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什么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只是外因，根本原因是什么？

红军长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当时绝境之下保存红军,维护革命,朝着最终胜利进发。长征的成功,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大转折。

三人团。

根本原因，按照过去历史决议来说，是错误路线的问题，按照“前沿研究”来说，其实也还是错误路线的问题。
问题下面有知友照搬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也有知友讲到，红军长征的根本原因在于敌我之间军事力量的悬殊与我军军事斗争的失败。这两个说法其实都有道理，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合的（不止是中央红军，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主力，早在1932年的国民党围剿便失利、选择放弃了根据地，中央苏区坚持到1934年在当时已可称一句“红旗不倒”）
我们接下来就不妨顺道议一议黄的《张力与限界》，此书其实并不像今天一些人想的那样，是什么“离经叛道”、“揭露真相”（网络上甚至有的人拿此书当做“xx江西暴行录”来看待，提起苏区之败就要别人去读此书，看看cp做的坏事，证明cp应当失败、就该失败，实在莫名其妙）
黄道炫在书中讲的历史，仍然是符合历史决议、符合后来我党我军经验教训的论断。至多说不会过分按官方叙事，把责任通通推给王明、博古还有李德那么几个“错误路线代表”。
就比如说黄道炫着重讲苏区发展的第二章“燃烧的革命。他在这一章节，讲到红军是苏维埃革命的坚实后盾、武力支撑，也谈到了红军的建军方向。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红军：堡垒的坚强核心”这一节的末尾（也是整个第二章的结尾）黄道炫认为，1934年毛所作《对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当时红军建设的夸赞，“不一定完全符合他的本意”，因为在十年后的一份重要文件，《在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曾这样批评中央苏区时期的建军路线：

只赋予红军以单纯的作战任务。…不懂得培养和爱惜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供长期战争的适当调用，而是用的竭泽而渔的办法，在两年之内便把苏区的力量弄到枯竭的地步，迫使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去另寻生路。

不知为何，黄道炫没有标注这篇七大建军报告的作者与来源文献，读者联系上下文乍一看，可能会以为这篇建军报告的作者正是在前面，作1934年《对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赞扬当时红军建军路线的毛本人。实际上，《在七大的建军报告》一文的作者是“朱毛红军”两位首长的另一位，也就是朱德同志。
除此之外，黄道炫老师标注的《在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创作时间是1945年3月1日，但我们查阅《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收录的《在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却看到当年编纂此书的人大党史系资料室标注的创作时间是1945年4月25日，标题部分也明确标明，此文是《朱总司令在七大建军报告》。
两个时间相差了一个多月，不知是否为创作时间和发布时间之偏差，也不知黄道炫老师是在哪里阅读的这篇文件，让他没有标注创作人。



《中共党史学习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第456页

<hr/>言归正传，开头部分我们讲到，黄道炫老师的《张力与限界》其实还是顺着决议的话来讲的，同时我们又说，黄道炫老师的论断和“军事斗争失败论”是有重合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如果您阅读了朱德总司令的《在七大的建军报告》一文，再读黄道炫《张力与限界》，就能发现，黄道炫在书中第七章《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对第五次围剿、反围剿的敌我运动所作讨论，其实正与朱德对第五次围剿失败教训的总结相合。
朱德在报告中总结了四点第五次围剿的教训：一是实行冒险进攻战略、让红军主动冲入白区，“剥夺了红军的一切社会援助”，让红军只能以自身的兵员武器去与白军会战，而不是凭借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支援，灵活、有力的打击国民党军。
二是“以战略内线对敌人的战略外线”，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三是与敌人拼消耗，不能实现战役速决来战略持久，又以分兵主义分路对抗敌人，不能集中优势兵力，让红军以弱对强。
四则是“以堡垒主义对堡垒主义”，面对敌人进攻无望反攻，而采取完全的防守态势。




而在《张力与限界》第七章的开头部分“运动与攻坚”中，黄道炫就提到，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的主要思路之一，便是“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自由主宰战局，不冒风险”，由自己决定与红军会战的战场，陷红军与被动。

后来国民党军将领也认为，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方面战术主要内容就是：“主动地选择苏区有战略意义而又便于用兵的地方为一战役阶段。集中强大的兵力，作周到的准备，进行有限目标的攻击；攻占后即利用有利地形构筑碉堡封锁线，对苏区严加戒备阻绝封锁……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自由主宰战局，不冒风险。”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第354页

在接下来，黄道炫又提到朱德曾讲到过的“主动出击”问题。
黄道炫写到，在东方军的硝石之战失利后，中革军委已有“红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正确判断，却仍坚持不撤回闽西地区的东方军、不收缩战线退回苏区基本区，要求东方军继续在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试图通过运动战歼敌有生力量。黄道炫认为，这是“几次战斗不果，中革军委不免显得急躁”的结果。

硝石之战后，中革军委虽判断红军已经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但仍不愿立即退入苏区基本区作战，而是要求继续在苏区外围打击敌人，期望在运动中寻得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机会……几次战斗不果，中革军委不免显得急躁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第367～368页

在对“运动与攻坚”一节，黄道炫总结红军1933年9月～11月两个月时间的作战，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正与朱德相似：“错误路线”指导下的中革军委迷信“进攻路线”，将中央红军分为江西方向的“中央军”与福建方向的“东方军”，试图复制第四次反围剿中主动出击、歼敌主力进而使敌退却的成功，结果因为国民党军的新战略失效。
在这之后，中革军委又没有正确总结教训，而是推翻了之前“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的判断，要求红军在资溪桥战斗里去进攻堡垒，陷入攻坚战的消耗里。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第372页

在“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一节，黄道炫也提到了，红军于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后，即全面转入“堡垒主义”，寄希望于依托阵地进行“短促突击”的防御反击，结果是“短促突击”没有成效，反掉进“堡垒主义对堡垒主义”的怪圈：红军想要依托防线防守反击，可在战线碉堡之间机动空间被大大压缩，要进攻敌军防线，又不像国民党军那般有飞机、火炮这样有力的火力

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的，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第442页

1934年8月的高虎脑之战就是典型，红军部署完善的防御工事初时可以有效抵挡白军进攻，可仅第二日便在敌军的火炮之下遭到惨痛损失，双方的战损比几乎是一比一的——这样的兵力交换，国民党军承受的起，红军承受不起。





<hr/>看到这，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其实并没有多么“大胆”、“突破”，他的叙述，尤其是军事斗争问题上的叙述，与1945年朱德在七大上的报告其实并没有多少出入。
甚至我们大胆猜测一点，黄道炫的军事研究思路就是受了朱德报告的影响也说不定，朱德的报告，就是以1931年第三次围剿为“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分界点。
同样的，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以对第三次围剿中国共双方的军事行动与部署的叙述，为正文第一章的结尾。而后开始讲述第三次反围剿后的苏区政治经济状况。也便是著名的81年历史决议所说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战据上风的时期。
他所写到的那些经济困难、民众负担，不也正和后来解放战争中革命领袖与将帅们的判断一样吗？大家都知道，解放战争时期各地的军政首长都会以苏区之败为反面教材，讨论现在战争中的爱惜民力问题，批判苏区时期的“竭泽而渔”，这可是七十年前就有的观点，只是今人许多不读史书、不知道罢了，如何成了黄道炫一人的大胆突破呢？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讽刺的事？在开头的引子中，黄道炫谈到自己的研究动机：仅仅按照过去的历史决议，以一个“左”来为中央苏区的失败定性，是对这一失败中包含的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的忽略，可能断送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的历史的细节”。
面对“历史离开了细节”的现状，让黄道炫不禁以“博物馆里陈列的人体骨骼“为比喻：脱离了细节的历史，就如同博物馆里摆放的人骨，是人吗？确实是人，可这样一具骨架，又如何能还原整个人的全貌？

有许多问题尚不能得其详，简单的原则论述述和具体的历史运行脉络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算。而当我们重复当年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以“左”的错误为这次失败定性时，往往忽略了其中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是人吗？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第1～2页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不抱成见，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现实需要带来的政治口水，更多通过当年的而不是后来的，描述性的而不是价值评判的历史资料，回顾这一段曾经不那么愿意直面的历史。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第5页

换句话说，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与其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探寻历史深处的真实世界”，不如说是“还原历史框架下的鲜活面貌”，黄道炫的研究不是“穿破迷雾找真相”，而是“填充骨骼还真容”。
《张力与限界》一书的内容，看起来似乎很唬人，很“破坏革命神话”，其实不过是远离革命年代的今人的大惊小怪。
黄道炫先生自己也说了，毛、邓二人对这段历史的论断是“客观、公正、独具慧眼”（《张力与限界》第4页）无论他的这个评价是否真心，我们也能看出，他的研究并没有推翻多少“人体骨骼”，仍是顺着历史决议的“骨骼”，去还原革命历史的鲜活血肉。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到开头去，也回到问题的正题上，“中央苏区失败，红军长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还是那句话：按照过去的历史定论来说，中央苏区的失败是错误路线的问题，按照“前沿研究”来说，其实也还是错误路线的问题。

长征的起源不是江西五反，而是从四反开始起就注定了。
江西三反结束后的全国形势是，湘鄂西、湘鄂赣和鄂豫皖三大战略区包围武汉，湘赣、江西割据赣江两岸，这一时段红军也攻势连连：
红一先打赣州，后分兵打张贞和何键，再打陈济棠，之后再北线三次攻势（乐安宜黄、黎建泰、金溪资溪）
红四则是五大进攻战役（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川、麻城）
红二（红三军）则是向北出击襄北，向东扰袭武汉。
用国涛的话来说，就是这段时间蒋介石吓得迁都洛阳，手下嫡系师只剩七个（实际为十个）。
蒋介石的决定是先解决掉威胁武汉的江北两大集团，湘鄂西集团（贺龙&夏曦）和鄂豫皖集团（徐向前&张国焘），其中作战的重点便是拥有八个师兵力（10、11、12、73、74、75、独1、独4）的鄂豫皖集团，蒋介石为此动用了嫡系集团十个师中的七个（1、2、3、4、9、88、89），以及滇系王均集团（7、12），豫系张钫集团（75、76），半嫡系卫立煌集团（10、44、83），机动旁系军（13、58、80、独33），奉系郝梦龄集团（54），冯系吉鸿昌集团（30、31），甘系马鸿逵集团（35），除了正在江西的土木系陈诚集团（11、14）和孙连仲集团（27），以及在闽浙赣的赵观涛集团（6、21）、陈调元集团（55、57）外，几乎所有能调的动的有战斗力的部队都上场了，相比之下对付湘鄂西集团的只有鄂系徐源泉集团（34、41、48）和川系郭汝栋集团（26）。
这次江北大决战的结果我们后来都知道，经过8-9月决定性的交战后，鄂豫皖集团和湘鄂西集团纷纷被迫放弃根据地，分别转移去了川陕和黔东，这才是长征的前奏，并使得蒋介石得以将军事压力逐步转移到江西集团上，如果江北两个战略区没被摧毁的话，那么战略决战将继续在江北进行，红一也就不会面临后面四面受敌的窘迫处境，以至于走上长征之路。
所以，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鄂豫皖集团第四次反围剿军事上的失败。
会有人说，鄂豫皖八个师（4.5w）怎么打的过蒋军这么多师（30w）？
这当然是不对的，蒋军中很多都是二线和看家部队，负责一线进攻的只有三个纵队，其中与红四主力决战的只有西纵队（10、83、89）和北纵队（2、80），计五个师，集中在晋帅手中的红四主力也是五个师（10、11、12、73和独1），五个师对五个师，反围剿决战兵力从没有如此接近！更何况红军方面还有多个独立团可供支援（比如一个团吊打89d的罗山独立团）。
结果硬是把一场反围剿战争打成了军阀平推战争，经过三次正面硬推（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实在推不动了，才不得不跑路！当然走之前又平推了一次（黄安），收割了经验不足的1d和88d，代价是损失了天才青年战略家蔡申熙。
之后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一次，在决定跳出外线行动方向关键的枣阳新集战役中，四个师（10、11、12、73）对三个半师（10、44、83、独34），结果还是打成平推平手。
所以还是军事问题没解决好，导致的长征。
————华丽的补充分割线—————
所谓全国红军一盘棋，当你在其他战场都失败，仅剩江西一个方向时，也就只剩下被对手从容不迫地围堵和收割的命。
双方都懂得这个撒子道理，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红方陆续在其他战场组织了几次战略配合行动，但因为是偏师，其实没啥用。
1、1933.4，孔荷宠的湘鄂赣16a东征南昌，结果是差点被老对手何键偷家，16军自保就够呛，还征啥征；
2、1933.5，吴将军的鄂豫皖25a强攻七里坪，结果根本打不开驻军的碉堡，自己折损一半；
3、1933.9，国涛在川陕的四次进攻战役（仪南、营渠、宣汉、两开），虽然战果巨大，但里江西太远了，加上四川军阀爆兵能力太强，其实也没用；
4、1934.3，萧克的湘赣17d跑到何键老巢里折腾了一圈，但才4k人，何键自己就能应付；
5、1934.8，萧克的湘赣6a向西去找贺龙会师，但是奔着搬家和保存实力为目的，实际上也只是调动了何键自己的力量；
6、1934.9，寻淮洲的江西7a东出福建，结果打福州暴露了实力，让驻福州的蒋军嫡系87d觉得自己就能应付了。
唯一有战略支援作用的就2、6a重返湘鄂川黔后，灭了徐源泉的基干师41d，还从江西战场调动了27、30、31、58、79、85、43、97、98、99d等师来支援，注意其中后四个师是陈诚土木系嫡系师（一共就六个师），江西战场北线进攻的唯一主力，只可惜这会红一已经放弃根据地突围了。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强调萧克军事才能的缘故，没萧克把胡子的部队整顿起来（据杨秀山回忆，胡子的兵连手榴弹都不会用），打个陈渠珍都费劲，还打个锤子湘西攻势呢。

当时苏区搞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策自然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第五次反围剿这一年，几乎天天打仗，（就是长征途中，也不是天天打仗，）   一旦国军突破阵地，必须原地夺回来，否则，营连级军事干部，上军事法庭。
现在看起来好笑，这却是真的，

这是陈铁健先生为黄道炫教授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写的书评，可供参考
革命是天赋权力的“非常态”表现，它“不是包医百病的仙丹”。革命有时“被制造”，“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武装对农村的介入就具有一定的空降革命色彩”。人类发展规则与革命运动之间所显示的冲突，“时时提醒人们在革命令人炫目的张力后面，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从历史的大势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本书为博古、李德、王明，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在内，都说了公道话。
红军何以败走苏区？

——回到历史现场省视苏区革命

陈铁健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15日 09 版）
作者简介：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10月25日生于黑龙江安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8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2—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著有《重评〈多余的话〉》《瞿秋白传》《〈多余的话〉导读》《蒋介石与中国文化》（该书便是陈铁健老师与黄道炫先生合写的，12年出了修订版《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本书涉及到第五次反围剿的部分可与该书互为参照）《绿竹水南集》《书香人多姿》《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等篇。
    写中央苏区的文字，颂扬者居多，批评者也不少。黄道炫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截取1933-1934年中央苏区全盛到败走这一时段，着重探索以往基于政治考虑而被忽略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力求追寻原初的历史面貌；以当年的而非后来的，描述的而非价值评判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考察历史的本然进程。正是作者对历史的敬畏和谦卑，成就了这本以客观平实为特色而令人信服的良史。

    革命源流：物质利益和精神鼓舞


    革命，多由知识分子发起。20世纪中国发生的反满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莫不如此。先有主义党派，后建军队政权，再由党政军动员群众，占山掠地，夺权建国。反思中央苏区革命，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问题。

    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各地之间极不平衡。以土地占有情况来说，中国东南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赣南、闽西地区又小于这个水平。“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没有得到证实。”（该书31页）土地较为分散的赣南、闽西地区，竟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可证原先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联系起来的说法站不住脚。

    通常认为穷则思变，革命源于贫穷，固然不无道理，但当年赣南、闽西却非大贫大穷之地。赣南粮户年有剩余，农民可以吃饱饭，并有山货可换必要日用品。革命，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有限。1932年大灾，粮食短缺，加上频繁的土地变动，农民生活未升反降。姑且不计政策过激，仅大批党政人员涌入，军队激增，粮食供应紧张，就是重要因素。1933年春荒，富田人“甚至吃草”（260页），博生县有人吃药自尽，兴国黄塘区有人为争两升米把兄嫂活埋（261页）。第五次围剿开始，国民党加紧封锁，粮商囤积加价，粮荒严重。随着政府强行收粮借谷政策出台，农民生活更加艰辛。而在“赤白对立”的边界地段，生存状况恶化，“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350页）。总之，在不得不承认贫穷是革命的温床的同时，也不能说在某一地区革命就一定是由贫穷造成的，须知不少是“被革命”的。

    中共发动农民革命时所运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质利益策略，对农民仍有吸引力。将地主富农占地强行拿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之外，还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赣南、闽西宗族势大，公田占20-50%，属宗族集体所有。轮耕经营，由族中年长有威望者管理，并受农民自发监督。中共把公田分给农民，由集体所有转为个体占有，这对于注重实际利益的农民来说，其影响虽不能高估，却也非同小可。分到土地和财物的农民“一尝其味，绝不会轻易忘记”。他们“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皮干起来了”。他们说：“只要分到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71-72页）很多人在尝到分田地、分财物的甜头后，便把自家和革命绑在一起，跟着共产党走了。这正是发动者乐见的结果。

    除开物质利益，农民也注重精神利益。人生在世，不论文化高低，都渴望受人尊重，得到认可。农民的身份意识，长期被漠视，处于沉睡状态。中共通过政治鼓动，向农民宣传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使其抗争意识逐渐觉醒，这是农民拥护中共、投身革命不可或缺的政治、心理因素。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恰与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大小相一致。而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1934年政府借谷、公债等，平均每人负担超过3元）的情况下，仍然得到大部民众拥护，没有精神上的慰藉是难以做到的。

    游民也有参加革命者，多以改变其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窘境，或借机报仇、发财、做官、讨女人等为目标。游民在中共队伍中，可以发生正面作用，也可能发生负面影响，直接或间接制约中共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订和贯彻。胡绳说“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当不可小视”。

    用武力推动革命 在夹缝中求生存


    就苏区革命的进程来说，大多数地区是中共红军把革命送到农村，而不是农民自主发展革命。相当多的农民，更希望有人能够替他们创造出幸福，双手送给他们，而不是铤而走险。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是江西、福建是否具备成熟的政治、军事、地理、人口诸多条件。有了这些条件，再加上对农民革命潜力的调动和发挥，即使在赣南、闽西这样地权关系并非畸形的农村，也不影响这里成为革命的中心。

    本书引用陈诚对中共在赣南一带创建根据地的分析，颇堪玩味。一、地理环境。赣南地势高峻，山岭重叠，交通极差，是“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瑞金是“种一年吃三年”之地，“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二、政治环境。东有对国民党中央“逐渐反动”的十九路军，南有“形同割据”的粤军陈济棠部，西为“与政府同床异梦，与共产党亦无所害”的湘军何键部。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对江西鞭长莫及，有心无力，赣南山乡“更成化外”。人民对政府的“希望破灭”，易受中共宣传。“所谓贫穷是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就是这个意思。三、人口稀少。“地虽富饶”而“人口愈益减少”。中共军队的后勤，如地贫人多，则补给困难。赣南“富而不庶”，军队“取给于当地”并非难事。四、军事形胜之地。江西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举足轻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难左右逢源”。“赣南之成为共区，开头也未尝没有偶然的成分。及至坐大以后，才又加进去选定的成分。”本书认为陈诚之论“并非全无根据。历史如世事人生，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先设计好一切，成功者的秘诀不在于全知全能，更多的还在于发现、领悟、把握并适时创造机会的能力”（77页）。作者进一步指出，当年中共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弱势政治力量，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夹缝中求发展，乃是一条政治通律。

    外部客观条件固然重要，而主观能动和智慧运用同样重要，甚至非常重要。该书认为，苏维埃运动是中共仿效苏俄又具自己特色的创造的产物。它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白手起家，仅仅数年形成一支不容小视的武装，由此走上武力夺取政权之路，确实是一个传奇，令世人震惊。

    军事占领下广泛的社会动员


    苏区党与政权建设，都与红军推进和军事占领（即所谓武装割据）密不可分。本书指出“军事力量对政治和社会的主导作用，是观察苏维埃运动须臾不可忘却的基本背景”（109页），即“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111页）。

    如同中共建党时期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赣南、闽西早期党组织也以知识分子为主。随着红军大量进入，党员源流发生变化，人数激增。本书征引当时文件：“党的组织的发展，是红军打过之后才发展的，毛泽东起草计划，要三天发展十万党员。”（90页）到1934年8月统计，中央苏区的党员约15万人。中共组织原则直接承袭苏俄，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强调服从、忠诚、守密、牺牲和奉献。但超常发展党员，则会冲击这些标准。1933年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两万多人速成进党。瑞金用开会方式对新党员训练一天了事。博生县某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么？’”某支部“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里喊着‘加入共产党’”。不少人不知共产党为何物，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反水”问题。尽管如此，“大发展的结果，还是使中共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身的影响力”。（95-96页）

    苏区政权从中央、省、县、区、乡到村，村代表制度把触角有效深入到最基层，另有贫农团、妇代会、工会、反帝同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耕田队、突击队、轻骑队等。体系严密，环环相扣，层层相连。同时建立党、政、群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力求廉洁施政。各种群众组织中，群众性地方武装最受重视，发展尤快。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即提议组建农民武装，将16-45岁男女编入“赤卫队网”。城乡赤卫军成为红军的后备军。从省到县、区、乡，形成红军——地方独立师——赤卫队——少先队的有机链条，既保武力兵源供给，又可实现对社会的凝聚和控制，首开人民武装制度和全民皆兵制度之先河。1934年4月，这支群众达到50万人。蒋介石对它的作用，赞叹不已。

    革命的精义，不仅实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也需要实行价值观的改造，即实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整体变革。宣传功能下的文化教育，要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战争服务。“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小学一年级语文《三字经》通俗易懂地鼓吹阶级观念、男女平等和反抗意识，一时激起阶级意识，拥共思想。其他如扫盲运动、民众夜校、干部教育、工农剧社、文艺演出、红色歌谣、体育运动、群众大会，等等，其社会动员的现实功用立竿见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其进步之程度与麻醉之力量，殊可惊异”（132页）。蒋介石在训斥部下时，盛赞苏区教育“最有精神”。

    无庸质疑，中共努力唤醒苏区民众，动员他们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反专制求生存的阶级斗争，为当时中国社会带来一抹光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中央政府，其宣传意义大于实际作用，难以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胡绳说它是中共“左”的产物。然而，它却以拉开中共夺权建国序幕载诸赤色史册，成为中共历史值得大书的一页。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何以失败


    中共经过四次反围剿战争，呈现了强悍的政治力量，何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重创，败走苏区？本书认为中共失利既有自己的问题，也有国共力量的变化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后，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逐渐与外国建立正常关系，经济呈现较好发展态势，日本侵华势头略缓。1933年6月，蒋介石开始部署第五次围剿，依仗其武力优势（国民党50万，红军10万；前者有大炮1200门，后者只有几十门），取缓进战略：修路，筑碉，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蒋估量“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1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184页）。

    军事上，面对堡垒中的敌人和愈益狭小的空间，红军反围剿作战已不适用诱敌深入战法，而运动战也难觅战机，犹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彭德怀语）。这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运用最多的就是后来备受诟病的“短促突击”战术。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将主力埋伏于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军前沿阵地时，主力“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李德、周恩来、项英、朱德都有同样主张，朱德、彭德怀、林彪曾撰文论述。这是在战略被动大背景下一种寻求机动攻势防御的无可奈何的战术选择，虽有合理性，却不像李德和中革军委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巨大效应。

    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中共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人养活一员，负担奇重。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达30%以上（317页）。当时有人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288页）。岂止是牺牲一点！

    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其端的肃反运动，以党政军群的精英为杀戮对象，元气大伤。其理论依据是张闻天、梁柏台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包括自订法律法规的限制的理论。实践中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放手杀人，成为后来一系列整人运动之先导，遗害巨大。就中央苏区肃AB团的行动来说，它远早于苏俄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也不可完全归咎于战时环境。

    有准备的整军以退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以1933年9月底攻占赣东北之黎川开其战端，继而经硝石、浒湾、团村之战，两个多月已迫使红军转为战略防御。红军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圈里，始终未能实现调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标。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中共欲迎又拒，采取关门方针，失去联合同盟军反蒋良机。蒋介石几乎兵不血刃地击败十九路军，把福建纳入手中，转而全力进攻红军。1934年2月后，经过平寮、凤翔峰、广昌外围战，国民党军于4月逼近广昌。此时，共产党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受到不谙军事的中共领导人博古信赖，成为中共军事决策者，掌握了红军行动决定权。在李德指挥下，广昌战役从4月10日到28日，历时18天。红军打破不固守坚城的惯例，展开大部队参加的保卫战，被认为是苏区中央执行被动防御政策的体现。此役，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1/5。广昌战役后，红军转而采用依托坚固工事，实行固守堡垒战法，节节抵抗，以求为战略大退却赢得更多时间（442页）。后来把这段时间的防御当成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错误加以批判，显然有欠公允。

    面对苏区危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说，1934年3月，他曾提出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瑞金会议提出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早在1931年初就指示“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1933年3月，又提出红军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束缚于领土上，应“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积极评价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之举。到1934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已形成共识。6月16、17日，共产国际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同意撤离中央苏区。当时，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对此，国民党方面也预判中共红军动向。5月中旬后，蒋介石、陈诚已判定红军必将“西窜”，“冲逃”（441-442页）。

    为集中筹划战略退却。1934年夏中共决定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主持其事。7、8月，部署重要物资西运事宜，同时令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探路调敌。稍后，中央派员与粤军陈济棠代表谈判，达成红军“借道”等项协议。9月30日，共产国际电示：“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在物资、舆论、组织等方面所作的准备较为充分，过去一些回忆录说红军高级指挥员一直到长征开始仍不知将要进行战略退却的说法，已被证明不实（469页）。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于都河北集结完毕，战略大退却由此开始。在湘江战役前两个月，从赣南到黔边，行军3500里，几乎未遭遇大战。

    实质上决定红军命运的，是对手的动向。粤方为红军西进让路，是一重要原因。更要者，蒋介石明知红军必定“西窜”，却将包围圈的“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李宗仁语）。蒋介石日记：“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何键、白崇禧、陈诚纷纷建议增兵西线，合围红军主力。蒋介石却出人意料，西兵东调，逼红军西走，而非围歼。9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自问：“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稳操胜券的蒋介石，不等江西战事结束，即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山，到西安部署“川陕会剿”，把目光转向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

    本书指出，蒋介石确有对红军“放水”之意。蒋纬国晚年忆及此事：“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475页）11月3日，当红军主力已离赣南尚未远飏之际，蒋令部队缓进，“不必急取瑞金，而可先取于都也”。不无占领瑞金将会刺激红军回师之虑。本书引用何其巩11月底上书蒋介石谓：“赣南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再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又云“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向前）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蒋批曰：“卓见甚是。”蒋稍晚日记，将追歼红军、抗战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结合，意味深长。这也是红军撤离初期得以整军以退，顺利西进的有利条件。

    不过，两个月后的湘江之战，整军以退的8.6万大军，却一败而锐减至3万多人。本来桂系对蒋欲控西南不满，白崇禧于11月22日突令桂军主动撤离，使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沿线无兵防守，为红军敞开渡江通道。中央纵队距湘江不过80公里，如轻装疾进一天多可到。然而，领导同志需担架抬着走又携带坛坛罐罐的红军竟走了3天，错过渡江良机，招致大悲剧。后人对此质疑甚多，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已超过本文范围，姑置不论。

    余 论


    学问之道，在明理、悟道、启智、益世。本书以《历史的弹性》作引言，以《革命的张力》为结语，妙语横生，颇具意境。

    第一，“平心静气，不抱成见，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现实需要带来的政治口水”，“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最初的历史和我们的认知之间，恐怕总是会存在距离，所谓历史的弹性大概就是由此而来。”“政治口水”，盖指研究者的批判情绪。这是史学研究者的一种类型，往往在触及悲剧性历史事件和人物时突显出来，此与平心静气型研究者各具特色，又与各人经历相关。两种类型，只要言之有据、持之以故，就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并可互补短长，同舟共进。

    第二，“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本书翻遍历史资料，提供正反两面的大量细节，纠正了不少陈说旧论。近来有人指斥“碎片化、工匠式的史学研究”。“碎片”者，实即历史细节，而寻觅历史细节，又须有“工匠式”的索隐探幽、去伪存真的精神。历史家只能从细节与逻辑关系的必然性中作出正确判断。没有细节，只说空话，那是史学研究吗？

    第三，革命是天赋权力的“非常态”表现，它“不是包医百病的仙丹”。革命有时“被制造”，“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武装对农村的介入就具有一定的空降革命色彩”。人类发展规则与革命运动之间所显示的冲突，“时时提醒人们在革命令人炫目的张力后面，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从历史的大势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本书为博古、李德、王明，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在内，都说了公道话，正是作者“友善地面对他人”，“潜心地研究学术”所表现的良知和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