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朝于谦？

如何评价明朝于谦？

1982年的一天，杭州西湖管理部门在重修于谦墓的时候，对墓道进行清理，发现遗骨尚存，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陪葬品，唯有青砖环砌的墓室上覆盖着黄土青草。为了让这位民族英雄能长眠于西子湖畔，重修过程中并没有惊扰遗骨，而是仿照明朝旧制建造马蹄形石结构宝顶，并将原有的七座于氏家族墓合为一座，在墓前统一设置石供桌和香炉，矗立写有“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字样的墓碑。十六年后，为了纪念于谦诞辰600周年，有关部门又在墓前增设石像生和石牌坊，才形成于谦墓今日之规模，供后人永久瞻仰和缅怀忠魂。




综合浙江文物志与《明史》  可知，于谦虽然祖籍是河南民权程庄镇于庄村，但先祖在元朝做官时就迁到杭州，从此在杭州落地生根，其中于谦曾祖父于九思曾任杭州路大总管，祖父于文明担任过工部主事。1398年于谦出生在位于今天的杭州上城区祠堂巷42号于家祖居，现被辟为杭州于谦故居纪念馆。七岁那年有个和尚路过于家祖居，在为于谦看相后称赞“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八岁的时候于谦就已熟练掌握对联规制，当邻居老翁出上联“红孩儿，骑黑马游街”  后，于谦立马对上下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让老翁暗暗称奇。
待于谦长大以后，独自一人前往三茅观读书。而三茅观位于杭州吴山南部，是符箓派道教圣地，供奉三茅真君，一次于谦在看完道士炼制石灰全程后，突然有感而发，写下“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诗句，即著名的《石灰吟》。如今三茅观专门刻有《石灰吟》诗碑，来纪念于谦的一生。


但于谦之所以被誉为是民族英雄，与北京保卫战息息相关，正是于谦的力挽狂澜，才让明朝避免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这当中德胜门古战场见证了于谦人生制高点。那是在1449年7月，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俘，50万大军全军覆没，不久瓦剌太师也先兵临城下，北京危在旦夕。就在明朝面临灭亡的紧要关头，于谦毅然挑起兵部尚书的重担，全程指挥北京保卫战。当时北京城能动用的兵力不超过十万，于谦先命令各军将领将所辖部队集中在九门城外排开阵势，自己则亲守门户德胜门，并传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决心背水一战。


同年10月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也先先派少股部队窥探明军在德胜门的部署，于谦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使用火器设伏反攻，将也先弟弟孛罗和瓦剌平章卯那孩击毙，令瓦剌军心大乱。此后两军相持五天，也先始终无法突破德胜门，就连西直门都攻克不了，感到大势已去，又听闻明军各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只得火速撤军，至此于谦赢得北京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
于谦在京期间，府邸位于今天的北京东城西裱褙胡同23号，为一座二进四合院。根据北京文物志的记载，为了表彰于谦的战功，明代宗朱祁钰曾试图在西华门另赐宅院，但遭到拒绝，理由是“国家仍处危难之际，身为臣子怎敢使自己享乐？”对于明代宗赏赐的服饰，金器和银锭等珍宝，于谦一律封存在自家府邸，只是每年定时查看一下而已。


1457年明英宗复辟，作为明代宗要员的于谦第一时间就被捕入狱。锦衣卫在查抄西裱褙胡同23号于府时，发现堂堂兵部尚书家里竟没有多余财物，就连醋都不够用，只有正室大门门锁很坚固。打开一看，全是明代宗之前赏赐的珍宝，原封不动以至于都生了灰尘。
于谦行刑当天，北京城阴云密布，围观民众都认为他是冤枉的。都督同知陈逵被于谦的忠义所感动，主动冒险为于谦收尸，将其归葬杭州三台山下，由于是秘密安葬，起初连墓碑都没有，只有孤零零的坟堆。
直到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亲自为于谦平反，高度评价“昔日正当国家多难之际，只有于公坚持公道持节，保卫社稷避免灾祸，但最后却被一群奸臣所害，先帝在时已知其冤，而朕实在哀悯他的忠诚。”但这一次只是赦免了于谦的家人，并没有为他修墓建祠。
1489年经过给事中孙需的不断上奏，明孝宗朱佑樘才正式下旨按照一品规格为于谦修墓，并在墓前建旌功祠，由礼部每年春秋祭祀两次，此外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太子太傅，谥肃愍。与此同时北京于谦府邸也被改建成于谦祠，门楣正中高悬“于忠肃公祠”木匾，三间二层小楼奎光楼为主要祭祀场所，内供于谦塑像，两边的楹联为“帝念有功群小谗谋冤太惨，公真不朽故居歆记地犹灵。”


到了万历年间，明神宗下旨改授于谦谥号为忠肃，从此于谦得名于忠肃公。而位于西湖的于谦墓也得以同岳飞墓相提并论，以“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的声誉名扬天下，成为游西湖必去的人文景观之一。

于谦（1398—1457），为明朝续命的大功臣，被誉为“救时宰相”。一生干过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尤其是组织打赢了北京保卫战，稳定明朝政权，事关中原文明的延续，居功甚伟。

景帝朱祁钰在位那八年，于谦权倾一时，是当朝唯一的重臣。在他蒙冤死后，声誉日隆。到了清初，南明的“剩斗士”张苍水，以埋骨西湖边，跟于谦、岳飞作伴为最高荣誉。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只有冤死才能把一代名臣的声誉推到顶点，获得最高知名度，享受最长久、最广泛的拜祭。所以我们民族的英雄，基本都是悲剧型的历史人物。

最爱君时常听到身边的人谈论于谦，有时他们说的是那个同名的说相声的表演者，有时他们说的是这位英雄，然后开始评价他，说他的悲剧是源于人格缺陷，简单说就是不会做人。

这种论调很多，还有一些学者写成了文章发表。每当听到/看到这种观点，最爱君只有一个念头：你们，不配说于谦。




▲于谦


1

史书写冤案，有一定的套路。比如天地变色、阴霾四合、六月飞雪等等，总之是营造一种戏剧化的情境，表达史（老）家（天）的看法。

但这些自然力的渲染是不靠谱的。如果靠谱，就应该表现出某种神力，让冤案受害者不死，而不是在刽子手手起刀落的时候，默默变换色彩图案。

唯一靠谱的地方在于，读史书读到这些气象突变的记载模块，就像有个人跳出来告诉你：这是个大冤案，千古奇冤呀！

于谦之死，是百年一遇级别的大冤案。后来修《明史》的人觉得写上气象突变还不过瘾，又加了句“死之日，天下冤之”。

这是说，不仅老天看不过眼，天下人也看不过去。

天下人是个什么范畴？包不包括与于谦同朝为官的同事们？

应该不包括。

2

有个叫朶儿的人，是冤案制造者之一曹吉祥的部下，在于谦行刑的地方以酒来祭奠他，痛哭不已。曹吉祥知道后非常生气，用皮鞭痛打他。第二天，他仍然祭拜如故。

都督同知陈逵深感于谦忠义，收其遗骸葬在北京城西。后来，于谦的女婿朱骥（也有说是其子于冕）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

这是冤案发生后，公开站在于谦这一边的人——朶儿、陈逵，以及于谦的亲人。没了。

举朝文武大臣，在杀于谦这件事上，要么失语，要么赞成。

杀于谦的主谋是发动夺门之变的“三大功臣”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但点头的肯定是复辟上位的太上皇朱祁镇。

给于谦定的罪名是谋逆罪，具体为“意欲迎立外藩”，就是想要另立储君。这个“意欲”，跟岳飞蒙冤的“莫须有”是一个级别，但当时居然没有人提出异议。

这说明什么问题？

第一，皇帝想杀的人，没人敢吭一声。第二，皇帝想杀的这个人，大家都觉得杀得好。

最爱君认为，前者当然很可怕，但这是皇权政治下的常态，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更可怕的是后者，杀清官名臣，同事们在心底喝彩，帝国权力中心的精英们，还有没有整体的道德底线？




▲夺门之变中的朱祁镇（剧照）


3

现在很多人评价于谦，基调是这样的：是英雄，是清官，但有重大的人格缺陷，跟同僚搞不好关系，四面树敌，导致被害时毫无奥援，“孤家寡人”。

这逻辑很顺，听着没毛病。不仅是于谦，历史上所有品德孤高、不见容于当时的英雄，都会受到类似的评价。最著名的应该是黄仁宇评海瑞，把海瑞当成“古怪的模范官僚”，道德主义的迂腐分子，意思是不值得学习。

官场有一条潜规则：搞政治的人不讲道德。

这是事实，但以潜规则为标准，去评价官场上的道德完美主义者，说你不能太完美，你要随大流，这像什么话？

相当于我们对着土匪说，你要杀人越货，不然不是一个好土匪。这不是鼓励犯罪吗？

指摘于谦有人格缺陷，不就等于对他说，你应该搞搞权谋，玩玩厚黑，不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吗？

官场是脏的，你于谦要跟着脏，不要想着给它洗干净，是这个意思吧？

4

的确，于谦不是一般人。

他自小饱读史书，崇拜文天祥，心中树立了对标的榜样。23岁考中进士，24岁被授职为监察御史，从一名纪检监察员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他28岁那年，已经是京城名嘴。那一年，还是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汉王朱高煦在山东谋反，很快被平定。宣宗让于谦负责口头宣布朱高煦的罪状，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发抖，自称罪该万死。

这情景，有点像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里面那个口若悬河的包龙星。

他后来外放为官，主政过的地方有口皆碑，百姓把他当作“神明”。

于谦在官场的晋升，全靠个人能力，但他最终权重一时，则赖历史机遇。

在他被召回京充任国防部副部长（兵部左侍郎）的第二年，明朝发生了开国以来最大的危机——土木之变。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率50万大军北征瓦剌，结果被俘虏了，有去无回。

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于谦淡定自若，采取一连串成熟老练的危机处理手法，包括怒斥迁都的消极言论、组织打赢北京保卫战、力主监国朱祁钰登上帝位等。

他就这样被推向历史至高点。




▲土木之变后被推上帝位的朱祁钰


5

时代呼唤英雄。于谦很快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

战争年代，这个职位含金量十足，几乎等同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时内阁大学士江渊、工部尚书石璞为入兵部协助于谦，两人争破头。可以想象于谦及兵部尚书的地位有多高。

这个时候的于谦，如果是一个后世评论者眼中没有人格缺陷的于谦，他就会愉快地融入权斗的潮流，愉快地接受人情世故的熏陶，一手捧着成功学，一手拿着厚黑学，把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政治家。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会跟后来夺门之变的主谋徐有贞说，你想做国子监祭酒的事，我在皇帝面前也美言推荐了，但皇帝拒绝啊。你先别急，我们再等等机会。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会对大将石亨向朝廷荐举他的儿子于冕感到正常，觉得这名大将懂规矩，知道投桃报李，是稳固的同盟党。而不会糊涂到不仅不领情，还上疏弹劾石亨徇私情。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不会眼里容不下沙子，嫉恶如仇，天天弹劾这个贪污那个渎职，而是握着别人的把柄，好让他们听命于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治小团体。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会专心做景帝身边的红人，让被俘的英宗老死塞外，而不是极力说服景帝迎回英宗，酿成日后杀身之祸。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会像嫉妒他的同僚所诬蔑的一样，交结权宦，树立党私，挟天子以令群臣。景帝那么听他的话，他想做曹操，问题不大的。

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就不会在获悉夺门之变的情报后，为了忠义坐以待毙，而是利用手中的兵权，先下手为强，彻底改写明朝历史。




▲制造于谦冤案的主谋徐有贞（剧照）


6

天了噜，如果于谦如你们所愿，他还会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吗？

所以，指摘于谦刚正孤高、不懂逢迎、不搞权术，本身就矛盾得无以复加。

我们这个奇怪的民族，一边对于谦推崇备至，一边又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为圭臬。难道没有人知道，这二者是绝然对立的吗？

每一个英雄都是人情世故的终结者。

一个民族如果以世俗标准去定义他们的英雄，那么这个民族真是堕落得够可以了。

可怕的是，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以前不是这样的。于谦蒙冤时，几乎整个官僚群体有种妒火熊熊燃烧的快感，这是事实；但即便明朝的文人士大夫，都不会以这种充满羞耻感的事实去反推于谦的性格弱点。

他们的认识很清晰，这特么是官僚群体的集体堕落，不是于谦的问题。所以他们会津津乐道地去传播于谦不遵循官场潜规则，不打点不送礼，只送两袖清风的事迹。

于谦被杀后，抄家的官员以为可以发现满墙的人民币，翻找半天却一无所获。直到他们发现一间上锁的小屋子，兴奋地打开后，又大失所望——里面全是景帝赐给于谦的纪念品（蟒袍、宝剑等）。别人都要挂起来，穿起来，裱起来，他却锁起来，从未向人显摆。

这种精神境界，已然把世俗成功学拉开了好几个身位。




▲杭州西湖于谦祠


7

于谦死后8年，随之明英宗去世，明宪宗继位，他很快得到了平反，各种荣誉加身。

当初沉默或窃喜的那帮官僚，摸准了新皇帝的思路，纷纷上表推进这件事。热烈的程度，恰好足以掩饰8年前的淡漠。

推翻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官职，追谥美名，追赠更高的官爵，种种哀荣已与逝者无关。这是做给生者看的，皇帝需要忠臣，所以不能让忠臣长久蒙冤，适时的拨乱反正可以激励属下的忠诚，并借以美化自身形象。

总之，平反昭雪是统治者基于自身利益所采取的政治举措。

官僚们起劲地参与其中，说到底仍是鸡贼的体现：他们容不下一个活着的楷模，却能标榜自己以死去的英雄为楷模。

这又恰是官场厚黑学与成功学活学活用的道场。

帝国官僚一个个油腻的中年人，无时不映衬着于谦的清奇。

反观现在，许多人对于谦的崇拜亦是廉价的，精明的，只用于标榜自己的某种正确认知。如果崇拜一个人就要参照这个人的行为模式、处事方式生活，估计绝大多数人都转而粉起徐有贞、石亨了。

如果稀罕于谦对我毫无用处，没有人会稀罕于谦。——很明显，这名英雄死后500多年，遭遇了新的困境，但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这个时代。

国士无双。
讲事功，于少保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土木堡之变，朝野震荡，若非于少保一力支撑，中国历史上就是北明南明。
讲操守，少保位极人臣，任人唯贤，不谋私利；不治产业，抄家之时家无余财。
正是"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很多读书少的人是理解不了什么叫家国情怀的。这种东西是真正深入到中国读书人骨髓里。也正是历史读的多，才更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情怀有胸襟有担当有先天下之忧而忧有许国不复为身谋。钱谦益这样的软骨头，也是有见贤思齐之心。只是大人君子需要百倍担当和勇气，他不是那块料子，正如写默写正气歌的洪承畴，何尝不想做文天祥岳武穆那样顶天立地的汉子？可惜他真的不能也不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是谓大丈夫。钱、洪这样的人迈不过这三道坎。每天算计三瓜俩枣热衷家长里短的，自然体会不到；容易小人心度君子之腹。中国历史读多了，还养不出浩然之气的，不仅学问不精，更是心术不正的问题。此处我不是特指袁腾飞。正如李小文院士所说，学问做到后来，跟人品是高度正相关的。历史读到深处，见识是看格局的。书生轻议冢中人。越是格局小，所见越小，越是小人心度君子腹。
“特别是所谓实用历史编撰学，他把内心生活和外在表象做了这种违背真理的分离，因此在现在往往不公正地对待伟大的历史人物，而歪曲和模糊了对他们的真正认识。因此，实用历史编纂学家并不满足于朴实地叙述世界史上的英雄所完成的伟大事业和承认这些英雄的内心生活符合他们的事业的内容；而是自认为有理由且有责任在有目共睹的英雄事迹背后追寻所谓的秘密动机，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自以为愈能除去英雄威名中迄今被称颂和受尊重的东西，把这种东西从其起源与真正意义方面贬低到凡俗平庸的水平，历史研究就愈加深刻。”--黑格尔。
当然最让我厌恶的是某些不学无术，亦没有人生历练，还特别爱妄发议论，故作惊人之语的。模糊平凡人面对死亡与威胁的无奈和寡廉鲜耻卖身求荣败类的界限，庸俗化地混为一谈说成是“押错宝”。对这种人，我连一句反驳都不想说。


很多胸无点墨，又总觉得自己精通人情世故的，也常觉得于谦、岳飞这样的人是“情商太低”，仿佛自己多么高明。岂不知世界上真的有许国不复为身谋，真的有苟利国家生死以。有赖岳余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岳飞于谦这样的聪明绝顶的人，能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岳飞这个人，满朝文武鲜有跟他关系不好的，有政敌无私仇。也不是像有些人说得那样一天到晚一根筋讲什么迎回二圣，进退相当有据。至于于谦，大敌当头敢重用石亨，他能一点不知道石亨此人品行？这是大局观，这是为国谋。而南明那帮蠢货，明明大敌当前，偏安一隅还忙着内斗，宁可自己把自己玩死，也不能便宜政敌。

我为什么这么爱我的国家，这么以我的民族和我们民族的文化自豪，正是因为我读过几本书，知道我们中国人从来不缺这样的人。大众是无情的健忘的。很多英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时候，不是没有料想到自己可能面对的背叛，不公和误解。但是他们许国不复为身谋，但是他们岂因福祸避趋之，但是他们取义成仁庶几无愧。这不是某些人做生意值不值的心态，说如果他们知道后来悲惨的待遇，会不会后悔的问题。英雄无悔。我们所做的，不是站在生意人角度上，假惺惺装良心替人家算计得失，替人家不值。我们真正的良心，正是某让英雄再伤心流泪，正是永远铭记这些英雄豪杰。而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也从来没有遗忘过他的英雄。岳武穆于少保这样的人，也终究是我们的精神图腾。至于某些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蚍蜉撼大树整些黑材料污蔑丑化英雄，给你看所谓“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的，其实一直都在历史的粪堆上。

谢邀
@chuchu

这是一个老问题，其他答案已经很全面，不在班门弄斧只说一些自己成为于谦粉的经历。
我九岁的时候，母亲单位分来了一个大学生，住在了我家隔壁，那个年代大学生还很金贵，工作都管分配，所以母亲请这个大学生给我补课。
有一天大学生给我补完课开始给我讲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于谦，那时的我还没有什么家国情怀的概念，但是懵懵懂懂的知道于谦是大英雄。在他的要求下，我自那时起记住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句诗。
上初中后，遇见了三观极正的历史老师，他对课本上的内容总是一笔带过，期末考试的时候会直接告诉我们你们记记哪个事件是哪个年代发生的就好。所以课堂一大半的时间都用来给我们讲故事，讲曹操的雄才大略，陈庆之的千古传奇，郭子仪的为官之道，范仲淹的先忧后乐。
但有一天，他用整一节课的时间讲了于谦先生，动情之处甚至哽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很自然又回忆起小时候大学生给我讲述的同一个人。
从此，我成了于谦粉。
2013年初冬，我人生里第一次去了杭州，放下行李后就去了于谦先生的墓，那天天气有些阴沉，先生的墓前没有其他人，但香槽里堆满了朝上插在灰里的烟头，可以证明来拜祭的人应该没有断过。我也点燃一支烟代替香火插下，心中默念一句：“男儿从不折腰，请先生受我致敬。”然后郑重的鞠躬三次，了却了平生之愿。
话题回到当年的大学生身上，以于先生为偶像的他今天已经成为我所在的城市的纪委常务副书记，是公认的两袖清风、让腐败分子胆寒的好官。历史老师则调去了深圳。我想，在遥远的广东，也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少年，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了一个知荣辱，正三观，有情怀的有益社会的人吧。
附上亲手拍摄的于先生墓碑照，于先生千古，于先生的功业与正气永存。

不请自来，看了很多答案，有讲的不错的，但更多的只是在无病呻吟。
       要评价于谦好在哪里？先要说他干了什么事，就是打退了瓦喇，保卫了北京，保卫了明帝国的中枢神经。完成这个任务是在什么背景下？瓦喇在土木堡消灭了明朝三大营的五十万军队，挟英宗皇帝破居庸关而来，各部的主要官员也殁于此役。面对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大臣是主张南迁南京的，因为三大营全面覆灭和各部主管的战死，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京师已经是人心惶惶。
       但于谦此时站了出来，首先另立皇帝，重新构建朝廷，也断了瓦喇挟英宗自重的心；其次将寄存在通州的粮食调入京师，准备保卫战的物质条件，安定了人心，其三，从各地召集勤王的军队，选用石亨等将领。 当时的于谦还只是一个兵部侍郎，而这个整体规划在明朝那种皇权集中的制度，是内阁首辅都难以做到的，正是靠着无谓的精神、坚定的信心以及在地方多年的经验，才站了出来力挽狂澜。
       如果明朝北京保卫战不胜，或者迁都南京会是什么结果？我想就和北宋开封被攻破一样，数年之间，长江以北恐怕就不是明朝的了，最终和南宋一样成为小朝廷。
      为什么会这样了？因为明朝和宋朝一样，也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这是一种对职业军人演变为军阀的不信任态度。在这种制度下面，军人很难掌握较大的权力，位置基本停留在总兵一个级别，掌握的也是战时的临时作战权和少部分的军队，很难再有前代将军对部队高度的控制力。然而，明朝也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北方的少数民族一直是心头大患，如果仅仅是割裂的军镇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的防御，为此还设立了像三边总督这样的职务，不过出于对武官的不信任，这个职位却是由文官担任的。就算了是有三边总督这样的职务，但在面临从辽东到甘肃这么长的防线上，也必须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和一支强大的预备部队，担任的这个职务的将成为明朝的旷世权臣，因为只有极大的权力，才能协调数千公里防线的事务，这个人对帝国割裂的政治制度造成挑战，进而影响皇权的集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出现了“天子守国门”的大明现象。
       现在守国门的天子和军队都被消灭了，一旦瓦喇入主北京，那么在北方的平原上，根本没有能阻挡瓦剌的军事力量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各个军镇为了自保，逐个归降瓦喇，以求取新政权的承认，而不顺从的会因为孤立无援而被消灭。此时瓦喇人会仿照蒙古人在中原建立政权，然后逐步完成对黄河流域的统治，而明朝会像南宋一样退到长江流域。这并非虚言，实际北宋和明朝的灭亡就是这样的，京城被攻破了，整个中枢体系完蛋了，各地或归降求取功名，或势单力孤而被消灭，北方逐渐落入敌手，投降者中著名的如金国庇护下的伪齐刘豫、明末的吴三桂等人。 （补充下，明朝直接灭亡的可能性较小，瓦剌和满清比，毕竟没有满清入关前完整的政府结构，而当时明朝内部也没有遭受持续的战乱，明末那样的四镇内讧很难出现。不过黄河流域都是平原，难以抵挡瓦剌骑兵的进攻，丢掉就难免了）。
       随着瓦剌异族政权的进入，北方的人民会起来抵抗，而军阀也可能因为利益分沾不均加入反抗的队伍，瓦剌为了消灭他们会不断的用兵，北方就会出现像南宋末年或者明朝末年一样持续的战乱和屠杀，北方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而正是由于于谦打破了明朝分权的政治和军事结构，成功组织了北京保卫战，最终使得瓦喇不得不退回草原，保住了明朝，避免了数千万人遭受战乱和屠杀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