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温铁军的《八次危机》？

如何评价温铁军的《八次危机》？

他的理论是有巨大的意义的，即对内弥合古今之变，对外抚平中外之差。

《八次危机》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十次危机》——当然这是加入了后来的内容。
但另一方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这套理论可以往前推。
如果我们继续往前推民国-清朝——可以一直推到三皇五帝，例如中华民族神话时代的“第一次危机”。
这导致一个后果，呼应了他另一本书叫《告别百年激进》。什么是百年激进？非常简单，最开始就是救亡图存的各种变法，变法失败后革命，革命失败后再革命，成功后进入改革阶段——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已经实现了最初救亡图存的任务，届时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自居？温铁军的答案是“告别百年激进”。
那么既然告别了那种“觉今是而昨非”的激进主义，我们又该如何自居呢？因为激进造成的历史断代又要如何补救呢？在分析方法论上，温铁军构建了一套（或者是两套）“不需要断代”的分析方法，也就是《八次危机》的分析方法。
激进带来的最显然的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和汉唐清是一个国家吗”这个问题，甚至讨论元清是否是中国都成了一种“讨论”。虽然基因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是当初那三五个人的后裔，这点确凿无误，但自我认知上因为激进而形成断代。“明亡之后无华夏”这个观点尽管是错的，但在这种激进的背景下，反而显得更加“合理”——同时因为对过去积极的否定，知乎还有个日经问题就是“我小学毕业回古代能当宰相吗”。
这个逻辑也很好理解，今天是90分的话，之前80分，建国前40分，大清20分，那大明就得是10分，我在一个90分的时代只要做到10分，那回到大明岂不是碾压一般的存在？

话又说回来，两千年以后的中国人看待这“百年激进”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是另一个版本的“周秦之变”？会不会是给“秦王扫六合”配一个下句“太祖掀三山”？
但无论如何，我们既需要独立、分段的看历史，也需要连续的看历史。我们不缺乏断代看历史的理论，但我们缺乏连续看历史的方法。

这是对内，温铁军还提供了一套世界史的分析逻辑：
南宋的“煤陶复合体”是工业前夜的工业化——宋出口陶瓷导致欧洲白银流出——白银流出导致贫穷和战争——欧洲不产银，相互掠夺完了只能搞大航海，一来可以直接进口中国陶瓷，二来可以寻找银产地——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清朝战争/中世纪战争以“白银赔款”作为特征（更古代的是占地+人口掠夺）——中国近代史以及后面大家都很熟悉了。
当然，这套逻辑也可以继续往前推，可以追溯到汉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作为起点。目的是以中国的分析方式串起了世界的主要事件。

而近代史给了更加细致的分析：
西班牙葡萄牙获得金银但未能转换成资本——英国转换成资本，工业化——德国使用国家的方式建设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工业化——苏联更加直接的使用国家的方式工业化——在地化的产业资本在大国以经济周期性危机为表现，但在欧洲小国则以战争作为表现——一战、二战——二战后黄金集中到了美国——电话的兴起使得美国资本开始转为非在地化的金融资本/苏联因为缺乏黄金选择非货币化的计划经济——美国的金融资本导致其可以货币化的高估高科技价格同时转移产业资本给日韩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苏联落败。
其中关于我国的就是：
建国后苏联输入资本——中苏交恶——恶化到珍宝岛——中美交好，尼克松访华——改革开放——承接美国产业资本——苏联解体，欧盟成立——欧元成立与美元竞争——欧盟南斯拉夫，美国世贸大厦——08危机——j20——一带一路——制裁华为——RCEP……
这个分析链条可以把几乎所有重大事情的因果逻辑梳理出来，尽管这种因果不一定是强因果，但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自洽。

好了，有了这套分析，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古今中外，所有大事都串联起来了，不再是孤例的事件。
但这套分析一定程度上和别的分析方法会形成冲突，好处是跟欧美那套孤立片面的民间分析方法（这套方法形成了我们的课本）相比看起来更自然、符合逻辑，坏处是和一些之前的分析方法形成一定的冲突。
秦时明月汉时关，我们见到的还是那些，我们还是那些人的后裔，用着汉字（尽管有一些简化、白话），百姓日用而不知。理解了这些，就能明白“明亡之后无华夏”是彻彻底底的扯淡——我们今天的一切其实都构建在五千年的文明之上，而不是说从具体的秦始皇、唐太祖或者中山先生。且不说“博士”二字就是承袭古代的名号，并且清北博士还能部分承袭古代的功能，高考制度从哪演变来的？中国人对读书的热衷是第一天的事情吗？
而温铁军的分析方法就是在隐晦的讲这种“中华绵延不绝”，告别百年激进后，我们终究要和平的接纳自己的过去，承认今天是过去的发展，也是过去的革新的结果。
这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近日拜读了温老的《八次危机》，感觉受益匪浅，整理笔记如下。
《八次危机》是一本把新中国如何基本实现工业化讲清楚的著作。其核心观点是“成本转嫁论”——将城市工业化的危机代价向乡村转移，是城市实现“软着陆”的条件。
要想维护主权独立，要想发展，就得实现工业化。但是任何工业化都绕不开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且任何资本原始积累都势必产生巨大的制度成本。所以要想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完成原始积累？二是向何处转移制度成本？
原始积累一般来源于三种方式，一是西方国家依靠对外殖民扩张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二是发展中国家以国家主权被干扰为代价，依赖外资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三是从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为三农）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由于发展中国家不能像西方宗主国那样搞殖民化掠夺，就只能依赖后两种路径，总结起来便是：对内剥削 + 对外举债。
于此同时，我们需明确代价不会凭空消失，代价只能被转移。西方国家自进入资本主义以来，经济危机都向全球转移代价。弱国承受强国经济发展的代价，而强国独享经济发展的收益。这也就是人类在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部分原因。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向全球转移代价，只能在内转移代价。纵观当代中国60年的国家工业化史，温铁军教授发现：凡是能够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城市便可以实现“软着陆”，既原有的体系便能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够向农村直接转嫁的危机，就会在城市“硬着陆”，随后导致国家财税体制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也就是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发生过三次城市经济危机，间隔约为7-8年，其危机代价均向“三农”领域转移，成功实现城市的“软着陆”。为渡过危机，政府三次都直接向人民公社、集体农村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这三次浩浩荡荡的转移行动，便是我们熟知的三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分别是1960、1968、1975）。
同时，国家从劳动力、土地和资金三方面，成规模地提取农业剩余价值，完成内向型原始积累。其具体表现是，农民为非农产业提供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农村为城镇化提供土地资源。不仅如此，国家还通过强制性规定农民必须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将农产品卖给政府，获得一个“剪刀差”的额外收入，从而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本。
危机一（1958-1960）
1949年建国初期，新成立的中国政府向苏联多次请求援助，均未得到苏联积极回应。但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半岛战争改变了一切，中国在付出了牺牲14万人、受伤被俘和失踪约25万人的巨大代价后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
此后，才有苏联在1950-1959期间，合计达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的援助。中国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大规模引进了苏联的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从农业国跨向初步工业化国家。
由于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决维护，中国政府拒绝了苏联在大陆构建海、空军指挥机构和通信电台等更加符合苏联远东军事战略的要求，苏联援助于1957年突然终止，外部资本趋于零。
为持续拉动国民经济，中央政府放权让利到地方政府。但由于地方政府未来得及建立工业化 “学习机制”，而唯一能参照的历史经验就是中央政府接受苏联投资形成的重工业模式，于是便有了被今人看得近乎荒唐的“大练钢铁”和“大跃进”，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于此同时，农民高度分散，国家无法成规模地占用农业剩余，国民经济快速衰落。如下图所示，财政收支在1957年之后表现为急剧恶化的趋势，到1960年则滑落到谷底。


基于当前困境，国家通过以乡为单位，通过建立高级社、规模经营土地等方式，建立高度组织化的农村集体，以便成规模地提取农业剩余价值，完成内向型原始积累。
在农村，政府正是有了合作社这样的“腿”，粮食征购、大兴农田水利等需要高强度提取农村剩余价值的工作才有了抓手。
同时，由于高失业率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等一系列问题，政府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此缓解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
总结而言，60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十年！在外资中断的情况下，中国主要依靠向内型积累，继续推动工业化进程。这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的经济和政治依赖，跨过了发展陷阱。
危机二（1968-1970）
1960年之后，中国周边地缘战略环境愈发紧张，相继发生了“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同期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略中国领海，更有美国和苏联先后多次策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进行讹诈威胁。中国与苏联及西方国家事实上已经处于冷战时期的“热战”边缘。
毛泽东认为，中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西部地区则在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范围之外（在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达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
因此，当时的中央政府从战争的角度，作出了两个决策：一个是要克服苦难，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搞原子弹。另一方面，宁可遭受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胁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经济史和军事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以巩固国防为目的、自主投资的“三线建设”，耗资巨大且很难有经济收益。1965-1975年，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这种“三线建设”客观上只能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移动，并没有“纵向”地调整原来的工业结构。何况转移到内陆和山区的企业，布局相对分散，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
因此，20世纪60年代，中国基础建设的投入成本显著增加，再算上国家在工业化空间布局调整上付出的这些巨大代价，政府财政赤字激增。以此同时再加上偿还苏联外债的压力，中国爆发了经济危机。
第二次财政赤字增加造成的城市危机，还是靠向农村转嫁而得以实现“软着陆”。1968-1970年，全国又有上千万知青下乡，除兵工厂和三线建设有少量招工以外，沿海城市工业经济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态。
危机三（1974-1976）：
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立的地缘战略控制基本完成。当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中苏发生边界军事冲突，国际地缘战略格局又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在亚太领域的地缘战略地位上升。毛泽东终于得以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于1972年开始恢复了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
1972年是个对世界和中国都很重要的年份。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后，随之而来的是产业资本流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美元大幅度增发派生“金融创新”，于是依靠衍生品投机吸纳过剩流动性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二是中国借尼克松访华，与美国解除了长达20年的对华经济封锁，转向使用西方的投资改造工业结构，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的第二轮仍然维持自主性的对外开放。
第二次对外开放延续了国家负债方式，中国更大规模地引进了欧美日等国的设备，把过分偏重于军重工业的经济结构转向偏重民生经济。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率先将西方资本引进国家工业化布局相对集中的沿海主要工业城市，以便调整国内“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
但是由于主要依靠引进更为昂贵的项目和服务来调整国内工业结构，中国几乎马上就出现了与“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在1974年开始投产引进的成套设备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才800亿左右，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再次严重不足，再加上偿还苏联的外债带来的压力，中国爆发了经济危机。
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1974年政府不得不以晚年毛泽东的威望，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去，也就是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籍此，城市得以实现第三次“软着陆”。
但是这个时候，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城市青年人的热情不再容易被鼓动起来。另一方面，1972年之后的高投资，带动了部分城市就业，这使得很多城市青年不愿意下乡，致使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难以顺畅贯彻，社会不满情绪逐渐酝酿。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任者无论谁遭遇到城市经济危机，都不可能再向他那样3次向农村送去成千上万的城市失业群体。所以，如果以毛泽东去世为时点来看，此后的城市经济危机一般都在城市“硬着陆”，除了1979-1980和2008-2009这两次危机以外。

一本挺棒的书，论据充实，列出了许多事实。
但是温铁军开出来的药方就……
如果非常认同温铁军开出来的药方者。
可以看看西斯蒙第、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路易 ·勃朗、约翰· 格雷他们写得东西。
他们意识到了剥削他人私有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用客观事实揭露了剥削他人私有制所造成弊端，以及剥削他人私有制自身内在的矛盾，正在制造毁灭自身的事物。
他们也指出了自食其力私有制的优点，以及约束剥削他人私有制，鼓励发展自食其力私有制，会让社会保持稳定。
但开出的药方是要让生产力倒退，他们知道剥削他人私有制，正在消灭自食其力私有制。但他们试图逆转这个客观规律，而这一客观规律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局。
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就是私有制中自食其力与剥削他人占比造成的。

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主要观点是建国后的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向乡土社会顺畅转嫁—也就是失业人口回家种地（三次上山下乡），就能够"软着陆"。
三农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说下我的拙见，抛砖引玉
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倾向是全行业生产过剩，而不是供需饱和，因为经济学里假设需求无限性，是一个不靠谱的假设，人类的需求是有限的，那么意味着全世界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
而需求有限的情况下还无节制发展生产力，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抛去意识形态上的xx主义，经济危机是波动性的，甚至是必然发生的——这是工业化的代价。
温铁军教授的一个观点是保留小农经济，这样能吸收过剩的劳动力，对于未来的危机有很好的缓冲。
但这样农民依然是低收入人群。温教授在《中国经验，比较优势...》中说日本的保护模式和欧美的高补贴方式在中国行不通，在做其他的方案
——要么目前的农产品如日本模式得涨价两三倍，要么可能需要美国十倍的钱进行补贴(美国只需补贴200万农民,而我国是2.5亿人)，显然行不通   
温铁军说的在做“其他的方案“，可能是通过"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 卖高价使农民得以获得高收入。温铁军搞的定县建设实验农村试验区，太过理想化了，竟然不用农药，用”辣椒、烟叶汁“等土办法来杀虫，这就有些不科学了。目前阶段不打、少打农药是对产量影响很大的，我国耕地仅18亿亩，部分粮食如大豆还依赖进口，大面积减少农药用量种植”绿色有机食品“当前阶段行不通。未来转基因可能会解决农药和产量的问题，但许多人眼里转基因还是“绿色有机”的反义词，更别提卖高价了，现阶段搞不起来。
温教授提出的保留小农经济，是一个缓解的办法，但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在我国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三农已经做出了太多的牺牲。这能理解，因为所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一个血泪史。在我们完成原始积累后，进行产业扩张，然后产业资本过剩时，才有条件亲民生、贫困。如今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理应反哺农业。
对于三农问题，主流观点是发展规模化农业，这能极大提高生产效率。注意一个是单位劳动生产率，一个是单位土地生产率。

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58亿人，耕种了约18亿亩耕地（播种面积24.51亿亩），人均耕种约7亩耕地。而2009年美国农业从业人口（farmers）为205.6万人，约有190万个农场，土地面积为29.7亿亩（扣除休耕面积），平均每个农场土地面积为1563亩，平均每个农场只有1.08人进行生产和经营，每个农业从业人口平均耕地面积高达1445亩
美国模式是不断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以大面积耕地、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在尽量少劳动力上获得高效益。我国如果采用这种模式的话，只能提供150~200万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廉价的季节性农场工人也只有约600万——这意味着上亿人的失业
如果采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化生产，我国农村18亿亩耕地可以提供0.3亿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就地工业化的合作社可容纳1.2亿人
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更重视前者。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多安置人口。
小农经济的低效率，和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对农技推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种植规模过小必然造成种植、交易和产业升级的单位成本过高，仅靠种粮（甚至包括部分经作）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更无力实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提高。
只有产业化集约化的种植业才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可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只有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适度规模化的农场（合作社）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水平。
“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对于未来的经济，有两个严峻的问题。一是上面提到的未来的经济危机，一个是产业升级——这又分为劳动密集产业的转移及机器化
因为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工资越来越高，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劳动密集产业必然会转向成本低的地区，比如印度和东南亚，未来可能还有非洲，这就会导致一大波人失业。虽然我们努力向西部转移低端行业，这只能减缓，事实上也并不顺利。
工业智能化是大趋势，机器人、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在未来将逐步代替人类重复的工作。一方面我们会因为机器自动-智能化降低人力成本，这将减缓甚至夺回流到印度东南亚的产业，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会因工业自动化成本的降低而重新夺回制造业——
这就得看各国的科技水平了，科技是重中之重，但无论哪种，都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人口。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出现生产、劳动力双重过剩，对于这个问题，就需要开发各种大工程，比如基建。我们从199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基建，目前95%以上的农村实现了三通（通水、通电、通路），国内的空间有限，还需要走出去建设
目前我们的发展策略是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前者让我们的产业走出去，扩大外需，后者让我们赶上工业智能化时代
事实上，目前全球都是生产过剩的，08年金融风暴持续的后遗症还在持续，一些发达国家可谓病入膏肓，中国的情况要好不少，实业强盛，且有庞大的内需未启动。
还有一个问题是能源问题太严重消耗不起，生产力发展太快释放不出来，需要热核能（可控核聚变）太阳能普及化才能解决。那个时代就是真正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主义了。

我们读这本书是分析决策者背后的逻辑，以求在国家政策动向中有能力自保