟，这批人本身根本不需要做任何动员工作，自带对金人的刻骨仇恨。
再加上宗泽死后，东京留守司也屡屡经受考验。先是杜充继任胡搞，滥杀和逼走了一批人。然后南下的时候，队伍又是各种分散溃败。就算是岳飞带着的这批人，也先后和好几支其他的宋朝军队合流。因为军纪和价值观差别太大，发生过很多次冲突，甚至火并暗算等事。好不容易在南方安顿，岳家军又被地方州县误认作过乱军，兵粮也没法补充。军队内部因为缺粮和绝望还闹过分家，后来都是靠岳飞边搞军内比武拔得头筹，边搞意识形态工作，才真正收住了军队的心。
所以最后一直到岳飞收复建康的阶段，他手底下的那几千人已经成为了整个宋朝最精锐的一支力量，一柄千锤百炼磨砺而出的利剑。
有这样的一个军官团在，岳飞本人又是以身作则，品格高尚，当然对整个军队的建设是极有益处的。所以岳家军后来不单单能和地方相处融洽（这件事当时只有吴家军和岳家军做到，但吴玠也曾一怒之下杀了十几个朝廷来的军需官。），连南宋朝廷也对岳家军特有好感，基本给予最大的支持。所以短短七年，岳家军就能扩军到十三万。如此大的物资支持，又有社会地位和荣誉加持，进岳家军工作简直是那个年代所有军人的梦。再加上岳家军从来不克扣军饷，不单单岳飞，不少军官也经常倒贴钱。这样的氛围，也就是后来的戚家军和我党的军队才有了，练出的自然是精兵。
后来秦桧打算害岳飞，曾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把岳家军几百个军官一个个找来谈话。到最后，愿意不要脸黑岳飞的也就只有几个人。那可是在秦桧已然掌握朝堂，掌握军队，岳飞已经退休半年多的情况下。。。这样的军队，说没有信念是不可能的。

就我个人记忆和见解，不贴史料。

宋代大多军队不仅吃空饷，还克扣士兵粮饷。还是数量质量双克扣。陈米就不错了。发霉米的都没地方哭去。

岳飞军至少能保证足兵足饷。哪怕仅仅是把原定的官方粮饷实际下发，也比其他部队实际收入要多。

而岳飞自己也经常把自己的收入砸进军队。比如掏自己腰包给军队购买弓箭。用回易（宋代军方经商）所得的收入购买马匹，保证了一万多的精锐骑兵。

岳飞的夫人也经常慰问，补贴战死官兵的遗孤，让岳家军上下尽可能的没有后顾之忧。岳飞下狱时完颜构和秦桧估算岳飞的收入，还合计能抄家出50w贯左右的家私。抄完才发现就几千贯加一些土地。估算的那几十万收入早就砸进军队建设了。

在物质上，岳家军士兵的实际待遇是比其他军队好的，家庭也受到关照。装备也十分充裕精良。

在精神上，岳飞本人武力出众，军法公道严明，在威望上也让士兵甘于听令。不愿，也不敢违反。同时也不忘宣传爱国忠君思想。


可以说。胡萝卜和大棒，岳飞是全都准备了就好的那一档。同时他又极富有个人魅力。

这样的将领，怎么可能带不出军纪严明的部队？

和岳飞类似的还有戚家军，差异点在岳飞的钱靠军功赏钱和自己搞。戚继光的钱主要是结好张居正，由张居正下派。、

当然，宋明环境不同，这里并不是说戚继光的不是，仅仅是说到了就提一嘴。

再往后同样军纪严明，作战勇猛的部队。是更胜两者的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