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81年左右，在以“谋反”罪名杀了胡惟庸之后，洪武帝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老朱不待见丞相的理由是专权乱政，但他万万没想到，20年后一个新的组织——内阁成立了，并且后来的首席内阁大学士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丞相。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个特定组织的存在不存在、叫什么名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承担的功能存在不存在、有没有必要。只要社会需要这种功能，那么无论它以什么名称存在，都是一种必需和必然。
所以，在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陷入舆论漩涡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人发出一篇《中国红十字会的惊天黑幕》，将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的问题直接引向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一系列官方公益慈善组织？
因为红十字会存在不存在不是根本问题，即使红十字会不存在了，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一样可以承担红十字会的功能。将红十字会的问题引向官方慈善机构，根本目的是将慈善捐赠这些功能从官方手中“抢”走。
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十字会是一个伤口，但流出来的是整个官方公益慈善组织的血。
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有没有问题？相关领导的免职和上级机构的介入已经给出了答案。即便从最低的限度看，管理混乱、能力不足、态度傲慢、以权谋私等问题都是不争的事实，相信在疫情解除后一定还会有更深入的调查。
但是不是因为红十字会存在这些问题，引发了如此大的民情舆论，我们就应该“杀之而后快”，将这个组织一棍子打死、直接除名呢？
如果真是这样一刀切，那恐怕就是真的懒政了，也会让人真对政府的管理水平质疑。笔者认为就现阶段而言，红十字会不能倒。原因有三：
一、问题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
也许有人会反问“就这么多问题，还不严重啊？”笔者说的问题不严重不是指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问题不严重，而是整个红十字会系统问题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
在这次疫情中，也有不少文章写到四川红十字会表现突出、江浙沪政府治理水平高。其实，作为一个相对弱势的部门（这点不要争辩了），红十字会的治理水平大概率是低于当地政府管理水平的。这次防疫战斗中，湖北和武汉政府的管理水平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治理水平能到什么程度可以想象，也情有可原。
所以，治理水平低下并不仅仅是红十字会本身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红十字会能解决的。这是当地政府生态系统和整体治理水平的体现，如果一地政府治理水平整体低下，红十字会很难独善其身。四川和江浙沪红十字会表现突出，那是因为当地政府的整体治理水平较高。
就像治病一样，解决表面症状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我们更需要做的是从防疫斗争中发现政府治理的问题，从长远上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如果不从实践中吸取教训，那“多难兴邦”就只剩多难了。
二、红十字会功能无法取代
是红十字会的功能无法取代，不是红十字会无法取代。中国红十字会官方表述的功能是开展救援救灾、应急救护培训、无偿献血、器官捐献等工作。
即便红十字会现在非议很多，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甚至在大多数国家），要实现上述功能，尤其是救援救灾这样的大型项目，如果没有政府的组织参与是不可能的。在可以称为小奇迹的火神山医院建造工程中，涉及那么多部门、企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怎么可能完成呢？
政府（广义的）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由很多部门、单位，最终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每个部门单位都是政府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是保证政府运转的基本单元，红十字会亦不例外。只要这些需要政府完成的功能依旧存在，那么作为政府部门单位之一的红十字会（不管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都不能倒。
有人会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取代政府的部分职能，包括在这次疫情中，很多人转向了韩红基金会等民间基金会。市场和政府都是社会事务管理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市场有两个不可克服的弱点。
第一个难以克服的是外部性。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讲过了。第二个难以克服的是营利性。即使市场化的公益组织（基金会等）目的不是盈利，但底线是保持正常运转的收支平衡。如果一个公益组织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在当前的疫情下，大家踊跃捐款，民间公益组织的收入来源问题不大。但如果疫情平息，归于平静呢？笔者平时接触不少公益组织，大多数过得还是比较艰难的。
政府体制下，是可以克服外部性和营利性的。就像知乎上有人问“为什么快递业这么发达，还需要中国邮政？”回答里很多人提到“战争时，偏远地区，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中国邮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种事，只有政府才能干。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保证啥时候需要用兵。
三、制度体制优势
制度体制也是很多人诟病说政府不如市场的地方，其实就公益慈善事业来看，官方的制度体制优势要好过民间市场化。
红十字会这样的官办组织，其工作人员是参照公务员管理，进入需要通过公务员考试；领导是由组织部安排，并且肯定不可能终身制，隔几年就会进行调动。红十字会领导本身是不能决定提拔谁做副职的，甚至都不能开除自己的工作人员。
类似壹基金、韩红基金会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工作人员是社会招聘的，发起人可以一直是机构的负责人，也可以由发起人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可以说，发起人对组织有绝对的话语权。
两相比较，哪个更容易出问题？哪个更持久？如果论出现庸政、无能的概率，可能官办组织可能性更大，毕竟拿着死工资，激励机制不足。但如果论干坏事的概率，可能民间慈善组织可能性更大。
笔者并不是说民间慈善组织做坏事，只是从制度设计上看，民间慈善组织做坏事的可能性更大。这不仅仅关于个人品格，更多是制度设计。
壹基金曾经给王石的登山协会捐款117万元，因为王石是基金会理事；给某研究项目捐款2000万元，因为项目负责人是前民政部慈善司司长。可以肯定，基金会捐款是符合流程的，但这样的捐赠真是公益的，是没有问题的吗？相信有正常智商的都能看出来。
基金会是西方舶来品，国际上那些著名的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干了什么？这个有很多公开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查查。
还有西方富豪们热衷成立的公益慈善基金，“公益基金+家族信托”几乎已经成为大富豪的标配，并且国内不少富豪也在模仿。只不过国内现在没有高额的遗产税，富豪们采用这种模式的动力还不大，如果开征遗产税呢？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好的制度使人变好，坏的制度诱人变坏，西方的慈善基金会制度虽不能完全称为坏制度，但起码说明漏洞很多，并且还没有动力去堵漏洞。
笔者并不是怀疑韩红、李连杰的人品，他们做了很多公益，值得我们赞扬。但个人的生命力始终不如组织，在未来的20年、50年，甚至100年，我们都可以期待党和政府存在，但如果这些民间慈善组织的创始人不在了呢？
笔者一直强调，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肯定存在一些问题，但这是腠理之疾，还是膏肓之疾？需要我们仔细去思考。为黑而黑，无建设性的黑，都只能满足个人的一时情感，对建设更好的社会意义不大。
希望我们在疫情中都能保持理性独立的思考，身体隔离但思想不隔离。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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