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话？

历史上有哪些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话？

毛主席读二十四史，一边读，一边写批注。
《宋史·太宗本纪》：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
毛主席注曰：但无能

元至正三十年（洪武三年）十月，逃到和林的元昭宗收到了一封朱元璋的信。除了主要内容之外，明太祖顺还便告诉他了一件事：
“《元史》修完了......”

对着一个尚在存续王朝的正统继承人，宣告其王朝已被“盖棺定论”......侮辱性绝对超过这封信其他“语言伤害”的总和：
1.“王保保可能已经对您讲过，今年四月份您的主力在沈儿峪覆灭了，他说的没错，是我干的。”
2.“也许您在为您的儿子买的里八剌走失而担惊受怕。请放宽心，我有一个好消息：他没事，只是被我绑架了。”
3.“您的父亲妥欢帖木儿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回顾他一生最为耀眼、伟大的时刻，无疑是决定退出大都的那一瞬。我们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并决定他的谥号为“顺皇帝”，无论您同不同意。”
4.“希望您能到边上来，做我的小弟，么么哒。”

（洪武三年十月辛巳）遣使致书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曰：“君之将扩廓帖木儿自太原奔溃后，以乌合之众犯我兰州，大军进讨，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败其众，斩馘无算，生擒严奉先、韩扎儿、李景昌、察罕不花等。惟扩廓帖木儿遁去，已命将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绥德卫擒送平章彻里帖木儿，问之为君旧用之人，特令赍书致意，进退之宜，君其审之。既而复致书曰： 今年夏，偏师至应昌，遇君之子买的里八剌及宫眷诸从人马，遂与南来。因念令先君审察天命，不黩兵战，委顺北归，其知几者欤？奄弃沙漠，深可悼悯。适《元史》告成，朕以为三十余年之主不可无谥以垂后世，用谥君先君曰‘顺’，已著为纪。君之子买的里八剌亦封崇礼侯，岁给禄食，及其来者与之同居，无恙。但不知君之为况何如？北方诸部人民，亦果能承顺如往昔乎？去年冬，二次遣官齎书遗令先君，使者久而未还，予故以此为令先君之失计也。前事之失，兹不必较，今再致书，以尝告令先君者告君，君其上顺天道，遣使一来，公私通问，庶几安心，牧飬于近塞，藉我之威，号令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若不出此，犹欲以残兵出没为边民患，则大举六师，深入沙漠，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审图之，毋贻后悔，余不多及。”[1]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某公在明朝时候做谏官，他曾经扶乩向神仙求问自己的性命，神仙说，你将在某年某月某日死去，某公计算时间已经很近了，他就郁郁不乐。结果到了那一天却安然无恙，他很开心。后来反而做了大官，官至九卿。
一次某公在同僚家做客，又扶乩请到同一个神仙，他问神仙说，你怎么说的不准呢，是什么原因呢？神仙说：“你自己不死，我有什么办法”。某公仰首沉思，片刻，恍然大悟，急忙羞愧的坐车走了。
原来神仙说某公要死的那一天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

1962年10月，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指挥者、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在战前会议上，不无忧虑的说：
“我们当面的对手虽是印度的“王牌”部队，但比不上蒋介石军队的主力，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拿出解放战争中打国民党第一八一旅和第十一师的劲头来，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还要准备打第二仗，第三仗。”
张国华认为印度的王牌军队不如国军主力，似乎侮辱性极强，其实完全是一种抬举，要知道他提到的“第十一师”就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胡琏统帅的整十一师在解放战争中没少让解放军吃苦头，所以张国华提出要做好打硬仗、打恶仗的准备。
一个月后，战争结束，张国华在总结时，笑着说道：
“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毛泽东的反面教员论：
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
我们青年时代也没有想到要革命啊。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我开始就搞些城市的工人运动，搞农民运动，此外搞些学生运动，搞些跟国民党合作的运动，就是没有准备打仗。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
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
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颁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