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就研究得很透彻了。
1902年，梁启超撰《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其第二章为“封建制度之渐革”，内称：“封建何自起，起于周。封建云者，以其既得之土地而分与其人之谓也。”又论及春秋战国至秦由地方分权趋于中 央集权，“及秦始皇夷六国，置郡县，而封建之迹一 扫”。显然是从“封土建国”之义上谈“封建制度” 的，明确地称周制为“封建制度”，秦以后则“封建 之迹一扫”。
该章“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提出并试图解答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
梁启超认识到，中国、欧洲、日本都有过土地、人口分封的时代，而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差异在于，欧洲有市民社会、市民政权，中国则无；日本有士族阶层，中国则无。这便导致了欧、日“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
如果研究过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剑桥《资本主义史(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远古到1848年)》等著作会发现：在向近世转型的过程中，只有士族这个阶层（在西方则为骑士阶层和中小领主）才有可能转型为资产阶级，官僚则永远缺乏转型为资产阶级的可能性。
官僚权力和资本权力是很难相互转化的，一个手里掌握着巨大权力的官僚，他很容易利用手里的权力进行寻租，获取巨大经济利益，根本没有转化为资产阶级，获取资本权力的动力。
中国明清时期，科举制几乎完善殆尽，也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阶层，政府是绝对的资源垄断者，官僚这个阶层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皇权的依附性，对风险的厌恶，以及对本阶层意识形态的极端捍卫。
就像清朝大学士徐桐等人严厉批评李鸿章他们建设铁路，兴办企业，认为会“扰乱祖宗陵寝”，而且夏商周三代时没有铁路，不照样天下太平、百姓乐业？进而痛骂李鸿章他们是“儒家叛徒，名教败类。”没办法，官僚们就是靠四书五经一路通过层层考试，披荆斩棘才成为朝廷命官的，熟知四书五经就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任何四书五经上没有记载的东西，都很难让他们接受并信服。
而且，科举制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分贵贱，只看考试成绩。事实上很多参加科举的学子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当然不是最底层，毕竟古代读书、上私塾也是很花钱的），本身就不是日本社会士族那种社会中坚力量。底层人一旦掌握权力，是极其厌恶任何创新和求变的。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这种东西，无异于革了他们的命。
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士族不具有人身依附性，愿意接受新事物，具备冒险精神，从国家政权的作用方面来看，明治政府在日本经济的近代化中的“杠杆”作用显而易见，对土族经济地位的转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治政府的俸禄改革，殖产兴业诸政策，不仅构成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环节，而且对士族层形成“推力”与“拉力”，促使其分化和资产阶级化（典型的如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等士族阶层的资产阶级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