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哪些大人物与名人晚景凄凉？看到菜头大师这个答案，突然想起来前两日看到的李世英的回忆文章里有关于姚连蔚的片段，就由我在这个答案下补充一点。
往事的回忆（选载之六）
李世英
六，狱中邻居委员长解愁泄愤吼秦腔
刚到西安八处，我们这些被抓的人是分开关押的。开完公捕大会，那些搞预审的干事们就忙着如何给我们安置罪名。
送饭的时候，劳动号子告诉我姚连蔚被抓的消息；我问他们姚连蔚关在哪里，他说就关在我的那一排监房。我虽然知道姚连蔚就关押在我那一排监房，不是隔壁，就是错开一两个监房。但是我们见不到面，因为我们都不能出房间。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然是不许往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把我们这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集中到一起，不再单独关押，而是集体学习，总结教训。后来干事竟然说我们不是被逮捕，而是“办学习班”！这引起大家的反弹，说，哪有在监狱里面办学习班的，外边就找不到一个地方？有的说，明明３０万人大会上宣布的逮捕，现在又说不是逮捕，那还得再开３０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一下。干事们也不辩解，他们当然知道不能自圆其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再说什么。这时，姚连蔚依然单独关押，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再后来，大约１９８１年初，又把我们这些人分开，单独关押——看样子政策又紧了，非要给我们弄个什么帽子戴上，安个什么罪名判刑不可。干事们又忙活起来，频繁提审，而且态度强硬，声色俱厉。我当然也意识到事情的严峻，所以坚持实事求是，没有的事决不承认，所以每次提审都是一番争吵。
这次我仍然是关押在第一排，刚来时的老地方。劳动号子送饭时给我说，姚连蔚就关押在我的这一排，他还是老地方，没有动。
原来我对姚连蔚没有什么具体印象，在省革委会讨论推荐他到中央的时候，我们这一派的人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是西派（即统指派）的基层组织的头，我们认为这是省委加强西派力量，削弱我们一派力量的做法。
如果从基本资料来看，他是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的。他是陕西长安县人，１９３４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上学上到初中，就开始务农，其间还做过几天的小贩。１９５１年，他１７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５年退伍，分到西安昆仑机械厂（军工厂）当车工，先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组长、政治指导员。I９６０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称号。那时候，工农兵的经历都是政治上可以得到高分的，他三者齐备，当然是很好的。
１９６７年七八月份，西安的武斗逐渐升级，发生在西安东郊的两大派在胡家庙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其中较大的一次，据说姚连蔚参与指挥。虽然我们都背着武斗的嫌疑，但是没有人认为指挥武斗是个光荣的事情。
我们也提出姚连蔚参与大规模武斗的问题。省上的负责人曾经解释说，他只是基层的小头头，武斗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我还有印象，关于他的介绍材料中介绍他在瓜菜代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曾经写过打油诗，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个问题我也提了出来。我提出这个问题，倒不完全是为了我们一派的利益，而是这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的一个转折点对立。我恰恰是在那个困难时期开始了思想的突变，在那以前，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觉悟，也没有什么追求，但在苏联变修，给苏联还债的形势下，激发了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认为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无论如何，一定要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所以，我虽然那时候整天饥肠辘辘，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应该做出的牺牲。所以，我也就维护当时国家的方针政策，不赞同对它们的任何不满和攻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我这些想法完全是自觉的，不是受什么压力而被迫的。我那时也不是共青团员，现在想来，我的觉悟应该够得上党员、团员，可惜他们没有发现我。
但是，这一点疑问也被省上的负责人否定了，好像说是这是他一般性的认识问题，一时的糊涂，想不通，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最终，我们的意见被否定，姚连蔚仍然被推荐为中共九大代表，不过我心中始终存在这么一个芥蒂。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中共九大在北京隆重召开，被推选为九大代表的姚连蔚，来到了北京，参加大会。后来的发展出乎我们的预料，恐怕省上的负责人们也没有料到，在中共九大上，姚连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陕后，当然还要为他落实基层的职务，这对群众代表当选中央委员的人来说，在当时是一个通例。于是，他成为省工代会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１９７３年８月，在中共十大上，他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
说实在话，他的“进步”之快，的确让人瞠目。如果别人认为我们也是火箭干部，但是我们的“进步”是拿命换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是经历了多次生命危机的。说个笑话，我们要算也只是“短程火箭”，他那可是“远程火箭”啊！
后来有一种解释，说是，当时，中共九大主席团圈定人选，发现陕西组的代表中，胡炜（第二十一军军长，陕西“支左”委员会负责人）是河南人；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陕西“支左”委员会负责人）湖北人；著名的赵梦桃小组的继承人，全国劳动模范吴桂贤也是河南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是陕北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只有姚连蔚是正儿八经的陕西长安籍工人——这正是大会主席团要物色的人选。进了大会主席团后，进中央委员会也就一路绿灯了。历史的一幕就是这样演出的。也许真的是这样的考虑，为了广泛的代表性，于是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不知道，其实也无须知道那么多，相信和拥护中央的安排和决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在北京召开。姚连蔚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出席，最后，会议选举当时８９岁的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女）、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壮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乌兰夫（蒙古族）、阿沛·阿旺晋美（藏族）、周建人、许德术、胡厥文、李素文（女）、姚连蔚为副委员长。
姚连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下子成了国家领导人，这更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此后，我与姚连蔚的接触不太多，见过几次，也都是礼貌性的招呼，没有深入的交谈过。不是还有什么芥蒂，而是地位相差太远，不便深谈。
然而，命运是那么捉弄人，我能有机会与他有进一步接触和相互理解，却是在这里——监狱中。这是后话。
开头，我与姚连蔚的放风时间是错开的，所以我们相互见不到面。放风前，已经给我们规定，不能到别的监室门口，当然不能犯规了。别说放风，就是打饭时我们也见不上——打好饭，我就得到监房里，干事把门锁好，然后再给下一个人打饭。
后来，政策又宽大了一些，也不一定是政策宽大了，也许因为提审阶段结束了，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上级——那时好像有政法委了，省委主管书记就是原来派驻交大的工作团长——我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上午在交大４０２大教室与他“拼过刺刀”的严克伦。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可以一起放风了。于是，我和姚连蔚就可以一起交谈了。
这一排监房并没有关满犯人，东头的监房有时也关一两个犯人，那都是不能放风的。所以，放风时间，整个院子里实际就我和姚连蔚两个人。
虽然原来我们两个接触不多，但是在这个地方见面，我们仍然觉得非常高兴。长期不能见到熟人，突然能够见到一个熟人，那种感觉，无异于在大漠中发现一个甘泉。
我与他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没有交集，所以干事们也不必担心我们串通案情，订立攻守同盟什么的。
他看起来很沉静自若，淡然从容，似乎坐牢的环境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精神压力。按照我的标准，他表现不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未来还有什么憧憬，反正自从我被逮捕以后，我已经不对官方抱有任何幻想了。
不管怎样，我们聊起来谈笑风生，非常投缘，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他是作为工人代表进入全国人大的，学历不高，原来以为他文化水平不高，实际经过接触交谈，我的印象改变了。不能只以数理化的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要特别注重文艺修养、社会历练、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等等多个方面的能力才比较全面。他在后面的这些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不能认为凡是工人代表就一定是“大老粗”，这是我和姚连蔚进一步接触以后很快就建立起来的新印象。
他是很爱学习的人，能背很多古诗，有些我也没有看过。比如，忘了什么人写的，后边两句是“日上三竿僧酣睡，看来当官不如闲”等等。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读这首诗，自然另有感悟。我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所以我们东拉西扯，话题甚多。我们两个的知识还有互补性——我国外的文学作品读的多，特别是原苏联的；他中国古典读的多，包括野史。
我还发现，他是一个秦腔戏迷，甚至可以达到票友的水平，很多戏的全本唱词他都能背下来，使我佩服不已。于是，他成了我的秦腔老师。
我其实也是喜欢戏剧的，不过这种爱好被完全压缩了，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迸发一下。
第一次迸发是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我们班上有一个豫剧戏迷，我们两个关系很好，一来二去，我也受了“传染”，而且发展速度很快，达到戏迷一级。我们两个约好晚上去看了几次豫剧。当时西安的豫剧团有两家，一家叫“狮吼”，一家叫“民众”吧。像我们这样人家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成为戏院的常客。哪怕像我们买的是两毛钱的站票，也是太奢侈了。但是，那时候就是那么着迷，还曾经有两次，我们两个逃学去看戏。我还买了豫剧唱本的小册子，按照简谱学着唱。其实，倒没有想当演员的念头，只是单纯的喜欢而已。
第二次就是文化革命中唱样板戏，这下改成京戏了。一方面有政治形势的原因，另外，我觉得唱词唱腔也都很优美，所以也很喜欢。有的样板戏中的不少唱段我都能完整地唱下来，尤其是《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记得有一次我与省京剧团一起去宝鸡拥军，我也即兴唱了一段少剑波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上厕所时，碰到同行的尚长荣——他现在京剧界的大腕了，他还称赞我唱得不错。
这次应该最有纪念意义的了——在高高的拉着电网的围墙之内，在武警战士的巡视监察之下，学唱秦腔。
事情是从我说到一个唱《周仁回府》挺有名的秦腔演员，下放到我们咸阳地区，我下县的时候还专门去看过他。但《周仁回府》的戏我没有看过，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真是问到兴奋点上了，他给我详细介绍了全部剧情，说原来全本戏名字是《忠义侠》，《周仁回府》是其中比较精彩的一场戏，后来全本戏也叫《周仁回府》了。然后哼唱里面的一些唱段——可以说，我不怀疑他能够把全本都唱下来，而且抑扬顿挫掌握得也很好。后来，谈到《火焰驹》、《三滴血》，都是一样，他都能不打绊子地唱下来。
对于秦腔，外地人一般都不喜欢，主要是黑头、花脸一类角色扯着嗓子喊的缘故，所以，有的陕西人也把秦腔称作“挣破颡（sa）（头）”。其实这种看法不全面，因为秦腔的女声非常婉转优美，男声也激越慷慨，雄浑苍劲。我对秦腔没有成见，还是喜欢的，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欣赏。
我听了他唱以后，挑了两段跟着他学，一段是《三滴血》中《路遇》贾莲香的唱段：
未开言来珠泪落，
叫声相公小哥哥。
周天佑：（夹白）你不要把我叫哥哥咧，我把你叫姐姐得成？
贾莲香：（唱）
空山寂静少人过，
虎豹豺狼常出没。
除过你来就是我，
二老爹娘无下落。
你不救我谁救我？
你若走脱我奈何？
常言说救人出水火，
（留板）胜似焚香念弥陀。 另一段是《周仁回府》第八场夜祭周仁的唱段：
周仁：
见嫂嫂直哭得悲哀伤痛
冷凄凄荒郊外哭妻几声
怒冲冲骂严年贼太暴横
偏偏的奉承东卖主求荣
咕哝哝在严府贼把计定
眼睁睁我入了贼的牢笼
闷悠悠回家说明了情景
气昂昂贤德妻巧计顿生
急忙忙改行妆要把贼哄
哗啦啦鼓乐响贼把亲迎
恨绵绵暗藏着短刀一柄
弱怯怯无气力大功难成
痛煞煞莫奈何自已刎颈
血淋淋倒在地严贼胆惊
哭贤妻哭的我悲哀伤痛
盼哥哥大功成衣锦回京 姚连蔚小声教我，他不大声唱，不张扬。
我就不同，我学了以后，只管大声唱。贾莲香的唱段，比较委婉抒情，唱一唱可以调节一下人的心情；而周仁的唱段，唱了觉得特别解气，更是激情迸发，扯着嗓子大声唱。当然，作为被管制人员，我当然要考虑干事如果追问“严年”、“奉承东”是不是有所指，我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之词，所以我才敢大声唱。这看来有些过虑了，人家压根就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排监室紧挨着管理人员的办公区，我唱戏的声音办公区的人肯定能够听到。我以为会引起干预，但是，干事并没有干涉我唱戏。在高墙上来回巡视的武警战士，开头是警惕地跑到我的监房前面看了看，看看没有什么危害，就是唱唱戏，也就没有干涉，于是，我就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吼秦腔的感觉，给我寂寥的狱中生活增加了一种调节的方式，也给我了一种干事和警卫战士没法干预的喊冤和泄愤的方法。
我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８日被捕的，１９８１年６月释放的，坐牢两年半；姚连蔚是１９７９年２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被逮捕的（比我们这伙人晚两个月），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９日释放的，坐牢两年８个月，比我多两个月。出狱时，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一样的，都是“免予起诉”。
我出狱时他还没有出狱，４个月后他才出狱。听说本来要早一点放他出去，但是他坚决不出去，一定要让人家给他说明白为什么抓他，不说明白不出去。谁来给他说明白？又有谁能说明白？这一切本身就是知法犯法，疯狂报复，恣意妄为，他们哪有摆得上桌面的理由？如果有，他们早就对我们进行公开审判了。我是希望公审的，但是审判者不愿意，可见审判者内心的空虚和胆怯，他们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搞名堂。
后来他之所以出了监狱，还是有关方面动员姚连蔚的家属来做工作，最后是他哥哥连拉带拽地把他搞出了监狱。
可能因为不给他安排工作，医疗费也不能报销的原因，听说他出狱后，“上山下乡”，甚至住在山上，拜道士为师，学习医术，就感到既意外又不意外，这也符合我对他的了解。后来，他又在长安老家，开了一个小诊所，治病救人，也算是寻找机会和位置，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贡献，为民众谋利益吧。当然严格地说，要找他的事，还可以抓他个“非法行医”，因为他至少手续不全。不过，已经把他弄成了一介平民，无职无权，没有什么威胁性了，也已经解了心头之恨，也就没有人去管他了。
姚连蔚做了两年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当了两年八个月囚徒。１９８４年，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个处分和我一样。
他在北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拿的还是他１９５９年四级工的月薪５８.８６元。当时，中央对他和吴桂贤、李素文等人实行了一种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这个与我们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是一样的。
出狱后，国内多次调整工资，当同姚一起进厂的工友月薪已提到１３０多元，他夫人的月薪也升为１１０元，而姚仍是５８元。姚连蔚已申请退休，昆仑机械厂年轻的厂长邱世杰说，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他主张对姚退休时的工资放宽一些。
后来，我们这些毛主席的崇敬者每年都聚会一次，纪念毛主席的诞辰，歌颂毛主席的功德，只要通知到他，他都会从长安他的小诊所赶来参加，可以知道他对于毛主席崇敬和热爱依旧，这也使得他与这些人增加了相互了解和感情。
大约２０１１年冬天，他骑电动车外出，胳膊受了风寒，开始有些麻痹，小诊所也无法料理了。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越来越糟。
有一次，说起他办诊所的事，我说你这是符合古代圣贤所说的“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他说，没有那么崇高的动机，没有“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的志向，我之所以学医，首先是因为工厂不给我报销医药费，我只好自力更生了。既然学医了，就顺便办个诊所，也给乡亲们看看病。有钱的给点钱，没有钱的就算了，只要总体上包住药钱就行。
２０１２年８月，我和夫人到广州带孙子，知道他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走以前想去看看他，也想好好聊聊天，他还是我的秦腔老师呢！但是因为走得急，没有去，心想，回来再去看他吧。谁知道这竟然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是在广州得到他去世的消息的。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日，他平静地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号。１０月４日，开追悼会并火化。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难过。我遥在南国，没法回来给他送行，也感到十分遗憾。我曾经计划的“好好聊聊天”，如今阴阳两隔，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奢望。
应该说，他至少是个对社会，对自己都认真负责的好公民。不能说他达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所称赞的那样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但是他至少是以此为目标和追求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至少可以对他说：祝好人一路平安！
官方对他的去世，没有一个字的报道。我一方面对此愤愤不平，另一方面，我又对此感到欣慰——这正说明他没有与那些不齿于人的家伙们同流合污。
我在此写下这些文字，表示对他的怀念和纪念。我再向他说一句：祝好人一路安！
◇ 附：一张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落魄讣告
讣告
西安昆仑公司退休职工姚连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日上午１１时５０分不幸去世，享年７８岁。
姚连蔚同志治丧小组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日
□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２０１９年４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